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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州模式看地方网络生态建设
2018-10-16 22:03:19 来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年第8期 作者:洪怡 【 】 浏览:2次 评论:0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4·19”讲话中提出, 网络空间是亿万网民的精神家园, 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对我国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网络生态是网络空间的构成部分, 健康、良好的网络生态对维持整个互联网空间的良性发展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从地方政府角度而言, 这一点更为重要, 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温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在维护网络生态系统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温州“7431”网络生态治理模式被国内学术界誉为网络生态治理的温州模式。本文以温州“7431”网络生态治理模式为例, 从网络生态的定义和特征入手, 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好网络生态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操作性, 以探求更为深远的网络生态治理模式, 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健康网络生态建设。

 

关键词:地方政府; 网络生态; 温州; 治理实践;

一、网络生态的由来和特征

网络生态系统最早是在2002年美国IEEE会议记录中提出的。2011年3月, 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网络生态系统 (1) ”这一概念进一步深化, 认为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全球性的体系, 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信息基础设施, 众多互相联系的人员、流程、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影响网络安全的各种条件。

网络生态是一个动态的、可持续的生态循环系统, 并具有区块性和自净能力且能循环发展, 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网络生态系统是持续发展, 不断前进、不断变化的能量综合体。网络生态具有被动性, 有物质与意识的参与, 随着时间和虚拟空间的变化, 不断进行能量与物质的交换并共同发展;二是网络生态具有区域条块的特性, 除了大环境的相似性, 即软硬件的基础性可以支撑网络空间正常运行, 更有涉及小环境的区域性。近年来, 杭州互联网科技进步很快, 从地方小环境来说, 正是有了阿里巴巴总部的依靠, 让浙江成为互联网技术的排头兵, 并惠及浙江各地;三是网络生态具有循环性, 信息流的交换和转移, 保证了网络的持续生命力及网络能量的供给。在网络生态环境中, 网络信息供应主体, 网络客户相互影响并产生作用力, 影响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及社会生态。比如, 信息供应者负责搜集环境中的信息, 并发布到网络供大家点击消费, 获取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及精神收益;网络个体, 在互联网中摄取相关信息并消费其中的部分信息, 在消费后作出反馈;这些反馈的信息重新被信息供应者搜集, 制作成为新的消费品, 在这个过程中, 信息流互换、交流, 反复循环, 不断发生, 给网络注入了活力。

二、地方政府在网络生态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

网络空间不仅仅是虚拟空间, 更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空间, 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是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 也是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 从当下来看, 地方政府网络生态治理面临哪些挑战呢?

1. 权威话语权分解, 网络生态危机考验政府公信力

网络时代的到来, 分解了传统社会中舆论引导者的话语权。由于当前社会环境复杂, 网络信息纷繁, 原本占据权威话语权的舆论引导主体失去了优势地位, 并由于信息接收者知识层次的区分, 令部分群众对网络上发布的政府信息产生怀疑, 使政府处于被动地位, 政府公信力下降。要想提升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能力, 政府与民众之间需建立一种互动、磋议、合作的对话策略, 强化危机处理, 加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和维护。

2. 网络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让政府监管难度加大

网络信息传播往往具有自由性, 不仅在于传播内容、传播渠道, 还有传播的人群和方式。在民众关注的网络反腐、公益活动中, 它在人员发动和政治参与方面凸显出惊人的优势, 有力弘扬了社会正气。同时, 热点事件和网络谣言似乎分不开, 有时候所谓的热点往往是无中生有, 恶意炒作, 所谓的网络大咖、网络诈骗群体故意编造、制造网络谣言, 利用网络受众的复杂性进行宣扬、欺骗, 影响公众正常生活, 挑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3. 网民情绪泛滥多因政府网络舆论疏导乏力

网络生态环境是一个公共环境, 是一个生态系统, 它有自我净化能力, 同时也有极限值。网民情绪的泛滥化容易被一些居心叵测的势力利用, 从而造成网络舆论的不良争论, 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国内多地地方危机事件, 多因地方政府监管乏力, 不能正确应对、及时疏导造成。因此, 在网络时代, 提高并创新政府的网络生态管理能力, 不仅有利于网络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三、温州“7431”网络生态治理模式分析

温州是一座网络大市, 网络规模居浙江省第二。据不完全统计, 当前温州上网用户人数达650多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72%左右,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温州市本地微博用户170多万, 接入网站数1.35万多个, 微信公众号有7000多个, 网民利益诉求意识非常强, 网络生态的维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典型性。温州“7431”网络生态治理新模式具有较强的推广性和借鉴性。其中温州辟谣举报平台入选“全国五大辟谣平台”, 曾被评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奖, 官方微博被评为全国最佳创新应用政务微博, 入选全国网络智能服务创新案例首位。

1. 模式构成。

一是落实七项制度, 全面推行网络实名制、实行本地网站记分考核管理制度、建立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管理制度、实行网络编辑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建立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制度、建立网上不良信息整治日常协同机制和通报机制、建立违规违法通报制度。

二是建设四支队伍:网管队伍建设、网评队伍建设、网警队伍建设、网技队伍建设。

三是搭建三个平台:官方主流平台、网络舆情导控平台、网络问政平台。

四是建立一个常设机构, 即温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成为温州市委市政府监管网络的关键部门, 赋予行政执法权。而这种治理模式的推开, 取得了不小成效, 主要在网络生态环境上更趋于风清气正, 地方政府网络监管能力不断提升、网络舆论引导机制不断创新。

2. 机制突破。

分析温州“7431”模式的成功, 主要在于这套机制在制度化设计、专业化分工、精细化管理等三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建章立制, 理顺部门职责。温州将其他地方网络生态管理运动式改为制度化设计, 出台了一系列成文有形制度, 这些制度一旦确定, 就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和持续的特性。同时, 温州市注意到很多舆情爆发的背后实际是政府各部门协调能力不佳, 导致对舆情的应对不及时, 使得舆情危机从无到有, 从小变大。因此, 政府需理顺各部门的职责, 各司其职, 共同合作。从温州经验来看, 温州一方面致力于顶层设计的制度化, 为解决互联网多头管理、效率低的问题, 温州市除成立温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外, 还专门成立一个常设机构——温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按照正处级单位配备, 赋予了行政执法权, 并在编制等方面给予倾斜。同时, 温州也将各项政策细化、制度化, 使得市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二是专业分工, 抓好关键主体。在顶层制度设计的同时, 温州市积极推行宣传队伍的专业化, 抓住新闻从业人员这一重点群体, 以加强新闻信息源有效管理为重点。同时, 建立网络编辑从业人员管理制度, 实行网络编辑审查信息负责制, 借鉴个人信用记录使用经验, 对有违规操作历史的网络编辑从业人员, 要求本地网站不予聘用, 切实从源头上加以防范。在整治网络谣言的专业化方面, 200多个政府、新闻、商业及社会网站被整合, 并建立全国首个联合辟谣平台——“一网二微”, 用于网络舆情发生时能及时查证并联合发声。同时, 从网络治理的路径探索来看, 温州还创新性地发挥了行业协会的自律和自主。2014年3月, 成立市民网络观察团, 开展主题性督查行动;2014年12月, 温州成立微传播联盟, 增强两个舆论场的共识。

三是精细操作, 丰富管理手段。温州市因地制宜地拟定了一套互联网治理防治办法, 制定出台《市网站管理暂行办法》, 借鉴驾驶员交通违章管理经验, 实行网站记分考核管理制度;对关注量5万人以上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实行登记备案, 明确要求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信息;对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目录, 开展网络编辑从业人员技能认定;与新闻从业人员这一重点群体签订保密承诺书和保密协议;对被处理的本地网站负责人、论坛版主、微信公共账号主编、微博博主等, 一律由新闻媒体通报;要求温州网等重点网站实现内部制度上墙, 进一步强化依法办网意识;对市属各新闻网站、各地互动类网站推进用户真实信息注册情况进行测试。这些措施目标明确, 都有着具体的量化要求, 便于基层干部的执行。

四、地方政府网路生态治理再出发

地方网络生态治理应向制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以共同形成舆情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不过, 网络生态治理作为一项巨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 基层政府在网络治理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应该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管理和发展的关系。基层政府在制定互联网监管政策的同时应该有意识地扶植和保护本地互联网中小企业的发展, 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 重视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性论坛等类型的网站立足本地, 能提供地方最新资讯, 更贴近用户生活, 更懂得用户的实际需求, 在服务的差异化上会有很好的提升。从操作方向来看, 地方政府应该摆脱传统思维的路径依赖:首先充分把握互联网模式的发展规律;其次, 要形成宏观格局, 明晰顶层设计, 统筹兼顾政府资源, 协调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再次, 要拓宽治理视野, 不断熟悉掌握新型信息供体的产生变化。

二是处理好管理和治理的关系。基层政府在制度层面上, 可以适当考虑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政府可采用新型“网络生态治理”, 将其确定为“一种通过公私部门协作, 全新的非营利组织、盈利组织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并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模式”, 这种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既不是市场中的自愿的个体行为, 也不是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首先, 需要意识到有效的网络治理需要前沿、负责、有力的法治政府;其次, 治理是一种互存互利并共同发展状态下的管理, 需明确一套行动体系的多中心论。因此, 结合基层政府面对的实际情况, 基层政府或可鼓励民间团体先行推动网络媒体的自律运动, 并由政府释放资源, 使民间团体将自媒体自律的问题回归到法律层面, 并在政策设计层面协调好管理和治理的关系。

三是处理好三个舆论场的关系。媒体和社会大众传受身份相互交织, 成为网络环境中信息传播的新常态, 构建了复杂的网络传播画面, 让社会舆论呈现出三个舆论场即媒体、民众和政府三方相互博弈、交织缠斗的局面。

网络生态管理应坚持小局服从大局、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 使舆论沿着有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有利于为更广大人民谋福祉的道路前进。实现三个舆论场的融合, 我们可以走如下路径:首先, 关注国计民生, 以官方舆论场凝聚媒体与民间两个舆论场;其次, 加强官方、媒体与民众的沟通与协商;再次, 在议题融合中实现三个舆论场的融合。网络生态管理是动态前行的, 要与网络科技、网络舆论场等网络生态因素的变化相适应, 不断调整, 不断更新。

注释

1 孙懋珩、邓玉杰:《基坑监测系统中传感网的节点部署》, 《通讯技术》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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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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