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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

 

吴理财  解胜利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不仅取得了伟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也促进了精神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进而提高了国民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文化的振兴繁荣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40年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完善。透视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的历程,可以发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念演进和逻辑变迁。从文化福利到文化权利再到文化治理的理念演进,推动了文化事业建设从文化统治到文化管理再到文化治理的文化事业发展制度和实践的现代转型,形成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中国模式。经过40年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确立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和人员保障机制,形成了稳定的人力物力保障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显著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国际化水平,在文化交流中增强文化自信;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性功能,在文化治理中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加快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文化+”理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多维创新,促进经济文化社会互促共融。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发展;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方针,在大力促进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公共文化事业在这近40年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2013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过最近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公共文化服务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况,到2020年完成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指日可待。

尽管我国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并不长,但是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而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从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全面现代化的国家目标之后国家各项事业开始步入正轨,公共文化事业也在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不断发展所以说30年的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也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40年来的探“我们走出了一条保障十三亿人基本文化权利的中国道路,创造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指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念不断演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逻辑不断变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内容、具体活动、具体服务,也不断适应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服务供给能力。40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动态调整和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创新发展和因地制宜的过程。分析总结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的成就,不仅有利于反思已有工作的不足,也有利于总结经验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新的跨越,早日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念演进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会受到不同时期人们对事物功能和地位认识基础上所形成的理念的影响和制约。人们对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也具有不同的认知理念,这些不同理念既反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物质水平状况也影响了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水平和建设模式。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发展理念经历了一个从文化福利深化到文化权利,再进化到更具包容性的文化治理的演进过程

(一)文化福利理念:集体主义的遗迹

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经常把福利和单位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单位福利”,这一话语肇始于集体主义时期单位制的确立,同时也彰显单位制下个体获得劳动报酬的形态和身份认同的来源。在集体主义时期中国城市地区的单位福利制度是基于国家或集体组织的单位工作形态而建立起来的一套与特定身份相关联的福利体系。彼时的单位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提供近乎全面的福利,包括分配住房和食物、免费医疗、教育养老和文化生活等在内的历经从“生”到“死”整个生命历程,但是这种福利也仅限于具有单位身份的成员,并且在单位成员之间形成清晰的等级制福利待遇。尽管改革开放前(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的福利是低水平的,但这种全覆盖的方式还是在包括国企在内的体制内成员中形成了一种国家包办福利的理念。在这种体制下,发展文化事业也是由国家向民众提供福利的想法十分盛行

改革开放后针对单位福利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也渐次展开,但这一改革比较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基本完成。相对农村社区以包产到户的土地改革迅速瓦解农村集体主义的体制来说,城市社区特别是单位社区依然在住房、医疗养老和文化等主要福利形式上享受着国家的支持和补贴,所以把文化服务视为国家福利的理念依然存留于社会意识之中文化福利的话语和表述尽管鲜见于当时的政策文本,但它作为一种理念却不仅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文化需求意识,也制约着政府文化部门的文化供给态度和方式。也就是说在集体福利时期民众对文化的福利缺乏主动的参与性,一切以国家的文化政治需要为准来决定文化福利的供给,个体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和接受者。

随着集体主义福利制度的逐渐消解和新的政府服务理念的引入,文化福利的内涵增加了新的维度,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更多把公共服务等同于公共福利,作为其中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便等同为“文化福利”。对于“文化福利”合理性的论证又主要基于人们的文化需要,认为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不但具有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需求,而且还有文化方面的需求,民众文化需求所获得的满足程度便构成人们的文化福利。一旦把公共文化服务视作一种“文化福利”,那么,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运作往往也会像我国其他公共福利制度一样,难以克服自身这样一个“惯习”:只注重政府的供给乃至“包办”,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复归到集体主义的窠臼,其结果却造成供给与需求的错位甚至脱节。

深圳市在全国较早推行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福利”的说法也最早见于有关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闻报道之中,后来逐渐被国内其他媒体政府官员学者所采用。这种政策话语正好契合了集体主义的福利记忆和精神理念,文化福利的理念一时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指导理念。但是在我国作为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缺失民众必要的民主参与(其他公共服务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上,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的表达机制和民主参与的环节。更为糟糕的是,在某些政府官员看来,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公共福利,是政府的“民本”作为甚至是“恩赐”,人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它。这种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二)文化权利理念:个体主义的崛起

除了把公共文化服务视为“文化福利”以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当作公民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从理论上说,这比把它简单地视为“文化福利”要进步了许多。文化权利理念在中国的普及可以看作是个体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崛起的表征,它是两种力量汇合的产物,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深化激发了个体权利意识的生长,另一方面是国家法治化建设的深入,使得来自西方的文化权利话语结合公民宪法权利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所谓公民文化权利,一般是指公民依法享有进行文化选择、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创造以及对自己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有被保护权等多方面的权利。国内学者大多引用国际公约来论述公共文化服务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文化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人人有权享有的文化权利,特别是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权利。”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为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公民的文化权利要求,而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政府提供的一种福利。国家层面直至20069月颁布的《“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才首次引入文化权利的论述,提出“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将政府的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公共文化服务上来。文化权利超越文化福利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新的指导理念。

但文化权利的话语和理念实质是一种个体化的东西,这种个体化的东西,如果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育导,往往会滑向自利的一端,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在当下,一些人只是一味地强调“权利”,而忽视担当与之相应的“责任”,造成了权利与责任的失衡,在当下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权利”往往被工具地使用,它不是积极的主张,而是消极等要的“东西”。一方面文化权利作为一种个体化的“东西”加以认同,另一方面文化无疑是一个公共性的范畴,公共文化服务也具有公共性特点,用个体化的文化权利来论述公共性的文化服务,在逻辑上似乎有些别扭和怪异。把公共文化服务视为公民应该享有之基本权利,无疑是误导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它们都没有把握住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和主旨。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旨,不是这个服务本身以及它提供了什么样的“公共文化产品”,而是通过它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也即是通过公共文化生活的复兴重建个人的权利与共同体社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共生互荣关系。所以文化权利的理念依然没有把握住当代中国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质内涵

(三)文化治理理念:合作主义的兴起

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和传播,治理理念被引入到各个领域指导研究和实践,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表述出炉以后,文化治理的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使用。因此,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从文化治理的高度重新审视公共文化服务,就会发现,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质就是建构公共性,在一个公共性日趋衰落的转型社会中,它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以文化治理理念指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就要求以治理理论中核心原则合作主义来促成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和多元主体的参与,进而以公共性的建构来确保社会合作机制的持续再生产。

文化治理强调文化参与和合作的重要性,大大深化了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内涵,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文化治理理念包括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文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和文化治理目标多重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就是主张政府、事业单位、非营利性组织、专家、公民之间在平等合作的关系框架下,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公共文化事务管理和服务,强调政府要通过与社会各方沟通、互动,共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不能只局限于政府手段,还可以引入市场和社会手段,同时也要鼓励多种方式的相互结合,以提供多层次多种类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治理目标的多重化就是说文化治理的目的不仅仅只是治理文化进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单一目标,而是有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目标指向,也即是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达到“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文化治理的理念相对文化福利和文化权利来说是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具有合作性治理特征的文化治理因应了公民参与意识的崛起、社会力量的壮大和国家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多重因素的发展,以文化治理理念指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才能加快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形成,以文化的力量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二、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逻辑变迁

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受历史因素和域外实践的影响,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不同的时期显示出不同的发展逻辑。从早期沿袭改革前的单一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文化统治”,到对文化事业进行市场化瘦身而只进行单纯的“文化管理”,再逐步走向包括政府、社会组织、文化企业和个体互动合作的“文化治理”。这一逻辑变迁也意味在今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中要摈弃过时的强制性、单向度的文化统治的逻辑,超越传统的管理文化事业的文化行政或文化管理逻辑,更加注重多元行动主体以互动合作的方式实现对文化的治理

(一)文化统治:政治的逻辑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全面学习苏联实行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被新的集权体制加以全面控制,政治主导着社会的运转。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控制主要阵地,也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文化的政治属性不仅体现在国家通过文化的政治教育作用认同现有政权,更要通过政治文化教育而生产出不断革命的接班人,直到达到文化政治的顶峰进行文化大革命。而与此同时,文化本身的审美、娱乐、沟通等功能都被遮蔽和掩盖,政治的逻辑主导了当时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就是以统治为基础的目标原则来发展当时的文化事业。民众参与文化活动大都是在一种被组织、被控制的状态下进行的,很多时候国家具体决定了民众可以参与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范围和时空。也就是说一切文化活动的开展都是服务于现实政治。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各项工作都在拨乱反正后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历史惯性的巨大影响,体制转换也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更难转变的是已经被文化统治主导教育了几十年的民众思维和认知逻辑。所以,直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统治的逻辑才开始有所转变。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主导逻辑依然还是文化统治的逻辑——文化在整个社会建设中仍然从属于政治,文化依然被作为可以起到“重塑灵魂的作用”的工具,国家把防止资本主义文化的腐蚀和入侵作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政治目标,民众依然在文化内容的选择上面临诸多限制。与这一逻辑相一致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包办和主导着文化事业的发展。

由革命年代发展形成的文化统治模式,尽管在凝聚人心、提高革命意识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控制性的文化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窒息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发展能力。改革开放后随着和世界其他国家交流的深入,逐渐认识到过度强化文化的政治属性,导致国家文化竞争力不强,民众也对单向度的文化管控越来越难以忍受。所以,以政治的逻辑进行文化统治的模式来发展文化事业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亟待变革。

(二)文化管理:行政的逻辑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项事业逐步走向正轨,以官僚制为主体的政府现代化管理体制不断健全和完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文化事业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方针的确立,也淡化了前期文化统治的色彩,文化事业的发展地位也就从政治的领域下降到行政的领域,也即国家开始以行政的逻辑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事业进行管理和规范。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不再具有特殊性,甚至成为弱势发展部门,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制约而日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

文化管理就是国家文化行政组织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为实现预期的文化发展目标,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和规划对社会文化事业和文化市场进行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和控制的管理过程。这种文化管理过程始终贯穿着行政的逻辑,也就是行政化管理是在行政系统内部以等级性、封闭性、命令—控制、向上负责的运作模式确保行政管理的效能和稳定;在外部则严格以法律和制度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这一时期政府仍然通过自身的文化单位向社会提供一定的文化服务,而文化单位内部也是以行政的逻辑进行生产和管理。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更多是进行行业监管,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市场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潜力。

规范的行政管理本身也是政府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文化管理以行政的逻辑运行却可能带来诸多不适。首先是以行政逻辑运行的文化管理只注重内部的层级制运行,缺乏民众的参与导致政府文化管理和服务出现迟缓、被动、前瞻性缺乏等问题;其次是文化内部生产组织以行政的逻辑进行生产和管理导致效率低下,服务内容不能和群众需求匹配;再次是对文化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更多是出于减轻财政负担的目的,所以对文化市场主体也只是进行简单的管理,而没有有意识地把文化市场也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所以这一时期以文化管理来发展文化事业只能提供较低水平、内容单一的文化服务,对社会的文化引导也停留在初级的、较低水平上。

(三)文化治理:治理的逻辑

进入21世纪,随着民众文化需求的提高和民众参与意识的觉醒,文化统治的模式早已过时,文化管理的模式也无法有效应对新时期的文化发展要求以及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新期待,这个时候文化治理就应运而生。治理理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在西方社会兴起并得到实践,但是把治理引入中国的文化领域却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文化治理具有比治理本身更丰富的内涵,也就是说它不仅要用治理的逻辑来治理文化事业,还要以文化为载体和内容来治理社会多方面事物,也就是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

文化治理在当代中国语境和情景中具有多重逻辑内涵:首先,公共文化服务涉及资源分配、社会整合、政治认同,以及这些过程的象征化、美学化和合理化,而所有这些无疑都属于文化治理的议题。套用行政语言来说,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达到“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其次,公共文化服务包含权力关系的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供给者)与民众(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实质上促进了二者关系的互动和重新建构。一方面,政府通过公共文化服务这种软性治理的方式,使得民众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之中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达到了政治整合的效果;另一方面,民众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从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公民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再次,公共文化服务涉及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协调和合作,也体现了现代多元合作治理的精神。最后,公共文化服务也有赖于政府体系内部的资源整合和功能协调,促进政府自身治理结构的转变,形成合作、共赢的政府治理结构。

以治理的逻辑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是放弃国家对文化的领导权,而是以群众愿意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引领,也不是抛弃对文化事业和市场的管理,而是要整合资源,赋权社会,以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文化生产和服务。所以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文化治理,不仅赋予了公共文化服务更高的使命,也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球化时代要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民族文化复兴,还要以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要完成对文化服务机构的升级改造,以更高的效率和水平为民众提供优质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使民众在感受文化精神和享受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树立文化自信,增强国家认同。

三、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取得的实践成效

(一)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渐成体系

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遇到瓶颈期,主要是因为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对经济发展进行顶层设计而忽视了对文化事业的顶层设计。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着眼于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现代特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根据新的发展理念,国家不断加强顶层设计,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提供系统的制度保障,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始进入顶层设计的轨道,随后,《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专辟一章,标志着开始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顶层设计规划。2007616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一个多月之后,《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驶上了快车道。党的十七大把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十七届六中全会把“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作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要求“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的战略性地位,同时也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来引领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热潮。《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再一次将“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城乡居民能够较为便捷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写在基本目标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任务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文化部7部委联合发布“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等文件,不断完善顶层设计,为全国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正式印发,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制定了标准。2016年,文化部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完善顶层设计,切实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和社会化。制定《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办法》《文化馆管理办法》《各级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各级文化馆业务规范》和《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2016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颁布,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是承担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责任主体,规定政府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组织、管理、提供、保障中的职责,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法律制度。该法作为文化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奠基性和纲领性法律,也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已经形成。

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放在文化建设的顶层位置来抓,凸显了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度的文化自觉。针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难题,国家不断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机制,并作出超前的规划设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彰显了国家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自觉。日渐完善的制度机制也加快推进了公共文化服务在价值取向、建设理念、治理能力、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提升。

确立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和人员保障机制,形成稳定的人力物力保障体系

基本的经费和人员保障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可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人力物力资源也不断增多,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化建设水平的提高,我国还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和人员保障机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人力物力的保障体系,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能的发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把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则。近年来文化事业费稳步增长,2016年全年全国文化事业费770.69亿元,比上年增加87.72亿元,增长12.8%,比2012年增长60.5%;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2016年达到55.74元,比上年增加6.06元,增长12.2%。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0.41%,比重比上年提高0.0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事业费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文化事业费都在稳步提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也明确规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公共文化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纳入本级预算,安排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也标志我国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经费投入机制。

 

 

图1  2006-2016年群众人均文化事业费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6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据统计,2016年底,纳入统计范围的全国各类文化(文物)单位31.06万个,比上年增加1.15万个;从业人员234.81万人,增加5.37万人。其中,各级文化文物部门所属单位66029个,增加319个;从业人员66.10万人,增加1.56万人。

 

 

图2  2006-2016年全国文化单位机构数及从业人员数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6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2016年底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2301个,比2015年增加1514个,从业人员33.27万人,增加3.08万人。其中各级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表演团体2031个,占16.5%,从业人员11.52万人,占34.6%。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和充实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队伍。

 

表1  2007-2016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基本情况

年份

机构数(个)

从业人员数(人)

演出场次(万场)

国内演出观众人次(万人次)

总收入(万元)

演出收入(万元)

2007

4512

220653

92.7

75895.6

829045

203757

2008

5114

208174

90.5

63186.8

933685

204842

2009

6129

184678

120.2

81716.9

1121669

288214

2010

6864

185413

137.1

88455.8

1239255

342696

2011

7055

226599

154.7

74585.1

1540263

526745

2012

7321

242047

135

82805.1

1968802

641480

2013

8180

260865

165.1

90064.3

2800266

820738

2014

8769

262887

173.9

91019.7

2264046

757028

2015

10787

301840

210.8

95799

2576483

939313

2016

12304

332920

230.6

118137.7

3112276

1308991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6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形成较为完备的服务网络

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网络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与产品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近年来,各级政府切实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不断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补齐文化民生短板,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为重点,以流动文化设施和数字文化设施为补充,统筹规划,均衡配置,推动各级公共文化设施基本达到国家建设标准。同时加强贫困地区的流动服务点建设,配备流动文化服务设备器材,实现流动服务常态化。截止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馆一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基本实现了“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也实现了基本覆盖,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不断提高。

截止2016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53个,比上年增加14个;全国公共图书馆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达到1424.2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9.4%;全国平均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103平方米,相比2015年增加8.3平方米;图书总藏量90163万册,增长7.5%;全国人均图书藏量0.65册,相比2015年增加0.04册;电子图书88798万册,增长6.9%;阅览室坐席数98.60万个,增长8.3%;计算机21.16万台,供读者使用的电子阅览终端13.49万台,增长6.5%

 

 

图3  2006-201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资源情况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6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201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发放借书证5593万个;总流通人次66037万,增长12.1%;书刊文献外借册次54725万,增长7.5%;外借人次24892万,增长7.8%。全年共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140033次,增长22.3%;参加人次7138万,增长20.8%

2016年全年全国文化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共组织政府采购公益演出13.90万场,观众1.17亿人次。利用流动舞台车演出11.31万场次,观众10381万人次。中央直属院团全年开展公益性演出1335场,其中赴老少边穷地区演出241场,面向老红军、留守儿童等演出132场,社会效益有力彰显。

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44497个,比2015年增加206个。其中乡镇综合文化站34240个。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3991.01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3.7%;藏书2.74亿册,增长4.4%;计算机37.73万台,增长4.4%;对公众开放的阅览室117.63万平方米,增长7.7%。全国平均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288.64平方米,比2015年提高8.69平方米。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农家书屋项目,经过十年的发展现在已建成60多万家农家书屋,向农村配送图书达到10亿多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0.13册到1.25册增长了10倍。彻底解决了农民看书难看报的难的问题,成为文化惠民的重要体现。

 

图4  2006-2016年全国平均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截止2016年末,全国国有美术馆有462个,比上年增加44个。全年共举办展览6146次,比上年增长16.8%,参观人次3237万,增长4.8%。截止2016年末全国共有文物机构8954个,比上年末增加278个。其中,博物馆4109个,占45.9%。博物馆文物藏品3329.38万件,占文物藏品总量的74.7%2016年全国文物机构共安排基本陈列12203个,比上年增长12.4%;举办临时展览12420个,比上年增长5.2%;接待观众10126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9.5%。博物馆接待观众85062万人次,增长8.9%,占文物机构接待观众84.0%

经过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发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服务阵地标准化建设不断推进,人均文化设施面积和人均藏书稳步增加,流动服务设备逐步健全,流动服务愈加精准,显著增强了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及性。

(四)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显著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激发社会活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化和均等化,近年来文化部门积极推进建立现代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它包括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多化的供给内容和多化的供给方式。通过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文化志愿者以及个体文化骨干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通过协调推进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形成了多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体系;通过送文化和种文化结合阵地服务和流动服务并举,完善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平台,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多供给方式。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的建立显著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也有效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均等化发展

1供给主体多元化

譬如,四川泸州市大力引入社会力量,创新公共服务内容,“积极探索新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探索推动民营书店开办阅读书吧,引入艺术学校进社区开办各类免费培训,扩大社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技术、手段和资源的渠道,让民营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转变理念,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公约数”。

浙江台州市近年来也在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临海、温岭、黄岩、路桥等县(区)在基层文化工作中,逐渐由政府包办向社会参与、志愿服务转型以政府引导或奖励的形式扶持培育民间文化团体,吸引民间资本、公益团队等社会力量进入文化服务领域。实践证明,这一模式让群众成为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提高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综合利用水平。

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志愿服务也得到蓬勃发展。“截2015年,已有24个省、275个地级市组建了文化志愿服务机构,各类文化志愿服务团队有6700多支,登记在册的文化志愿者人数突破百万,接近全国基层文化队伍总量的三分之一”。

目前各地方政府综合运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公益创投等多种模式,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和服务,推动有条件的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文化类社会组织文化类企业和文化类志愿服务团体不断增加,全国各地已基本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不仅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文化供给,也显著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2供给内容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深入,人们的需求也因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多元化。针对这一现实文化部门也不断开拓创新,积极引入多种文化形态,形成多化的文化内容供给,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文化需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市积极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通过内聘外请方式开办市民文化大讲堂每月举办 12场,内容涵盖年俗文化、养生文化等10余个系列让百姓真正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采取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方式,鼓励支持街道戏剧社、书画社、诗友社、合唱团60多个群众文化团体组织常年开展活动。师市还充分挖掘红色文化、知青文化、戍边文化、地域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广场文化”。

安徽安庆市文化部门对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供给坚持丰富而又均衡的原则,有效满足了群众文化需求。文化部门“在主题策划和节目挑选上坚高标准、严把关,注重演出的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群众性,使广大市民在欣赏节目、参与活动的同时,受到教育和启迪。‘广场文艺天天演’的内容丰富多彩、雅俗共赏,既有时尚优美的歌舞类演出,又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黄梅戏表演;既有诙谐幽默的小品演出,又有惊险刺激的杂技表演;既有专业的剧团演出,又有精彩的群众表演,是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文艺演出”。

各地方政府都能积极主动地丰富文化供给内容,在积极发展现代文化的同时,自觉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为普通群众提供普惠的大众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引导高雅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形成了立体多层次的文化内容体系。

3供给方式多

除了最基本的阵地服务,很多城市还积极拓展服务方式,推动流动服务和网上服务的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多化,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数字化

“根据鄂尔多斯地广人稀,农牧民一家一户分散居住的实际情况,鄂尔多斯市建立了流动文化馆、流动图书馆和流动博物馆,2012 年,市政府投资 4000多万元,统一订制 111 辆机动文化车和灯光、音响、乐器等配送到全市各公共文化单位,为发展流动文化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力发展流动文化服务,使流动文化服务成为内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文化车的诞生与发展,为鄂尔多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入了活力,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形式,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湖北黄石市为保障边远地区群众的文化需求,在 2 年时间内,为市县两“三馆”以及乡镇文化站配置了流动电影放映车、图书车、演出车。市图书馆已建立 24 个图书流动服务点,每年开展流动服务近 200 次。市群艺馆和县级文化馆经常深入各村镇社区、厂矿企业、学校、军营,每年组织流动演出、流动展览近百场,把文化惠民活动延伸到城乡每个角落。

通过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工程,以及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等项目,使群众获得数字文化资源的手段更加便捷。很多地方整合数字文化资源,形成了更丰富和便捷的服务平台。上海通过打造“文化上海云”,把市、区、社区三个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总门户平台,让海量的公共文化信息形成公共文化大数据。重庆市创建了“公共文化物联网”,集中配送全市公共文化资源、产品、活动。在“互联网+”的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能为群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也提高了文化产品的可获得性。

四、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未来展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体系的基本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现代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目标正是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进一步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服务宗旨,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人民为中心,体现标准化、均等化,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首先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工作理念,在今后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公共文化建设为了人民、公共文化建设依靠人民、公共文化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理念。这就要求公共文化内容的创作人员,要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深入群众,向人民学习才能创作出表达人民心声,契合人民期待的优秀作品。同时还要对我们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员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入脑入心,把为人民服务的技能学牢学实,让人民群众在享受便利温馨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切实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

其次要充分发挥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首创精神和参与热情,引导群众在公共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努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搭建各类文化展示平台,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学习,鼓励文化能人自我表现,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化水平,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力量,特别是文化志愿者组织的积极作用,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群众参与、群众同建、群众共享良好局面;加强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民主管理,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吸纳社会各界代表和群众广泛参与,构建以公益目标为导向、内部激励机制完善、外部监管制度健全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最后,还要为人民监督和评价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便捷的渠道和制度保障,群众的监督和评价不仅是督促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高服务效能的有效途径,还是人民不断反馈公众文化需求,进一步改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创新服务内容的重要方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文化权益,最终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

(二)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性功能,在文化治理中促进社会和谐

从文化治理的高度重新审视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发现公共文化服务涉及资源分配、社会整合、政治认同,还涉及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以及这些关系的协同和合作。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社会治理功能就是引导社会、教育人民和推动发展。很多创建城市都以文化治理的理念指导了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引入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加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中,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整合和组织机构优化。但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治理功能关注较少,没有认识到文化服务在提高公民素质、培育政治认同以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隐性治理作用。“一些地方已经从文化治理的角度,认识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但仍有一些地方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理解肤浅、片面,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就是‘唱唱跳跳’图个热闹”。

海市注重加强居民自治,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居民自治模式调研,推进居民参与本社区公共文化事务的管理和建设,引导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认识到公共文化服务可以达成社会治理效用的创建城市。

在以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该更加注重通过公共文化服务这种软性治理的方式,使民众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时潜移默化地加强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达到政治整合的效用,同时在微观层面通过公共文化营造社区,促进社区认同,培育社区精神,最终达到社会的整合与和谐。

“文化+”理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多维创新,促进经济文化社会互促共融

如果说互联网+是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跨越边界的产业融合的话,文化+则是在相关事业和产业经济中注入文化元素,或者以文化的力量促进其他内容的升级发展。在国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应积极以“文化+”的理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多维创新,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和功能,促进经济文化社会互促共融和协调发展。

“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双赢发展。2015112日,中共中央办公庁、国务院办公庁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公共文化机构挖掘特色资源,加强文化产业创新产品开发,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内容……积极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联的教育培训、体育健身、演艺会展、旅游休闲等产业,引导和支持各类文化企业开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整合文化资源,贴近群众需求,加快文化创意与么共文化服务的融合已经成为当前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要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积极落实这一意见,以文化+产业的理念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文化+扶贫”开拓精准扶贫的文化路径。中央提出加强扶贫工作,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脱贫,必须坚持经济扶贫和文化扶贫相结合,其中加强文化的精准扶贫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增强文化精准扶贫的造血功能,才能激发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内生动力。“文化扶智”和“文化扶志”是公共文化服务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的两种主要方式。文化扶智就是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培育贫困地区民众的市场意识,提高他们应对市场经济的能力,培训贫困居民发家致富所需的知识和技术。文化扶志就是打破贫困地区民众教育水平低、科学知识缺乏、文化设施匮乏、传统落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培育他们自我脱贫的意志和精神。所以精准扶贫,既要物质上脱困,更要在精神上扶志,要“富口袋与富脑袋”齐头并进。文化扶贫关键是要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素质,从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给予贫困地区以帮助,使其尽快摆脱贫困。要通过补齐文化短板,缩小地区之间公共文化的差距,让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跟上。要下大力气推进贫困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用文化的力量助推脱贫,实现文化育民、文化乐民、文化富民。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国际化水平,在文化交流中增强文化自信

全球化时代和中国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也应该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积极和国际社会开展文化对话交流,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取国际的有益经验和国际标准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群众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在国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虽然有城市提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国际化问题,但是不够深入,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和完整的国际化战略。比如深圳福田区在通过打造“十大文化功能区”,强力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中,“将持续提升福田文化活动国际化水平和特质,增加福田在国际主流艺术界的表现力和出镜率。加强与国际友好城市的艺术交流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与香港文化艺术界的交流”。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也只是简单提到了和国外城市的文化艺术交流。辽宁沈阳提出”群众文化活动项目设计均按照国际标准,比肩国内一流,专业化、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为目标,将群文活动基础向中青年、青少年延伸。 说明沈阳注意到了在某些项目上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的国际化。沧州市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过程中“依托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沧州国际武术节两大节庆和‘中国工笔画之城’这一荣誉称号,提升沧州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沧州市通过举办国际性的文化节来吸引外国人参与到中国的文化中,也是一种国际化的文化交流方式。

在接下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中,应该积极引导和鼓励各地方政府以国际化的理念和标准规划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一带一路”的开展为契机,以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为指引,不断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国际化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以更高水平和更加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培育当代国民的国际视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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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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