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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冲突与融合
2018-11-06 14:48:43 来源:《高教探索》2018年第10期 作者:肖柯 【 】 浏览:0次 评论:0

 

    要:大学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与文化有着紧密联系, 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在视野、立场、现实领域存在着差异与冲突, 同时在价值、结构、体系方面存在着融通。儒家文化在当代化过程中在大学治理环境、规范、理念、主体、方式维度产生了文化协同, 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文化协同视角下完善大学治理应在政治文化、行政文化、学术文化、校园文化、外部文化领域使治理路径与儒家文化充分融合, 形成治理合力。

 

关键词:儒家文化; 大学治理; 文化协同;

 

儒家文化是中国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传承至今的文化基因不仅是中国历史传统的积淀, 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进入21世纪的今天, 儒家文化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平台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高等教育领域更是被公认为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哲学智慧。以华夏人文为背景的中国大学治理基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而建构, 随着大学治理实践的不断完善, 儒家文化从文化角度为大学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并在文化嵌入基础上呈现出趋同和融合。文化协同视角下的大学治理路径的丰富与完善, 是儒家文化体现当代价值的有益探索, 也是新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文化协同与大学治理的文化解读

协同研究最早被应用于系统学说, 体现为系统各子因素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以实现特定目标的一种状态。文化协同研究最早见于社会系统理论, 被视为在融合导向下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体之间因文化差异冲突而产生的扩散、渗透和同化, 并自发产生有序的文化结构, 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适应的过程。在此基础上, Harris与Moran提出文化协同过程中的跨文化交流会引发协同各方的互补和完善, 从而使各文化体整体实力共同提升, 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1]截至目前, 虽然文化协同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流派和成熟的体系, 但学者们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在协同主体上, 文化差异是不同文化体之间产生冲突和不信任的重要原因, 区别这种差异是进行协同的首要条件, 也是文化之间进行价值输出与输入的前提;二是在协同对象上, 在制度导向的基础上, 文化协同体现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协同, 但这种协同是相互的, 并非单向价值输入或输出, 并在同质性基础上保留核心价值精髓;三是在协同方式上, 协同的任务在于探索寻求一条自组织的非强制的中间道路, 文化通过协同影响并制约着文化共同体的价值支撑与制度安排, 并使文化共同体呈现出对于社会的新适应和发展新动力。

文化是社会形态的产物, 一方面体现为思想和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存在, 另一方面外化为社会化的组织机构与制度设计, 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发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在文化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 大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应运而生, 在承担起积淀、汇聚、传播文化的使命的同时实现了文化的传承和进步。从现代大学制度来说, 宏观层面的办学理念、育人思路、制度规范、校风学风和微观层面的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 均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创造了大学并赋予其大学精神, 这使得大学成为社会同质组织中的个性文化体, 并在与社会其他组织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不断完善自身制度设计, 为大学治理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理性支撑。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大学治理与文化是交融一体的, 大学治理应关注文化协同, 并从文化的角度探索治理新路径。

以文化视角解读大学治理, 应在明确大学治理的基础是制度安排与利益制衡基础上, 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探索:一是立足大学治理的文化嵌入性, 认知大学治理在社会文化积淀中的定位和功能, 以扬弃和开放相结合的理念实现治理机制的优化和升级;二是立足大学治理的文化特殊性, 考虑到大学组织特有的文化底蕴, 将大学精神体现到治理体系中, 凝练治理文化, 彰显治理特色;三是立足大学治理的文化治理导向, 搭建文化层面的治理架构, 使大学文化各要素更具开放性、动态性和积极性, 搭建文化共同体。

二、文化协同导向下的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冲突与融通

儒家文化的悠久历史证明了其较强的适应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儒家文化所依存的制度根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传统儒家面临着从封建正统思想到置身多元文化环境的身份转换, 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实现儒家文化优良基因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协同是文化传承创新的现实需要。但从文化语境来说, 儒家文化和大学治理是时空相对独立的文化体, 儒家文化以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为核心, 从修身养性出发探索待人接物和内圣外王, 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至今仍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要影响。大学治理则植根于理性为主导的西方社会制度, 在分权与共治的原则下搭建治理体系以实现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制衡。在当前教育背景下, 儒家文化的嵌入和渗透使其本身成为参与大学治理的重要因素, 并在现代大学制度本土化与文化共同体的自我建构过程中与大学治理产生了对立统一的关系, 成为文化协同的前提。

() 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的冲突

1. 家庭本位与学术独立的视野偏差。

儒家文化倡导“天人合一”状态下的治理格局和家国同构导向下的社会秩序, “家天下”的精神内核对于社会个体产生了无形的约束, 个体的社会角色和承担的责权利被诠释为家庭伦理内部的秩序, 这与大学治理所倡导的理性化的大学独立精神是相悖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下, 家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大学发挥社会赋予的社会职能并承担组织使命, 但当代意义下的大学制度以培育独立自主的大学品格和批判怀疑的学术精神作为根本任务。大学范围内的家庭本位思想易衍生学术近亲繁殖和功利性学术团队等不良行为, 不利于维护学术研究的自由。因此大学治理的本质就是合理协调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 突破本位思想在理念上对于大学自主自治的约束, 界定大学和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和治理边界。[2]

2. 隆礼重法与法治根基的立场对立。

儒家文化在政治方面推崇贤人政治, 主张为政在人, 并以“明德慎罚”为理念构造出以礼为中心的法律思想, 将法作为维护礼治的附庸和手段, 置刑、讼、狱为代表的法理于政之末位, 这与现代大学制度所提倡的依法治校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从当代法治体系来看, 法律的存在不仅是工具价值, 更多体现为对社会主体权利的保护和约束。大学治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基础上衍生而来, 校园规章制度不仅规范治理过程, 也是大学运转和发展的保障。传统的礼治在当代大学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作为校风、学风、教风以文化协同的形式承担辅助功能, 但不能以此来稀释法治在制度层面的支柱作用, 以法治的形式实现治理的有序化和规范化、降低合作成本仍是大学治理的应有之义。

3. 保守倾向与创新驱动的现实困境。

儒家思想植根于以文治国的政治传统, 在文化基因中渗透着以中庸适度和克己复礼为代表的思想行为方式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 这种道德和责任导向下的文治为先与封建专治的糅合使得保守主义成为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信仰, 突出体现为对于权威的服从和对于变革的规避, 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了个体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这种稳定性的倾向对于大学治理的环境不可或缺, 但大学作为知识创新的内核和社会风气的引领需要与时代精神结合, 大学治理也应蕴含锐意创新的观念和与时俱进的勇气,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和探索治理结构、机制、保障、形式等核心问题, 扬弃传统文化中对于创新性的禁锢和束缚, 这是大学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

() 儒家文化与大学治理的融通

1. 以民为本与人文精神的价值嵌入。

仁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仁政爱民思想是儒家治世的重要守则, 主张民贵君轻、节用薄赋而实现民心的归顺一贯为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遵循, 而得民心成大治的有效途径就是重民生、兴民教, 最终以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来构筑大同社会。大学治理的制度基础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和自主, 体现了人文精神在高等教育范畴内的延伸和落地, 中国大学在“大学之道”的文化嵌入下, 同样升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个体价值, 倡导“以师生为中心”, 重视群体的和谐和集体利益的体现,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总体到个体的制度设计, 大学治理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修己安人以实现垂拱而治的过程, 从而与儒家文化产生共鸣。

2. 恭己修身与互融共商的体系相关。

重视德行是儒家文化的内在品格和特性, 儒家是治己和治世同构的哲学, 主张德性的内在修养和践行, 注重道德的内生和自省, 将德性为上、公而忘私的君子品格作为得道之人的人格特征, 将个人的社会价值实现作为人生追求, 并提倡以德服人、树德化民来实现天下大治。大学治理的前提是治理主体之间人格的独立自主, 主体内部以统合和协调实现内涵发展, 在共商决策的协商互动过程中, 主体之间遵循为政以德和反求诸己的道德原则, 以道德趋向和德行标准在治理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注重彼此之间基于共赢的磋商、利益的融合和结果的悦纳, 从而使治理过程与儒家文化的德治思想并道而驰, 实现治理主体间依赖与合作的动态均衡。

3. 崇仁尚礼与权力制衡的结构牵系。

以礼治国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方略, 具体做法是将价值观浓缩到礼制中, 使个体受到礼乐的教化并使之成为调节人际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守则, 个人应隆礼、崇礼、敬礼、循礼, 进而在参与社会生活过程中明确定位和身份, 使整个社会伦理格局呈现出上下、内外、亲疏、远近的有序状态。这种秩序感与大学治理的本质和目标不谋而合, 治理理念下的大学制度强调公共利益目标下的权利制衡与利益协调, 在避免制度性冲突的基础上融合静态的共存和动态的共治, 在稳定的制度规范基础上充分考虑治理过程中的复杂影响, 使调和利益、联合行动成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种相似的结构价值取向也使得大学治理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呈现出传统礼治与现代治理并存的特征。

三、儒家文化协同视角下大学治理的文化特征

近年来, 国家层面对大学治理提出了方向性要求和制度性规范, 大学渐变完善式的制度变迁也影响到了作为弱文化参与大学治理的儒家文化。在文化冲突与通融的基础上, 儒家文化在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了对强文化一方的大学治理的协同, 这种协同体现为大学治理对儒家文化的交互价值输出和儒家文化自我的适应与定位, 在多个维度实现了文化协同到治理协同的嬗变, 在不同协同维度下使得儒家文化与当代大学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趋同化, 从而使中国大学治理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

() 治理环境协同:校园环境的“礼乐一体”

大学治理需要依托一定的物质基础开展, 这种治理视角下的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办学环境、建筑设施等有形的、实体的外在构建, 也涵盖了办学特色和育人风格等无形的内隐理念。礼乐文明是儒家文化制度性根本, 兼具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性价值。在儒家文化秩序等级与同乐共鸣的双重导向下, 大学物质文化以合理协调治理主体间的空间秩序为导向, 并呈现出既重视校园整体布局和谐同时体现办学个性的格局。一方面坚持现代大学语义下的办学硬件与仿古建筑美学的有机统一, 兼具时代与传统气息;另一方面实现大学当代目标与办学传统的充分融合, 并外化为自身独特的校园地标和特色校园景观。[3]这种环境维度的协同使得中国大学校园往往成为醒目建筑和优美风景的代名词, 在治理基础和载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往往也带来物化载体与教育角色期待不相符而引发社会争议。

() 治理规范协同:制度规范的“德主刑辅”

大学治理需要依靠特定的规范秩序进行, 治理过程要在制度的边界内开展。大学内部的规章制度在宏观层面体现为涵盖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制度体系, 在具体层面细化为倡导或者约束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德主刑辅”是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的重要观点, 提倡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而将刑罚为代表的法律作为治理的辅助手段。在大学治理本土化的进程中, 这种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延展。大学制度在高等教育规律的导向下构建了以激励为主、以惩罚为辅的校园法规条例, 注重利益相关者的内在认同和自我反省, 以规章制度的完善、机构设置的健全、公共场合的宣传和文本条目的灌输作为规范建设的主要形式, 缺乏对逾矩行为的深入追究和违法成本的追讨, 在为大学治理构建和谐制度基础的同时缺乏对外在约束的强化。

() 治理理念协同:大学精神的“仁义礼智信”

大学精神是大学内在本质最核心的东西, 是引导大学治理的内在灵魂, 内化为价值共识和行为追求, 外化为大学的教风、学风和校风以及校园文化。“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修身理念, 深入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中, 是中华民族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五常”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美德和行为准则是开展大学治理的重要引导, 作为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判断标准, 在治理层面形成了利他、爱国、求知和诚信的正能量文化, 促进治理主体之间在保持立场的基础上互相关怀和换位思考。“五常”是个体处世与社会文明的重要参照体系, 以稳定秩序为导向, 在与大学治理的实践协同过程中有求稳和偏保守倾向, 如何将儒学品格与大学精神中的担当、创新、批判等内涵进行深入融合, 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 治理主体协同:师生关系的“有教无类”

大学教育是建立在基本的教学行为基础上的, 大学治理的发展带来利益相关主体的多元化, 但教师和学生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始终贯穿于治理过程中, 师生关系也是关涉大学治理成效的重要参照。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网络知识资源的普及, 当前高校师生关系呈现出对儒家“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回归, 尊重每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在重视师德师风的基础上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注重师生地位的平等与教学过程的民主, 并以现代教育方法和科技手段建立师生间的共情, 以达到人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目的, 这种宽松相容的师生关系符合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参与决策的需要。需要关注的是, 在当前利益诉求多元化背景下, 师道尊严呈现出泛化和弱化态势, 在强调师生平等的同时, 也应对尊师重道文化予以关注。

() 治理方式协同:行为取向的“修齐治平”

治理方式是大学办学目标、宗旨和价值追求在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对内表现为大学的总体治理水平和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 对外通过师生个体的言行来树立大学的形象, 展示办学成就特色。“修齐治平”是儒家对于个人修为与自身价值实现的渐进层次描述, 是个体提高个人修养和承担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体化概念。家国同构的理念与协同共商的方式充分结合, 大学治理各主题能够自觉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广阔的视角认准宏观形势, 同时从自身着眼, 树立责任感与使命感, 明确自身定位, 恰当处理治理主体间的关系, 将自我责权利与整体利益统一起来, 但囿于儒家文化的整合倾向, 在保证大学治理的整体运行同时欠缺对公共性前提下差异化思想和权益的考量。

四、儒家文化协同视角下大学治理路径的丰富与完善

与西方高等院校不同, 我国大学是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文化的包容性和建构性在大学制度内部存在着很深的制度烙印。从这个角度来说, 儒家文化的协同不仅是文化的传承和革新, 也是中国大学治理与文化不断交织和融合的过程。在社会飞速进步、高等教育大发展和社会文化多元性发展并存的今天, 单纯从制度、结构或者设计来谈大学治理都不能涵盖其内涵和本质, 要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并完善大学治理路径, 丰富和完善大学治理的内涵和外延。

() 政治文化治理:统合思维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共生

大学的政治文化是大学治理理念的外化和延伸, 也是大学治理得以顺利开展的内在驱动力。当前我国高校政治文化依托于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结构, 并按照功能性和专业性搭建起以业务为导向的科层制体系, 这种体制呼应了儒家治理思想对于自然协调的追求。以此为基础, 在有效协调治理权利分配和主体利益诉求的前提下, 充分结合“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 , 运用制度和机制手段对政治文化进行优化治理:一方面要明确党委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地位, 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 理顺治理主体内部和校内各二级单位内部的治理规则, 实现纵向治理的规范化;另一方面, 要在党委领导下搭建协同并治格局, 引导各利益相关者在权力边界内依规履行责权利, 实现治理主体之间目标一致、信息共享、利益均沾、责任明确, 完善协调整合机制, 实现横向治理的有序化, 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状态。

() 行政文化治理:服务观念与“以人为本”思想的融合

在治理视角下, 行政文化与学术文化往往是作为对立统一的两种亚文化而存在的。中国大学与政府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组织和高校的科层制结构造就了大学的行政职能, 随之而诞生了行政文化。行政文化具有整体性、强制性、责任性的特征, 是保证大学组织有效运行的有效载体。理想治理模式下的大学行政文化是“服务学生、服务学者、服务学术”理念下的协调一致, 这恰与儒家文化追求的民本思想相契合, 并在治理层面延伸至以人为本的境域。大学治理目标之一是落实学术力量的主导地位。伴随着中国大学治理的不断发展, 行政文化服务于学术文化并在治理中心的部分让位和整体弱化是大势所趋。应树立服务观念, 将文化建设重心与人本思想充分融合, 在明确行政部门的服务角色的同时, 推动以组织结构扁平化、关键岗位职业化、从业人员技能化、服务流程现代化为标志的去行政改革, 从而提高服务效率, 建立精干高效的行政体制。

() 学术文化治理:学术自由与“学无止境”思想的互连

学术是大学的核心品牌, 学术自由是大学追求的永恒目标, 因此, 学术权力是大学主导权力, 对学术文化的治理是文化协同视角下的大学治理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当代的中国大学在学术领域延续了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求学和钻研态度, 在学术评价体系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 认同大学学术文化的目标追求是学术创新并产出原创性成果, 并将“学无止境”作为学术探究的重要遵循和终极追求。大学学术自由与学术至上是大学制度的根基。在协调学术与行政力量的基础上, 还应进一步推动学术力量制度化, 通过教育法律的完善和大学章程的规范明确“教授治学”, 使学者在学术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同时应完善学术组织建设, 探索大学学术委员会结构的优化和创新, 使学术文化真正成为大学主体文化的关键部分。

() 校园文化治理:优良校风与“君子之道”文化的交汇

校园文化成型于师生日常学习生活, 是大学教育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育人为最高价值导向, 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师生的品格和素养。青年学生是大学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也是治理主体中思路活跃、视野开拓的年轻一代, 是校园文化的主要倡导者、参与者和受众。中国大学校园文化在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引下, 以作风、教风、学风、班风为基础的优良校风建设得到了普遍重视, 以德育为先的文化建设理念继承了儒家道德思想的精髓, 注重引导青年向以君子为代表的传统理想人格靠拢。儒家文化与中华传统美德紧密相连, 深入推进君子修身之道与校风建设的同步,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凝练爱国主义、民族情怀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其次要以学生自我修身为途径, 发挥共青团和学生组织的带动引领作用, 突出自我教育和实践, 开展互动性强的文化活动, 使其主动接受并自觉践行;此外还应各部门协调配合, 打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 以当代大学生的风采体现大学底蕴和治理水平。[4]

() 外部文化治理:兼容并包与“日新月异”思想的统一

文化传递理论将社会文化划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 大学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校园为边界的大学文化具有内部性, 因而与社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主导和从属关系, 相较于外部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稳定的文化体系而存在。在中国社会复杂性和文化多元性的背景下, 大学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渗透和制约关系, 社会文化因素通过嵌入和协同机制影响着大学治理, 而大学文化在明德至善的同时也引领着新文化元素的革新和外部渗透, 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前进, 统一于儒家文化所倡导“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的哲学。在这一导向下, 大学治理应秉承兼容并包的原则和日新月异的创新导向, 在弘扬社会正向文化, 积淀中华传统文化, 吸纳优秀外来文化的同时, 充分利用大学知识聚集点和人才集散地的文化创新优势, 构建适合中国大学特色的文化体系和制度架构, 在营造良好大学治理氛围同时实现对社会文化的促进和辐射。

参考文献

[1]Harris PR, Moran R T. Managing Cultural Differences:High Performance Strategies for Today’s Global Manager (3rd Ed.) [M]. Houston:Gulf, 1996.

[2]左崇良.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要义[J].北京教育 (高教) , 2016 (11) :15-18.

[3]肖柯.文化协同:校园文化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路径探析[J].东疆学刊, 2014, 31 (1) :63-67.

[4]李福华.新时代我国大学治理的基本特征、优势特色及推进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 2018, 39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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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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