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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2018-10-24 10:13:33 来源:《长白学刊》2018年第4期 作者:丁峰 李勇华 【 】 浏览:0次 评论: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 (P32) 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 由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基层农村基础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 特别是拥有农村户籍而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 其聚居和管理方式发生了相应变化, 由此跟进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受“国家-社会”实践逻辑的影响, 农村社区治理由重视治理主体转向治理规则, 侧重通过治理规则调节农村权力结构。由于在“村转居”实践探索过程中, 对农村社区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不同争议[2],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治理, 也存在着一些实践难题。从社会发展变迁来看, 农村社会经由传统家族主导的村落社会生活共同体, 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层社区“政经不分”“政社不分”的人民公社制共同体转变, 再向农村改革及乡村社会分化后新的农村社区建设转变[3], 农村面临着原子化个人的行动逻辑、乡村伦理的沦丧[4]以及乡村的认同、农民精神家园重建等诸多难题。如何推进农村社区按照“自治、法治、德治”的要求进行治理,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乡村文化融合进去, 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 这成为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二、相关文献的梳理
    农村社区治理, 是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影响下进行探索的。我国社会治理, 经历了城市“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 农村“公社制”向村民自治转变。在此过程中, 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革, 权力主体由传统的“乡绅”阶层向人民公社转变, 再向村“两委”和农村政治精英转变, 凸显了农村政治权力机构现代性转型, 依赖权力主体的权治治理模式也向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治模式转变。同时, 在乡村社会中的礼治秩序逐渐向现代社会中的法治秩序转型时, 社会治理模式也进入由人治和礼治走向由法治规则来主导的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型期[5] (P8) 。规则治理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 这也反映了我国社区变迁中社区治理的变化。
    一般而言, 社区变迁是通过社区的动态变化来反映社会变迁, 这些变迁涉及社区人口特征、生态设计、经济结构以及组织模式等, 变迁往往会带来社区的这些因素的修复, 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诸如拥挤、贫困、城市中的不安状态、农村地区的经济萧条等, 并且使社区面临犯罪和越轨问题、精神和心理疾病等[6] (P105) 。农村社会变迁产生的这些社会问题, 必然会波及到农村社区治理方面, 而这些社会问题只有在进一步的社会变迁中才能得到解决。同时, 社区变迁也反映了治理方式的变革。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发生了极大变化。其中, 人民公社管理模式的结构性变革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的管理模式和经济运行结构, 赋予了农村社会以相应的自由和发展空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对农村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秩序与文化传承带来了许多影响, 使农村社会秩序与传统文化秩序遭遇双重嬗变与困境:一方面受外来文化冲击、市场经济社会逐利性及经济生活中风险性加大的影响, 各种信仰庞杂、各种思潮蔓延、迷信现象抬头;另一方面是传统民风退化, 唯利是图现象抬头[7]。农村社会共同体开始出现分化, 邻里守望的淳朴关系出现松动和分离, 农村文化出现疏离, 并带来信任危机。因此, 重视农村社会变迁, 了解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 成为理解治理主体向治理规则转型的重要逻辑出发点。
    在农村社会治理中, 传统治理形成了重视治理主体的“士绅模式”和“皇权模式”。在社会治理向现代化治理转型中,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与习惯, 这类约定俗成的、大家同意的、游离在规则之外的共识成为规则治理的重要组成成分。规则作为最为经济的治理工具, 往往能够营造出公平、正义的治理效果[8] (P85) 。政府通过法治建设这一道路, 使政府、社会、民众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普遍理性化的基础上实现规则化。规则治理的构建是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其实质是对中国传统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 从注重“谁在治理”转向“如何治理” (狄金华, 钟涨宝, 2014) 。
    在如何治理的问题上, 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功能化治理强调处理好政府管制与居民自治的平衡, 通过充分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构建社区居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功能化治理模式。由于社区治理存在主体间的权力和权利关系, 也存在治理主体身份之间的依附与庇护关系, 在如何进行有效治理问题上, 有学者强调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 (孙萍, 2018) 或“多中心治理”理论 (吴瑞财, 2010) , 针对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主张政府、市场、社会、NGO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参与治理社区, 将组织与自组织的发展和社区居民的参与性与组织性结合起来。针对社区治理主体如何参与的问题, “合作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社区居民、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等各种力量之间的合作和良性活动, 来达到社区的善治 (俞楠, 张辉, 2006) 。然而, 社区不仅是一个表示地理区位的活动共同体, 还受社区成员之间的文化连接、惯例认同和心理归属等文化与心理等因素影响, 对有效的社区治理而言, 维系地方整合与发展所需要的传统、地方性知识和观念是不可缺少的。
    以上理论强调了社区治理的目标、主体需求与参与方式, 看到了社区治理的有形物质状态, 但并没有重视社区文化对社区治理的优势作用。因此, 强调社区文化治理对于经历着经济社会变迁的社区而言, 既是调适社区居民关系、增强社区共同体的认同与信任的重要方面, 也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因为社区文化治理不仅与每个社区居民核心利益相关, 而且也关系到社会本体结构的内在活性、内在驱动力和内在均衡制约的稳定程度[9] (P75) 。英国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曾指出,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 目标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广大人口思想行为的转变, 文化就会更加让人信服地构想。”而“政策也是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10] (P163, 197) 。
    按照文化政策治理这一思路, 将文化治理视为政府采取公共政策干预的手段, 通过借助文化的功能鼓励社会参与共治, 以此来解决国家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胡惠林, 2012) 。对于文化治理与治理主体的关系, 美国学者艾德佳·沙因认为, 文化治理是通过社会或组织的现有成员整合内部力量来解决问题、适应外部环境处理问题的, 也是让社会或组织的新成员学会用公认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来感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 以此培养社会或组织成员的强烈认同感。[11]但是, 将文化引入治理的多种理解, 存在着将文化工具化以达到治理目的的现实倾向。如果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对文化治理的不同面孔分析, 文化治理可以视为现代治理的一部分, 其实质是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致治理的目的 (吴理财, 2014) 。借助这一理解, 我们将文化治理视为以农村文化礼堂为载体, 通过整合传统乡村文化、现代公民文化和革命文化, 借以维护农村文化秩序, 促进价值融合和塑造农民精神家园, 并通过这一载体, 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目的。
    三、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功能
    浙江在农村社区建设中, 将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实现农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战略的重要载体, 借此打造“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在帕森斯看来, “典型的文化体系是那些信仰与理念的领域, 它们能在时间中绵延不坠, 能从这一人格或社会体系扩散至另一人格或社会体系, 或许这就是文化体系之独立结构的最重要的标志[12] (P398) ”。文化体系的功能是使社会的规范秩序合法化。文化价值提供了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之间最直接的联系环节, 规定了什么是道德上可取的, 什么是不可取的。文化礼堂作为一种农村文化综合体, 承载着延续农村传统民俗文化、保存地方性知识、规范乡村秩序、宣导农民文化娱乐和建构农民日常生活意义的作用。
    (一) 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农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文化是个场域, 是各社会行动者意欲管理和掌握的一套资源和模式, 行动者占有这些资源和模式或通过相互协商将其转变为社会组织。文化的各种取向是由集体成果以及特定集体所从事之 (自我生产) ) 行动层次所决定的”[13] (P18) , 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 政府将主流文化供给与对农民乡村文化的培育结合起来, 整合已有乡村文化资源, 并赋予乡村文化发展新的动力。
    习近平指出, 在宣传和阐释中国特色时, 要讲清楚我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 中国道路拥有自己的独特性;要讲清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肥沃土壤和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记;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和时代发展要求[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 “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 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15]。探讨农村文化礼堂的功能作用, 要将其放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 将文化礼堂建设与农村社区治理与社区公共空间培育联系起来。《意见》强调, “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 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15]。文化礼堂要善于利用优秀乡村文化礼仪规范方式, 以重建农村社区的信任关系和对农村社区共同体的认同, 这也是研究农村社区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
    早在2013年, 杭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 强调文化礼堂建设要以“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为主题, 坚持设施建设与内容建设相同步, 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 并从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坚持原则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在文化礼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要求有一定规模的礼堂, 配有舞台;有面向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政策宣讲、科学和法律知识普及、生产技能和健身养生培训等的讲堂;有完备的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广播室、“春泥计划”活动室、群众体育活动设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网点等文体活动场所。这些建设要求, 既包括了“两堂五廊”等硬件设施, 又融合了村史村情、民俗器具等实物展示, 使基于地方性知识的乡村传统文化得以充分表达, 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将国家意识形态的供给与传统文化的重塑与改造结合在一起, 使文化礼堂不仅是农村文化传播和展示的场域, 而且成为整合农村文化价值, 反映现代社区文化, 承担农民精神家园的载体与文化秩序空间。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供给, 将反映现代社区文化秩序和现代文明政治价值的理念再次嵌入到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改造与表达方式中, 并对其价值观念进行整合。显然, 这种整合借助政府对农村文化秩序重建的方式, 将传统礼俗社会的礼治规范与国家法治规则和价值形式结合起来。从农村社区治理角度来看, 国家意识形态的供给, 反映了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理念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引领作用。
    然而,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 使其在面对经济社会变革趋势时, 表现出相对的复杂性。在农村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中, 过去较为单一的文化特质已不复存在, 乡土性文化形态已逐渐式微, 并沾染了一些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文化特性, 从而使乡村陷入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双重贫困”之中[16]。这使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传统文化支撑消弭、现代社区文化培育遭遇困境的两难境地。因此, 如何将传统的乡土性优质文化资源植入到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之中, 就成为农村社区文化治理的现实逻辑。借助文化礼堂建设, 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供给,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农村文化发展中, 使那种以崇祖敬神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农村文化模式, 包括以宣导政治运动的公社制礼堂文化, 一并通过文化礼堂建设, 改造或赋予其新的内容与文化意义。这体现在国家意识形态塑造主流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上, 以及农村社会变革社区治理的需要上, 就是要发挥社区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功能与社区治理的价值支撑功能。
    (二) 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农村社区文化秩序
    文化认同是一切文化治理活动的前提, 为治理提供具有政治性、普遍性的凝聚力量[17] (P136) , 其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农村文化礼堂通过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形式, 再次激活乡村社会的共同体观念, 以文化活动的方式重新建构社会认同的根基, 激发社区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文化参与热情。在此过程中, 规则被看作一个规训体系, 乡土社会内生性群己关系、社会互动的规则遵从就被看作社会秩序与权威认同的基础[18], 类似于波兰尼认为的人类认知表层逻辑运转内部的隐性意会整合的“默会”的知识[19] (P325-336) 。基层社区与村落共同体在共生基础上完成了互构与规则生产[20]。
    作为东部发达省份, 2012杭州市首先在临安开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试点工作, 探索了一条利用原有宗族祠堂、废旧学堂和革命大礼堂等形式, 改建扩建一些文化活动中心等方式, 开始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在兴建文化礼堂过程中, 农村乡镇按照杭州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意见要求设置了“两堂五廊” (即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的硬件要求。“两堂”是指文化礼堂和道德讲堂;“五廊”分别为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艺术廊) , 组织开展各种文体娱乐活动, 以活跃和丰富农村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 并形成娱乐型、宣教型、礼仪型等富有特色的文化礼堂活动类型。同时也将传统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礼治规范纳入其中, 如慈溪的“孝”文化, 使农村“村改居”后的社区建设有了文化的根和精神家园的魂, 在社区治理上能够以文化认同的方式纾解居民对乡村的眷念, 与对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措施的理解和支持。当然, 这种文化认同方式, 除了满足村民日常娱乐需求和精神需要外, 还通过活动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 提升了农村社区居民的社区共同体认知与社区精神。
    但是, 由于农村社区建设本身面临着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难题, 在文化治理过程中, 如何增强社区居民的新的认同方式方面, 依然存在着眷恋传统家族共同体、偏离社区共同体认同的倾向。例如, 在农村文化能人或乡村乡贤的支持下, 传统农村文化借助发达的网络媒体、通讯等传播方式, 在复兴传统乡土文化时, 兴建宗亲会、重建庙堂庙会、重修宗族家谱等, 不断固化家族认同。由于传统文化自身价值建构的相对稳定性, 使其很难在短时间内接纳一种经济社会制度变迁所推动的全新文化变革, 由此出现的传统与现代, 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 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一种拒斥与接纳、区分与认同的关系张力, 使传统农村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的转化变得异常复杂。这就使社区居民 (农民) 群际之间出现了对农村社区治理的不信任, 使治理主体之间出现融入与排斥、治理与驯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农村社区的治理关系比城市社区更加复杂。
    浙江省通过建设文化礼堂的方式, 将其定位为“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通过文化礼堂这一公共活动空间, 以倡导“乡村十礼”的方式, 将传统的民俗礼仪活动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建构起现代公共礼仪规范, 既让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有了新的表达方式和途径, 又让乡村居民有了守望的乡愁寄托, 凝聚了社区居民的集体归属感,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支撑。应该看到, 在文化礼堂建设中, 对农村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 使得文化礼堂这一有形载体能够成为支撑信任抽象体系。通过文化礼堂的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和交往实践活动, 社区居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肯定和接受, 与传统文化礼治礼仪结合起来, 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来规范和指导自身的行为。这一过程, 实际上将农村社区认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治理结合在一起。一旦形成稳定的信任“抽象体系”, 对农村社区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形成了广泛的认同, 就会在农村社区中形成价值共识, 社区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得以增强。
    就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而言, 反映了一种城市文化向农村文化有意识的迁移过程, 包含着对农村传统文化的改造与修复。这种迁移、改造、修复, 借助政府政策引导, 在农村社区治理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将国家意识形态与农村社区治理潜在地联系起来。作为维护农村文化秩序, 传播乡村政治文明的载体和空间, 农村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政治文化场域的兴衰密切相关[21], 发挥着社区文化治理的功能, 具体表现在政府的文化引导与价值供给、农村文化认同方式和社区信任关系等方面。就其意义而言, 借助农村文化礼堂的文化治理方式, 使农村社区治理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文化价值取向结合起来, 为农村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有益探索。
    (三) 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受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关注。从社会治理视角看, 社会信任是推进社会融合和保证社会运行的主要因素 (Simmel, 1950:318) 而得到普遍重视。社会信任的存在将有效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并达成较为公正的共识。社会信任的存在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它不仅能减少“搭便车”的动机, 还能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22]] (P26) 。社会信任对社区治理的重要影响, 是借由“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实现的[22]] (P22) , 其中, 社会信任能影响社会参与进而影响社区治理效应。“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文化人类学概念, 它与普遍性知识相对应, 具有浓重的地方性特色, 主要包括居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戚伦理关系、传统文化习俗和心理认同感。其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 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形成的立场和视域[23]] (P90) 。故此, 地方性知识可视为以地方性知识形态为载体, 传承一定地域文化的观念、伦理或价值的文化表达方式。从中蕴含着民众的地域性信仰、价值诉求或伦理观念, 甚至可以视为是一种地域性的松散的观念共同体。在这种地域性知识为特征的文化氛围中, 民众所形成的一种信仰模式或价值认同方式, 无不影响着对包含传统文化习俗在内的乡村文化的眷念与持久的守望, 融入在习俗、习惯和日常行为方式中。对于在一定地域文化熏陶下耳濡目染的、受到特定地域文化影响的农民而言, 其对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而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信任, 就是在具有浓郁地方性特色文化中, 通过人自身活动不断建构而得以积累的, 进而影响着普遍意义的社会信任。
    文化礼堂建设, 一方面将传统农村地方性文化知识移入其中, 并通过器物、图片或文字的形式, 再现这种地方性知识为载体的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将蕴含在地方性知识中的特殊性信仰或价值认同, 以社会信任的方式进行创造性转化, 培育新的社会信仰, 并在社区建设层面上建构起农村社区信任关系, 让远离地方性知识的群体或民众, 能够在社区中找到熟悉习俗、习惯和信任。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指出, “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 对非个人化原则 (以及还有对不认识的他人) 的信任, 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24] (P105) 。如何培育新的抽象体系即信任体系, 对农村社区认同与信任而言至关重要。以浙江为例, 早在2012年杭州市临安率先在全省开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将文化礼堂定位为集文化设施、文脉传承、文脉传播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载体。以2016年为例, 全省新增文化礼堂1568个, 累计建立农村文化礼堂6527个。5年来, 浙江省政府持续将文化礼堂建设纳入十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列[25]。
    作为礼堂文化的外显形式, 农村文化礼堂经过了家族文化的宗祠礼制、政治文化生产工厂的人民会堂形式和大众文化的游乐公共空间转变[21], 所蕴含的“礼”的变迁反映了农村政治文化的演变逻辑, 也折射出对传统乡村共同体认同的兴衰与分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缺少, 使曾经一度荒芜的家族 (宗祠) 文化, 借助经济力量而得以恢复。同时, 宗教文化在农村悄然渗透, 占据农村文化空场和农民精神空间, 对农村社区共同体的认同不断消减。农村社会经历了由农村能人或家族权威所构成的管理模式后, 随着村官制度的引入, 打破了原有的单一的乡村治理模式, 治理方式也由最初的由乡镇一级政府、以农村“两委”为政策推进的下沉式治理, 逐渐向村民参与型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过渡, 这种管理向治理模式的过渡, 不断培育着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现代意识,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对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认同。但是, 管理模式的转变, 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必然会过渡到对现代农村社区的认同, 因为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囊括了农村文化参与的各类主体对共同体的认知与复杂的情感变化。
    结论
    治理既是一种政治话语实践, 又是一种知识话语实践, 它存续于特定的政治、经济、信仰、道德、哲学空间之中[26] (P45) 。农村社区治理,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 体现着社区发展价值理想, 反映着理顺社区居民关系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过程。中国的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当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 整合传统乡村文化、赋予现代社区文化, 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农村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关系, 并非单向的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如何借助农村文化礼堂这一载体和文化平台, 激励更多社区居民参与文化礼堂的礼俗活动和其他文化娱乐活动, 对文化治理而言, 在于是否能够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与其他主体产生对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认同与信任。
    农村文化礼堂通过农村文化器物展示的形式, 激起了社区居民对传统乡村文化的集体记忆, 并通过农村文化礼堂, 借助现代传媒和交往方式, 建构一种由传统农民向社区居民转变过程的身份意识、对农村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意识。这是一种通过文化礼堂, 存在于文化礼堂公共空间中的, 不断被认可、接纳的交往关系。因此, 农村文化礼堂在缓和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社区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 强化农村社区的信任与认同关系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借助“国家-社会”的实践逻辑,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农村文化礼堂承载起了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功能、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农村社区文化秩序, 以及通过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的功能, 并以文化治理的方式, 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将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 以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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