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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范式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当代中国从高速度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村人口集聚失衡和资源配置失衡等基本问题, 具有托底性和全局性, 牵涉面广, 意义重大。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顶级的国家干预行动, 一项顶级的社会修复工程, 在方向明确、层级目标确定、政策体系成型之后, 迫切需要社会科学给以学理性解释和储备性策略研究。新时期乡村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 以学科范式成体系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一、成体系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七条道路”到“五个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外延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日益丰富和完善, 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实施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针对不同的城乡关系、区位、发展阶段、农村社会结构和规模, 涉及社会动员、资源配置、支撑平台、行动到功能整合、目标评估各个方面, 迫切需要社会学理论的针对性研究和解释。目前广泛的社会动员态势已经形成, 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 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 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 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行政贯彻落实已经成为一个上下联动的“动员-响应/引导-配置”体系。现在, 有众多的理论文章、报告和论文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基本内容和要点罗列的镜像复制, 这样有宣传宣讲意义和声势, 但是也要注意平衡和适度, 如果重复内容过多, 缺少知识贡献增量, 反而会相对忽视对其中重要方向和重要问题的必要关注。即使在宣传宣讲意义上, 也需要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区域和类型有针对性的划分和对接。2018年两会之后, 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问题意识和精准关系分析持续跟进。社会学需要对当代中国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社会干预行动有敏感的学科意识和自觉的研究定位。这是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置性任务, 避免贻误战略机遇期和窗口期, 避免出现缺乏预警约束的资源错位和预案冗余。

对于习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理解和意义把握, 张红宇作了前后对比, 乡村振兴战略的演变经历了从“七条道路”到“五个推进” (1) 。叶兴庆讲乡村治理面临治理主体、治理事务、治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变化;改革要着力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集体产权制度的封闭性问题;二是乡村组织中的经济职能、政府职能和自治职能的区分问题 (2) 。韩俊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 有清晰的目标导向[1]

总体来看, 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五位一体是纲, 细究则是交织缠绕, 是面对中国乡村的千年变局在寻找治本之策。中国小农经济面临的大变局表现在: (1) 农村土地产权边界的突破; (2) 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 专业农户取代兼业小农; (3) 农村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农业地租。2003年开始, 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发生历史转型, 从过去一直以高劳动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发展模式转向以资本投入、机械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模式, 即由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追求农民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到现在追求以土地生产率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农业生产服务体系逐渐成型并形成规模, 设施农业、规模农业、绿色农业、智能农业、休闲农业兴起之后, 相当部分农村的留守老人其实只是在看地, 种地、经营的主体已经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国农业事实上进入了追求利润的阶段, 并提供大量的农业地租。农业以小农家庭为生产单位只是一种表象, 不是要素拥有而是要素经营意义上的小农经济, 更不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了。此外, 农村的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也因传统小农经济体系的解体导致的村庄空心化、农户空巢化而日益凋敝。政府面对的是由亿万个体组成的农村市场, 在村和离村人员、常住人员随时变动, 外地打工、进县城就学、进中心村/墟集保障房居住, 在有村民留守的原居村无法针对有效需求, 也没有有效供给能力去提供公共服务。城市工业消费品大量下乡, 教育、医疗、金融等服务相继撤离农村, 农民生活成本快速现代化和货币化。改革开放以前农村那种半自给自足、非货币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解体, 意味着廉价劳动力、非市场化的劳动力供给总体上不复存在。如果没有打工收入, 绝大部分农民家庭将完全无法承担现在的生活方式。振兴乡村, 或许正是国家意识到了农村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面临的各种不确定问题的严重性和基本面。我们面对的是乡村的千年之变, 不是简单调整土地制度及政策这种百年之策就能应对的。而且, 从2014年开始, 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统一的城乡关系问题了, 苏锡常、杭嘉湖平原的农村已经实现现代化了, 已经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农村让城市更向往了。要谈三农问题, 必须将三农问题区域化、类型化。这就是习总书记总结的城乡发展不平衡, 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忧患所在。这种追问是整体性的纵贯性关注, 是对新常态中国农村发展建设和治理的格式塔领悟。其追问和主流观点的交集与缠绕, 恰是科学范式设计和解释的重点。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讨论, 已经出现了有分量的追问。第一, 山西忻州一位乡长提出: (1) 现在的乡村凋敝是由根植于去农文化的涉农政策规划出来的; (2) 乡村振兴不能着眼于回不去留不住人的乡村; (3) 研究农村要贴近农村, 面对真问题; (4) 许多涉农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农民权益, 而实际效果却指向了相反方向。这实质是对农村发展政策设计预期和实施效果冲突的质疑; (5) 乡村振兴, 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振兴, 农业的振兴, 而不是狭隘地固守农村 (1) 

第二, 类型案例饱和, 结构关联凸显。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一系列调研报告有显著影响之后, 叶敬忠对农村教育的研究, “不再重复目前农村教育的具体问题, 而尝试分析是什么样的结构性力量和权力关系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 以及结构性力量和权力关系如何构建和形塑了农村教育的社会景观”[2]。这说明, 现象的调研收集类型在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上已经饱和, 再进行现象描述已经不具有发现意义上的归纳价值, 而对于结构、关联、体系的研究重要性和迫切性位序前移。

第三, 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联建构解释开始破题, 这是形成/借用/总结范式的前导形态。例如, 徐祥临提出乡村振兴公式:党的领导+双层经营+三位一体=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即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双层经营是集体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三位一体即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一体的农民合作社体系 (2) 。习近平的“两大关系”思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的主体框架。这“两大关系”, 一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二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桂华也提出对于经济发达农村和一般农业型农村要采取不同的乡村建设策略 (1) 

第四, 讨论乡村振兴战略要成体系地理解, 而不是各个指标的简单堆积。党国英梳理了乡村振兴战略各项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 提出重要的是改变发展观念, 并从城乡互动、城乡联动提出了乡村振兴的一系列关键举措[3]。黄祖辉指出需要在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其实施路径基础上, 构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思路和推进路径框架, 并提出三条路径同步协调, 依此路径达到总目标[4]。陈润羊针对西部地区乡村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个目标分组来分析, 提出存在着协同的目标、主体、策略、手段和领域问题[5], 其启发意义在于, 不同于日常话语理解将五个方面并列, 强调五位一体缺一不可, 而是对五个方面进行两两分组, 组合矩阵研究。

第五, 区域行政动员出现了两类模式:一类是响应贯彻, 积极应对, 有实施方案和分类指标, 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另一类是“全局着眼, 局部着手”。吃透精神, 领会实质, 因地制宜, 提炼理念, 整合行动。上海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召开前先花了三个月时间学习领会并结合上海实践深入调研。市委书记李强讲了他对乡村振兴的“思”与“悟”, 期许和担忧。他强调上海离不开乡村, 必须“重新认识和发现乡村的价值, 认识郊区乡村对上海大都市的特殊意义”。不能简单地把城市建设的那一套复制到乡村, 破坏乡村肌理, “连图纸都不改”。“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 乡村建设要考虑乡村的自然环境、建筑风貌和文化传统。农村河道应是自然驳岸, 丰富的自然生态。乡村设计要注意特有“景观”, 借鉴吸收乡村的好传统。核心是要让上海的村民生活富裕 (2)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工作, 既要有紧迫感, 也不可一哄而上。我们坚持规划先行, 谋定而后动, 结合山东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5个专项工作方案”。刘明确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谋定而后动 (3) 

讨论乡村振兴战略, 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 以科学范式视角审视解读, 具有别的行业/职业不可替代不能替代的重要意义, 亦是成体系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工具。科学范式具体表现为学科范式, 就是将一个问题的关联系统化, 清晰和准确表述其内在要素、环节、程序的关联, 说明此体系在什么样的支撑平台上才能够成立和有效运行。

要成体系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国家干预行动需要解决干什么, 还需要解决怎么干更有效率。使用科学范式对上述方面给以社会学的描述、解释和预测是一项基本的方法。但还需要扩大理论视野, 从当代人类社会活动的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基于问题导向, 学科边界相互交错渗透、研究方法彼此借鉴成为常态, 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兴起, 一些学科的经典概念和经典研究范式成为跨学科共享的知识资产。学习研究乡村振兴战略, 结合跨学科交流、调查和研究经历, 我认为在社会学理论积累之外有两个学科的科学范式对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借鉴, 即工具理性的“构效关系”范式和价值理性的“宗旨—技术”范式。

二、工具理性的“构效关系”范式

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乡村目标,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的总结。干什么通常是行政命令命题, 怎么干有效率有成效是工具理性命题。用构效关系来理解这组目标, 会有新的发现。

构效关系是有机化学的一个中程理论范式, 用以研究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关系, 其方法论意义在于, 不能仅根据特定大分子来确定其性能, 而且要从分子连接方式中去确定这种性能在反应关系一系列链条中是被抑制还是被激活。因此, 在实验中, 目标定位导向已经确定, 就要开始逐一关注: (1) 材料选择及性能测试; (2) 关注材料性能稳定性; (3) 在添加剂作用下, 或者与别的大分子相互作用下, 材料在实验过程中其性能被激活或者被抑制的条件; (4) 有效实现预定目标, 抑或是偏离目标。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侯剑辉研究员使用“构效关系”范式分析材料建构实验的逻辑关联 (图1) , 其课题组在《高分子学报》2018年第2期“光电高分子”专辑发表论文, 通过对叠层电池中子电池光谱响应范围的选择和调制, 在有机太阳能电池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课题组实验的叠层器件的能量转化效率达到了14.9%, 这一结果是2018年其论文发表时有机光伏领域的世界纪录。

图1 聚合物光伏电池的新材料与构效关系

图1 聚合物光伏电池的新材料与构效关系   下载原图

我试图将侯的“构效关系”范式移植应用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对社会学研究农村发展的资源配置和不同材料 (材料的定义包括人和物) 的功能组合及性能激活和抑制分析, 发现有较强的整合解释力。因此我同型移植构造了乡村振兴的构效关系 (图2) 。

图2 乡村振兴的构效关系

图2 乡村振兴的构效关系   下载原图

构效关系范式强调两个方面:一是目标导向设计对实验全过程的纵贯性关注 (图1) , 强调材料可及、性能保障和目标导向的持续校正。二是对性能的“四Y”追问。

以目标导向设计对实验全程的纵贯性关注包括: (1) 材料/性能1。在侯的范式中, 材料是第一阶段, 材料的性能是第二阶段, 我觉得在社会行动过程中可以整合为一个阶段, 即材料/性能阶段 (图2) 。材料和性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视角, 材料不是指原材料, 而是指合格材料, 是针对性能选择的具有匹配性的可替换性可竞争性材料。这个替换在生物化学实验中不言而喻,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也应该包括这个含义。材料包括五个方面:第一, 活性层材料, 可以定义为有效/有用的智能劳动力。性能1是指材料的基质性能, 如大学毕业生、有专业、语言精准、对农村社会和农业技术有亲和力不排斥、熟悉各种场面和气场、熟悉基本技能和人际交往规则、沟通能力强, 有分寸感等等。第二, 支撑性材料, 即活性层材料附着的支撑基质。在社会结构中可以定义为家庭、原居民社区共同体, 包括老人和儿童。第三, 电池结构, 这样的定义对研究农村资源有启发, 即所讲的劳动力是标准单位, 而不是一个裸人, 不是没有达到社会标准的不成熟成员, 而是经过培训和考核的标准劳动力。社会学调查对于农村社会成员的分析没有这样精确细致。在农村社会中, 有的人是乡村社会必须保留的, 虽然他当下丧失了生产功能, 如老人, 这是社会共同体得以持续存在的条件。因此这属于支撑性材料, 不能仅根据直接的生产管理过程而定义为冗余。第四, 规模化制备。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即材料不但是标准的, 而且是批量制备的, 农村社会调研中往往缺乏社会成员的规模化制备描述。第五, 器件工作原理, 即成员发挥其基质性能的必要条件。

(2) 生产过程。生产过程其实是一个社会化过程, 包括合作、竞争、预期及实现一系列互动, 有行动和规范的双向建构, 制度和参与者的能动性都生动完整地体现出来。需要注意, 性能1是基质性能, 是选择材料的依据。性能2是指在当下实验及生产过程中材料现实发挥的性能。性能1是必要条件, 但在生产过程中性能2是否能够体现为充分发挥, 受本身情绪支配, 还受环境中是否有链接干扰, 是否有添加剂干扰等影响。性能1受激励或者抑制, 可能会在实验中有正向或者负向表现。在家庭生活、文化传播、人际沟通、公共仪式方面的性能表现都会出现类似情况。这对于共同体内部及内外沟通互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情境界定。

(3) 重要指标, 按设计要求配置的材料/性能/过程的产出物是否如预期达标。如果没有达标, 要追根溯源查找原因。不同于社会互动过程对智人的定义 (这在法学研究中有清晰定义) , 有机化学反应过程不允许也不存在黑箱效应, 所有的不合预期都需要在材料/性能/过程中得到充分合理且有效的解释, 或者, 被替换被过滤。并且, 重要指标是一系列丰富的排列组合, 在优先序上有排位, 在重要性上有层级。还需要注意重要指标之间的相互干扰直至解构, 即可能求甲则影响乙, 求乙则影响丙。在分析乡村振兴时, 可以用中央规定的五句话来规定, 并分组比较其关联影响。

(4) 最终指标。在社会行动社会干预进程分析中可定义为整合性指标。不可能多, 最好不超过三个。整合性目标, 要求对全局全程有统摄作用, 有凝聚性和整合力。对乡村振兴而言, 产业结构和效益因时因地而异, 也为利益相关人更看重。讨论中有人提出不可能村村都能搞成产业振兴。对于村庄共同体, 主体性、公共性、归属感三个整合性目标十分重要。企业利润和就业收入只是一部分人的事, 同时支撑利润和就业的产业中心也可能并不坐落在村内, 而这三项则是大家都关心都受益的事。这三项的综合, 其实就是获得感。这种获得感和多收了三五斗、多卖了三五斗, 有净收入且两块银圆碰响听音的那种获得感, 不同质、不通约、不可替换。

对性能的“四Y”追问包括效率 (Efficiency) 、持续性/稳定性 (Stability) 、可重复性 (Reproducibility) 、可装备性/可制造性 (Manufacturability) 。例如用“四Y”来分析当前的农村教育, 老问题就有了新解释。农村教育属于农村基础设施,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地位重要, 关系到社会人的再生产。农村教育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多数乡村教师师资水平低, 即材料的选择及材料的性能1的问题。就纵贯性关注而言, 这在构效关系中是材料和性能1问题, 是根本问题。农村教育的师资/培训/目标, 形成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在社会工程学意义上, 教育目标其实是由师资能力水平来限定的。不能假设不达标的师资能够完成达标的教育目标。如果师资不可替换, 则归结为师资培训的问题。如果师资和培训两个限定均不可替换, 则要求调低乡村教育的目标值。对于乡村教育现在在岗师资来说, 这很可能是平台、眼界的问题, 而不是努力加拼命的问题。如果乡村教育目标是国家承诺, 不可调低, 培训也难以“规模化制备”, 就只能调整替换乡村教育的师资了。现在国家政策关怀到位, 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稳定性有了改善, 师资水平影响显著度前移。一方面一些老师讲乡村教育环境条件相对差, 另一方面一些教师事实上不期望外来高素质教师进入乡村形成竞争, 而本地一些乡村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如果城里老师不愿意到农村任教, 则可以考虑保证其在乡村教学的生活水平设施条件不低于其现在城里的生活水平,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要求所有到乡村教学的城里老师都向当地农民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同化看齐。这相当于在化学反应过程中加入活性剂激活性能, 创造合适条件以利于外来异质材料承担高质量的功能, 而不是以要求改造外来材料同构变性为目标。我以前在攀枝花二滩水电站调研时, 亲眼看到用低木围栏在偏僻山间为欧盟水电专家围出的帐篷营地, 柴油机供电照明, 他们在帐篷内围聚咖啡讨论, 温馨舒适。

乡村振兴涉及方方面面, 都需要人才, 都需要人才发挥功能来落实, 方案才能变成行动, 取得效果。制度、技术、装备、平台之外, 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人才, 是人才精益求精、呕心沥血的程度。习近平指出, 乡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 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 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选好配强党组织带头人,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证。将主体性、公共性、归属感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纵向性关注的整合性指标, 就是要农村每个人投身于发展, 贡献于发展, 共享发展的成果。乡村振兴战略的整合性目标, 在一定意义上, 就是重建农村的新型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包括原居民, 也包括为乡村发展振兴而努力的新村民。这种合作、认同、归属感和公共性的建立, 是一种开放的主体性, 是保证乡村振兴战略鲜活生动有人情味有乡土感的必要条件。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乡村发展是开放性发展, 发展要保护农村原居民的利益, 也要顾及人力资本、技术投入、管理经验进入农村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利益。这属于科技进步社会分工为农村经济发展、生活舒适带来的利益增量的合作经营、合股经营的分享, 不会损害农村原居民的利益, 会损害的是以为只有农民独占享受农村发展成果的狭隘预期。如果没有乡镇无人机喷洒农药, 没有专业人员进入麦田返青后的防治服务, 无人机打农药每亩5元, 如果农民人工打药每亩15元还未必能找到人。农民能算明白这个账。北京一家企业帮助乡村设计管理民宿服务, 合同规定净利润的60%归村民和村里, 40%归企业。这样的分享机制有利于保证合作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三、价值理性的“宗旨—技术”范式

价值理性的“宗旨—技术”范式是指一项基本制度设计的宗旨归依和技术流变。这是一个复杂的题目, 需要在具体领域的历史沿革中梳理分析考察说明。这一范式来源于对民法典传统中表现为“拟体—编码”演变的历史考察[6], 也受孙宪忠《推进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的逻辑推论的立意影响[7]。孙宪忠提出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法律基本制度设计需要考虑法思想、法感情、法技术, 这与余成峰文中所讲的民法典立法旨趣即对于法律主体的关注和社会体制的着意异曲同工。构效关系提供了工具理性支持, “宗旨—技术”流变分析梳理的是价值预设和价值关怀的定位和引导。在旨趣相同或相近条件下, 可以对工具理性范式的整合性目标是否成立、是否冲突、可否比较、可否优化, 作出选择和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启动了资源和体制性红利返向乡村的汹涌回流。国家的资源配置规则、企业资本的逐利规则、返乡者的回报和贡献规则、原居民的乡土沿袭规则, 都蕴含着多重异质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深度融合, 他们在广阔田野展开的多种互动的合法性秩序重建, 是合作还是冲突, 是认同还是抵制, 是有缓冲的纵深, 还是没有退路的当下立决, 都影响深远。外来人才和资本或者技术进入以同质为主兼有泛道德化评价的传统乡村, 有矛盾有冲突是正常的, 关键是要建立解决协调的机制, 要有周旋的余地, 要有开放的眼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 是村庄共同体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产权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需要立法清晰, 村社共同体的权利和村民自治权力的边界也需要在实践中清晰界定并有效管理。举例来说, 如果云南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村寨, 村内有24户居民, 全部成年人口均大学毕业, 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 他们的住房和公共服务保障良好, 他们有汽车和充裕稳定的生产生活供电。经村民会议表决, 他们不同意搞民宿经营, 也不期望搞现代化农业种植, 也不许走山者进入村庄干扰他们的平静生活, 他们愿意选择以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从事农业生产。请问, 县乡政府固然有能力, 但是是否有权力改变村民大会决议, 是否有权力以政府令要求这些村民不可商议地升级为以农业技术经营现代化为导向的规模化经营?美国阿拉斯加一个小镇就是例子。由此导致的最后冲突, 不是社区资源利用效率和利用方式是否现代化的冲突, 而是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合法性的冲突。

现在乡村振兴战略立法已经提上日程, 需要注意时代的变化。近代物权与债权均指向自治性主体, 而当代民法则必须应对自治性客体的大量兴起。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浙江省德清县的经验总结是, 与承包到人相比, 自然村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是最佳的制度选择, 保障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 又化解了“后来者”即未来村集体经济组成员新人出生后的耕地资源保障。但是, 将来的矛盾焦点会在联合家庭、重组家庭内部展开, 法律要为可能的家庭内部矛盾内部不可化解时留下司法救济的接口。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为这些矛盾的解决预留制度安排。

本次民法典修改中关于婚姻法的讨论引人注目, 起因是关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家庭耕地分配规则的法律支撑, 关注农村外出人口已经脱离农村日常生活的空间互动后被视为边缘人的知情权问题, 关注调查发现的村民大会对于常年 (3到6年) 离村人员在村内住宅的维修权的限制。从本次民法典编纂的广泛讨论可以发现, 民法所定义的正义世界正经历重大转变。世界正构筑起人与物的全面数字化、信息化与交互化网络, 新的财产形态、信息资本与虚拟经济大量兴起, 这对传统的人法和财产法理论构成巨大挑战。伴随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 民事权利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民法需要新的“人法”理论来重新定义法律人格和法律行为等概念, 这将深刻改变传统的所有权、契约和侵权理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工业革命以来围绕有形物构建的民法秩序正向围绕信息构建的民法秩序全面转型, 当代社会正由工业主义模式向信息主义模式转变。农村发展固然有滞后性, 但面临这两个转变不可能置之度外。面对当代信息化革命浪潮, 即时生产、灵活制造、批量定制、零库存、大规模外包蓬勃兴起, 所有权地理分布趋于分散, 无形财产与知识产权正从伴生性、边缘性、附属性、衍生性地位走向法律舞台的中心。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兴起, 传统以自然人为中心的民事法律主体概念也将遭遇深刻的挑战[6]。这势必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摆脱改革初期“农村是农民的, 农民是同质的, 农业生产是村落内部行为, 农民对于农业生产是全能的, 农村地里的收成全是农民的”的法律思维, 既要着眼于保护农民作为原居民的由乡村传统沿袭下来的基本利益, 要顾及农民的利益优先序, 也要关注当代农业生产中新的要素新的功能的进入贡献及利益分享。这需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定位新时期农村民事法律的发展重心, 必须正视信息社会特征以及不同法系包括正规法和习惯法、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等一系列紧密融合的现实。

更为迫切需要关注的是农村内部成员的分化。传统的土地制度的保护对于农村外部人员, 对于原来是农村现在已经转变为公务员的人来说, 已经有了正规的制度安排, 且列入了乡村社会治理规则。但是对于农村内部村民之间的分化, 现在的制度供给已经显现出正规法和习惯法的疏离苗头。现在农村中年轻人不务农、去农化的状况已成明显趋势, 其主流是离土离乡进城务工, 且上班日晚上不可能回村过夜了。这事实上解体了农村家庭共同生活的性质, 造成留守人员的一系列问题。在发达地区的农村中, 已经开始一个有代表性的趋势, 对于农村的土地耕种更重视使用权, 对于常年在外的村民资格, 一些弱化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倾向也在抬头。他人代种超过十年在合同法中对于长期租户的保护有明确要求。村民自治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也开始涉及这类内容。中国农村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是一个趋势, 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又不可能短期转变, 农业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兴起, 托管经营在不改变土地三权分置条件下形成了新型合作。在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趋势中, 传统农民对于种植业全程全包的生产形式已经打破, 承包农民和种地经营农民两个概念并不完全重合, 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也需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民进行新的设计。

在发达地区的休闲农业和民宿经济, 如浙江德清, 部分农民将自家房屋院落出让普遍都在20年以上, 这就需要把农村的耕地关系, 农民的宅基地关系, 与租赁关系的法律解释统一起来。现在民宿经济投资人往往是家庭全部成员, 包括由农村户口已经转为城镇户口的家庭成员, 也包括转为公务员的家庭成员的投资/技术/管理入股。这些股权表现为家庭内部或者家族合资, 各自对于农村在地资源的使用权和其它要素的权益, 都需要为未来的讨论、纠纷、争辩进行储备性对策研究。在浙江德清, 家庭经营中股权明晰化, 为各自的权益预留了依法规范的解释力和约束力, 这是在浙江发达农村地区产业兴旺而村内邻里及家庭内部矛盾冲突较少激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建设, 也是乡村由传统习俗社会转变为现代契约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德清县村中还有乡贤会, 也是开拓新知化解矛盾的一个重要渠道。新乡贤即本村出身在外地官场职场各行业各领域拼搏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士, 经过遴选, 在本村组成议事组织, 有正式授权的规则和职能。我调查的德清县雷甸镇双溪村, 村有乡贤榜、乡贤墙。村乡贤会在德清县民政正式备案为NGO组织, 2017年4月调研德清全县此类4例。新乡贤在村务议事村风引导中起作用, 亦与村民身份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股东身份定义有关, 个中勾连, 曲折明暗, 耐人寻味。

四、关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整合性目标

将这两个范式应用于成体系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应用于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研究, 是一个体系化和精细化的双重过程。十九大之后, 各地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 有句话形容就是要把“热腾腾”的十九大精神端到群众面前, 活灵活现, 形神兼备。形式热烈固然重要, 但内容成体系理解把握还是要深刻得多。运用这两个科学范式, 总结2016年以来我对农村的持续调查, 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命题和新的关联。

第一,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具有重大意义。这是认识到了当代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这和资源集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都有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有整体感、有问题感、有针对性。将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 实现乡村的五个振兴。农村发展需要农民的努力和奋斗, 农村发展是国家整体的事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在激发农村农民活力动力条件下, 还要加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红利向农村农业农民有径流量、规模化、持续性的汹涌回流。国家支持是保障。因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顶级的国家干预行动, 是一项顶级的社会扶助工程。通过补短板、强底板, 促进全面的社会进步;使农业农村同步现代化, 防止出现农业衰落、农村凋敝;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使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习总书记强调:“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 要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 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留得住青山绿水, 记得住乡愁。以此基调, 统揽全局。

第二, 如同主要矛盾改变一样, 已经没有整体性的中国三农问题和城乡问题了。三农问题和城乡问题已经被区块化、类型化了。长三角的苏锡常、杭嘉湖平原自2014年放开县以下户口, 城乡差别已经逆转。有趣的是没有所谓的均衡点, 现在农民不愿意村改居了, 市民向往村民了,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已经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农村让城市更向往”了。我连续两年调查的德清县的七个村, 都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的持续并且稳定的回流。美丽乡村国家政府投入越来越大, 多规合一规划农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乡贤介入乡村日常生活, 农村发展由过去片面倚重种植业、向农业全产业链延伸, 由注重农民纯收入向规划乡村公共服务整体建设, 由片面倚重所有权向所有权/资本投入/技术投入/管理经验四位一体整合协调。在十几年前习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 浙江农村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 保护环境、保护耕地、保护河流的意识, 乡村退二进三的意识, 就已经形成政策并付诸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浙江的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经验, 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 也成为参照和示范。就全国各类农村地区来看, 很多面相的变化开始挑战过去数十年来我们用来分析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经典概念、惯性思维和基本判断。许多旧的分析框架已跟不上变化, 新的概念体系则仍在建立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事”背后的“势”。通过盘点可以发现, 虽事各有异, 但势不可挡。因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对农村的区块化和类型化分类整理, 因地制宜。

第三, 农村公共服务需要优先发展, 需要前置性规划建设。现在研究农村必须深入到农村一线, 但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在所调查村的入户访谈、资料整理和数据挖掘。国家通过县级提供的进村到村的公共服务越来越细致, 越来越周到, 越来越重要。即使只研究一个村, 只写一个村, 也需要将这个村所在县的公共服务支持作为背景和舞台纳入进来。这是自2004年免除农业税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 实行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这个特征尤其明显。县级公共服务对农村的支撑支持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

第四, 现在农村中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已经成长起来, 投资成规模, 种地讲专业, 且视野开阔。出现了在地农民和离村不离土农民, 和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 土地要素的集中集聚规模而配套出现。我在德清双溪村佘国兴在县郊承包的温室农场调查, 发现他有“企业家/农场主/电器专业大专生/专业农民/身份农民”五种身份, 且符合欧盟对职业农民的定义标准: (必须) 每周从事至少一小时 (不允许累计) 专业农业劳动时间。当时他正在自制组装智能自动化/肥/水控制仪。我问温室用不用有机肥?他认真回答且有一丝诧异:无土栽培不用有机肥, 用X营养液, 与Y水混合。他经营的农业是现代化/智能化/精准化/产学研合作一体化, 是 (智能农业+新型物流+科技平台) 支持的设施农业 (温室) 。我调查过若干农场主, 包括全国十佳农民高健浩。这次对佘国兴的调查, 我发现自己的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知识储备不够用了, 迫切需要补充设施农业、智能农业、休闲农业的功课。我开始理解德清县农办何科长所说, 现在德清的农民种多少地村里知道, 至于农民如何种地、经营效率、效益如何村里说不清楚的。村里只是晓得有几家公司几家大户几家联户几位家庭能人转包经营耕地/农地 (耕地和农地有区别) , 如何经营、是否盈利、用工如何、农业机械化如何, 村里说不清楚的。农业机械化和土地生产率要找县农业局产业科, 新型经营主体新农民要找县农业局科教科。“我们现在发展新型田园综合体, 比村大, 比镇小。要到乡镇问乡镇农办。别的人不知道的, 拎不清的”。

理解现代新农民如果沿用旧思路也可能出问题。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农业企业家高峰论坛上, 一位农业企业家老总是中国农业大学作物专业的博士, 在北京市农业局、外事办工作过, 后辞职作老总专门生产草莓。系主任介绍她不怕吃苦, 到云南和宁夏种草莓。她发言时委婉纠正:我们到云南宁夏种草莓, 可不是我不怕吃苦, 而是那里的各种要素和生产条件比北京更好更适合。开头一样, 结果一样, 过程一样, 逻辑不一样。需要研究和理解新农民的一系列新特征。

图3 德清雷甸镇双溪村新乡贤在村内自家墙上的画作

图3 德清雷甸镇双溪村新乡贤在村内自家墙上的画作   下载原图

第五, 需要重视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建设的制度积累。包括“村-户”关系制度和新乡贤制度的设计积累。新的乡贤机制, 有的成为制度, 有的成为风气, 将村庄和村外, 城乡和乡村, 农业和非农业的关联建立起来。在德清调查, 新乡贤一种是本村人在村外从事各种行业职业的工作取得突出成绩, 还有就是外来投资人和技术人员进入村庄和村内资源结合, 也追求获得村民的认同。图3是德清雷甸镇双溪村新乡贤在村内自家外墙上的画作。画作意趣盎然, 融入乡村林木溪流背景, 虚实掩映, 体现了乡村家庭空间与村落公共空间的平滑过渡, 体现了个人情趣和村社共同体的认同和交融, 亦为外来者所欣赏。这样的精神产品有实物依托和对照, 反映了村民生活当下、向往和精神面貌。在德清, 从民国时期的法国民宿到现在的农家乐、洋家乐, 一直有城市人入村创业后认土归宗力求融入当地的文化传统, 外来在村创业人员也成为新乡贤的组成部分。现在德清农村民宿有的主动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 如设施作为村民孩子放学写作业的去处, 家长也可以陪伴。民宿的就业岗位也是村民优先选择。以乡愁为代表的农家乐服务培训开始有了主动需求, 农村女性主动要求学习民国式儿的衣着化妆和行为举止, 看不上城市样的浓妆艳抹。再就是2017年开始兴起, 城市人到德清农家期望吃到老妈妈做的家常饭, 而不是城市名厨的乡间版, 要的就是追寻那种归乡儿时的味道。农村的留人、留心、乡愁, 有一整套的价值体系和仪式风格相匹配。

第六, 我2018年6月份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百县调查, 到赣南上犹县调研脱贫攻坚战。知贫困农民脱贫的艰难, 亦知当地干部攻坚的不易。脱贫攻坚是硬任务, 有时限, 县、科、一般干部联系的贫困户是每人7、6、5户, 周六是规定的见面日, 要到农户家。费时费力, 尽职尽心。到村, 一农家老太对县精准办刘干部竖着大拇指讲:现在的政策好, 到处都干净, 家里也很干净。老太太今年80岁, 对村庄的变化非常认可, 抑制不住兴奋。第二天刘再讲:后来了解发现有情景介入。老太太儿子被村里评为孝道有瑕疵 (上犹县乡村文明户六星标准之一) , 老太太竭力表现是为了综合表现加分以挽回些许面子。这说明了县级干部的深读能力。另一方面, 脱贫攻坚是中心工作, 压倒一切, 到县各部门干部身上繁重繁琐。入户登记表一年需要填写户主身份证号50多次, 微信查岗实时定位, 周六肯定不休息, 周日休息不肯定。各种工作术语考核, 有题库、试卷和标准答案, 反复考试。报表文件填写不断。有的女干部的孩子讲妈妈很晚才回家, 到家聊十分钟就睡着了。我们发现, 多数工作必要也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认可, 但是有些大数据, 设计不精致, 程序有冗余, 设计缺乏精准性和封闭性, 有无效劳动在里面。大方向对, 但设计技术、设计程序不严谨不到位, 且缺乏动态跟进调整, 不珍惜下面干部的认真工作和辛苦劳动。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从接触的点面上看, 工作忙, 事务多, 但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要素进入农村产业和农村生活方式并不多见, 干部和群众与过去相比是忙起来了, 但是否有效是否适配需要跟进观察, 不能以忙本身作为成就目标和指标。这同样适用于构效关系的四Y分析, 特别是需要可装备性的追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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