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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公共产品筹资方式异质性:基于村干部人格特征的视角
2019-06-10 19:15:01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 》2019年第2期 作者:周密 康壮 【 】 浏览:0次 评论:0

一、引言

村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当前, 一事一议制度是中国村级公共产品供给最主要的方式 (陈杰等, 2013) 。所谓一事一议制度, 主要指以村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投入为主, 国家适当给予奖补, 为村内户外的公益事业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并适当向农村新社区和公共服务中心拓展的制度。一事一议制度在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农村空心化程度愈加严重, 一事一议制度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凸显, 即便如此, 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只能依靠一事一议的方式提供 (杨卫军、王永莲, 2005) 。

201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 解决了一事一议筹集资金少、村干部1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同时丰富了一事一议筹资来源, 不仅包括村民筹资筹劳, 还包括村集体出资和社会捐赠。课题组前期的研究结果发现, 目前辽宁省的一事一议筹资方式2发生了较大变化, 即筹资主体已由以往的以村民出资为主, 转变为村集体出资和村民出资等多种筹资模式并存。

那么, 什么因素导致了村庄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异质性?根据一事一议制度的管理规定, 村集体只有筹集到村级公共产品建设的一定数量资金, 才有可能获得上级政府的奖补。这意味着, 村干部在组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时面临着能否获得上级财政奖补资金的风险。面对风险时, 人格特征对投资决策差异的影响已被证实 (李涛、张文韬, 2015) , 村干部的决策会影响村集体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出资 (李秀义、刘伟平, 2016) , 但当前鲜有文献关注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 仅有孤篇文献证实村干部的个人因素是影响一事一议筹资的重要因素 (陈杰等, 2013) 。

基于此, 本研究拟从村干部人格特征的视角, 深入分析其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 并探究其中的作用路径。为完成以上研究目标, 本文首先利用“大五”人格量表3, 测度村干部的人格特征, 其次分析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为揭示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式的决定机制、加强和完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建设、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 村干部对一事一议制度影响的相关文献

一事一议制度在中国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万龙, 2007)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 大多数学者认为该制度是政府、村干部和村民参与的三方博弈, 而村干部作为“政府和村民的双重代理人” (徐勇, 2001) , 对制度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 在村民有意愿建设村级公共产品的背景下, 村干部的作用变得突出 (刘燕等, 2016) 。村干部作为村集体的代表, 其态度直接影响制度实施情况 (余丽燕, 2015) 。这种影响表现在村干部是否会将村集体经济资源投入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 而村集体的投入则会显著影响村级公共产品供给 (余丽燕, 2015) 。

已有研究证实, 村干部的个人因素是影响一事一议制度执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陈杰等, 2013) , 并且, 村干部偏好导致了一事一议政策的绩效偏差 (何文盛等, 2018) 。有学者提出, 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制度, 需要重视村干部的作用, 应鼓励年轻的、有能力的人通过选举成为村委会主要成员, 使农村党支部年轻化 (杨卫军、王永莲, 2005) , 通过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 进一步推动作为双重代理人和经纪人角色的村干部“愿问事, 问好事” (彭长生, 2011) 。

(二) 人格特征对投资决策和工作表现影响的相关文献

人格特征的定义是“人格特征是相对稳定的思想、感受和行为模式, 体现了个体在某种情境下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的倾向” (Robert, 2009) , 并且个体的人格特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比较稳定的 (Caspi et al, 2005) 。已有研究表明, 人格特征会影响个体的行为 (李涛、张文韬, 2015) , 这种影响涉及教育、工作表现、健康和投资等多个领域, 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人格特征对投资决策和工作表现的影响。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 在人格特征的影响下, 个体并不会按照理论上的理性人进行投资决策 (王雅丽, 2013) 。人格特征在投资决策领域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投资选择上, 例如, 严谨性人格特征的个体更精于理财, 相比较神经质人格特征来说更愿意持有存款而不是负债 (Donnelly et al, 2012;Nyhus and Webley, 2001) , 而外向性与开放性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和负债具有显著的影响 (Brown and Taylor, 2014) 。已有研究证实, 管理人员的人格特征可以用“大五”人格的五个因素加以解释, 并且大五人格对于工作中的个体行为具有一定预测性 (孟慧、李永鑫, 2004) 。人格特征对工作表现方面的影响体现在, 不同人格特征的个体在人际关系、工作努力意愿、合作和沟通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 外向性更高的个体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较好, 会获得更多的人脉资源;顺同性高的个体更善于沟通和与同事合作 (李涛、张文韬, 2015) 。

综合来看, 人格特征对个体的投资决策和工作表现的影响已被证实。一事一议制度作为村级公共产品投资渠道的制度保障, 也是村干部组织开展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方式, 必然会受到作为村组织代表的村干部的人格特征影响。但目前关于一事一议制度的研究中, 鲜有文献将村干部人格特征作为切入点, 分析其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而关于人格特征方面的研究, 也仅有孤篇文献涉及到了村干部这一群体。本文正是在已有理论研究基础上, 考虑到村干部的人格特征因素, 实证分析其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进而提出完善该制度的政策启示。

(三) 研究框架

本文通过“大五”人格量表, 对村干部的人格特征进行测度。“大五”人格特征包括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开放性和神经质五类人格特征维度。这五个维度从最大限度上抽象概括了所有的人格特征, 每种因素都包含了很多更加具体的人格特征。根据已有研究, “大五”人格适用于不同国家和文化, 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信度都较高 (Mc Crae and Costa, 1997) , 并且个体的人格特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比较稳定的 (Caspi et al, 2005) 。

根据已有研究结论, 开放性高的个体一方面思想活跃勇于创新, 有助于事业的成功, 另一方面容易对上级的指令和制度约束产生反感和抵触, 同时, 开放性人格对风险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李涛、张文韬, 2015) 。一事一议制度对村民的筹资上限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且相较于村集体出资而言, 对村民进行筹资在操作上更为复杂, 影响筹资成功的因素更多, 因此开放性得分高的村干部有可能拒绝对村民开展筹资活动, 而是直接选择村集体出资, 回避制度的约束。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开放性得分高的村干部, 出于回避制度约束和村民筹资困难性的考虑, 不愿意对村民进行筹资, 更倾向选择村集体出资, 相应的路径假设为是否进行村民筹资。

外向性高的个体更擅长领导者的角色, 并且会获得更多可利用的人脉资源 (李涛、张文韬, 2015) 。而一事一议筹资活动, 需要村民的信任与支持, 外向性高的村干部相对而言保守程度更低, 更容易获得可利用的人脉资源, 也更容易得到村民的支持, 换言之, 更容易实现村民出资。与村民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更多可利用的人脉资源将有助于村干部顺利开展村民筹资活动,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外向性得分高的村干部, 保守程度更低, 拥有与村民更好的人际关系, 容易获得村民出资, 因此更倾向选择村民出资, 相应的路径假设为村干部的保守程度。

严谨性体现了个体努力工作的意愿和负责任、细心、有计划、有组织的特质, 参与投资决策更为积极主动, 考虑问题长远 (Donnelly et al, 2012) , 且在投资方面更愿意持有存款而不是负债 (Nyhus and Webley, 2001) 。严谨性高的村干部具有更强的责任心, 责任心较强的村干部更希望通过一事一议制度提高村内公共产品水平, 改善村庄面貌, 促进村庄发展, 这种责任心促使村干部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筹集一事一议资金, 以达到获得财政奖补、建设村级公共产品的目的,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严谨性得分高的村干部, 责任心更强, 出于提高村内公共产品水平的考虑, 促使其采取多渠道筹资的方式筹集所需资金, 因此更倾向选择混合出资, 相应的路径假设为村干部的责任心。

根据人格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大五”人格特征对工作表现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开放性、外向性和严谨性三类人格特征, 例如在人格特征对创业的影响中, 神经质和顺同性影响较低 (李涛、张文韬, 2015) , 在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 神经质的影响并不明显 (Brown and Taylor, 2014) 。基于上述研究, 本文只假设了这三类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 并未考虑神经质特征和顺同性特征。

三、数据处理及描述性分析

(一) 数据来源

2017年8月~10月, 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课题组开展了以村干部为主要受访对象, 以“村集体组织参与一事一议情况”为主题的调研,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此次调研。抽样过程是:选择辽宁省13个地级市 (计划单列市大连市除外) , 在13个市中随机选取59个县 (区、县级市) , 然后在59个县 (区、县级市) 中随机选取乡镇 (街道) 和村庄, 同时兼顾到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性, 共回收有效问卷271份。

此次调查共涉及到13个地级市59个县228个乡镇 (街道) 的271个村。样本村庄分布广泛 (样本村庄分布如图1所示) , 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村级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干群关系等多方面存在差异。此外, 受访者选择村干部, 是因为村干部作为村组织的代表、一事一议制度的执行者和村级公共产品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者, 更了解村级层面的公共投资情况。

 

1 样本村庄分布 

:三角表示调研的村庄

(二) 样本及变量选择

通过对样本的统计, 本文发现, 在271个样本村庄中共有205个村庄近三年开展过一事一议筹资活动,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 因此, 在进行样本处理时去掉了没进行过筹资的样本村庄, 保留的205个样本村庄近三年累计开展一事一议筹资活动337项, 本文以此作为分析对象。

在已开展的337项一事一议筹资项目中, 有170项项目的筹资资金来自村集体出资, 95项资金来自村民出资, 63项资金来自混合出资, 9项资金来自社会捐赠。由于选择社会捐赠的样本量较小, 在337个项目中, 仅有9项选择了社会捐赠, 占全部样本的3%, 因此, 在后续研究中, 未将这部分样本纳入分析范围。这也说明, 通过社会捐赠进行一事一议筹资的方式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 结合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一事一议制度的规定以及制度实施的实践经验, 针对样本村庄一事一议制度实施的特点, 本文选取了影响村庄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相应变量指标。其中, 被解释变量为样本村村干部“是否选择村集体出资”、“是否选择村民出资”以及“是否选择混合出资”的二分变量, 其中, 选择是=1, 选择否=0。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村干部人格特征, 包括:严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五类人格特征维度。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严谨性体现了个体努力工作的意愿、办事效率和责任心;外向性代表了个体人际关系、领导力和活跃水平;开放性反映了个体在艺术感、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的能力 (李涛、张文韬, 2015) 。在“大五”人格量表中, 每个维度各对应三个问题, 其中, 严谨性对应的问题为:“我做事有始有终”、“我比较懒惰”和“我做事很有效率”。外向性对应的问题为:“我喜欢和人说话”、“我很外向, 爱社交”和“我比较保守”。开放性对应的问题为:“我常常会有新想法”、“我热爱艺术和美”和“我想象力很丰富”。其中, “我比较懒惰”和“我比较保守”为反向问题, 其余问题为正向问题。对受访者进行测度时, 要求受访者对于自身的心理状态、行为偏好以及性格特点等进行自我评价, 从低到高在1~5分之间给出分数, 在计算得分时, 正向问题直接加总, 反向问题计算时用6减去该题得分, 然后计算总得分, 以保证每个维度的最终得分皆表示得分越高, 该人格特征越强。每个维度的得分, 即为受访者在该心理维度上的水平。

控制变量包括村干部个人特征、村庄特征等方面的变量。村干部个人特征包括村干部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村干部的个人特征变量会影响其工作效率、工作时间投入, 进而影响一事一议制度的执行 (李秀义、刘伟平, 2017) 。

村庄特征包括是否为贫困村、外出务工率、人均耕地面积、村内道路硬化长度、村级财务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人口、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土地流转比例、贫困户比重、60岁以上人口。贫困村或贫困户所占比重较大的村, 村民收入较低, 难以负担一事一议筹资资金, 通过村民出资的可能性越小 (陈杰等, 2013) ;外出务工率越高的村庄, 召集村民议事及筹资的难度越大, 更不易通过村民进行筹资 (项继权等, 2014) ;村级财务收入高的村, 通过村集体出资, 会降低村民出资额 (卫龙宝等, 2011) ;村民人均收入越高, 村民越有能力提供一事一议筹资资金, 村干部也更有可能选择村民出资 (周密、张广胜, 2010) ;人口越多的村庄, 召集村民参加一事一议筹资的成本越高 (卫龙宝等, 2011) 。人均耕地面积、土地流转比例及各村庄要素禀赋的差异会影响一事一议制度的开展 (许莉等, 2009) 。60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的村庄, 村民出资意愿相对较低, 不容易选择村民出资 (周密、张广胜, 2017) 。加入村内道路硬化长度, 以表征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加入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 以表征村庄地理状况。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问卷调查整理。

(三) 列联分析

本文所调研的271位村干部的“大五”人格得分分别为:严谨性平均得分13.26分;外向性平均得分12.15分;顺同性平均得分12.98分;神经质平均得分6.5分;开放性平均得分11.18分。其中, 严谨性得分最高, 说明村干部普遍具有较强的严谨性, 符合作为领导者应具备的特征。神经质得分为6.5, 处于较低水平, 说明村干部的情绪较为稳定。村干部在开放性人格特征维度的得分较低, 开放性体现了个体的创造力等, 村干部开放性得分较低可能与村干部年龄和工作环境有关。

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发现, 选择不同出资方式的村干部在人格特征得分方面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 选择村民出资的村干部, 外向性、顺同性和神经质得分高于选择其他出资方式的村干部;选择混合出资的村干部, 严谨性得分高于选择其他出资方式的村干部;选择村集体出资的村干部, 开放性得分高于选择其他出资方式的村干部。

2 选择不同出资方式的村干部“大五”人格特征得分差异    

 

数据来源:根据问卷调查整理。

四、模型设定

(一) 二值选择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是否选择村集体出资”、“是否选择村民出资”以及“是否选择混合出资”, 并且每一个变量皆为虚拟变量, 其中, 1表示选择该出资方式, 0表示不选择该出资方式, 因此本部分采用二值选择模型, 模型表达式如 (1) 式所示。

          

在上述模型中, y是被解释变量, x是解释变量, 包括村干部的五种人格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贫困村、外出务工率、人均耕地面积、村内道路硬化长度、村级财务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人口、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户数、土地流转比例、贫困户比重、60岁以上人口数。根据已有研究结论, 个体的人格特征在30岁以后基本保持稳定, 在均值水平上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小 (Mc Crae et al, 2000) , 基于此, 在本文中可以将人格特征看作外生变量, 因此, 本文未考虑内生性的问题。

(二) 结构方程模型

上述模型分析村干部人格特征与筹资方式选择的相关关系, 但并不能直接说明村干部人格特征为什么会对筹资方式选择产生影响, 因此, 本部分利用结构方程模型, 将着眼点深入到一事一议制度的相关规定和“大五”人格的细分维度, 进一步分析人格特征影响出资方式选择的作用路径, 以更好地解释前文的结论。根据本文的作用路径假设, 拟将村干部不同的人格特征作为初始变量, 将“是否进行筹资”、“责任心”、“保守”作为中间变量,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 揭示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

一般来讲, 结构方程模型由三个矩阵方程式构成:

 

上述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个部分组成。 (2) 式和 (3) 式为测量模型, (4) 式为结构模型。上述模型中, 第一部分测量模型作为因子组成部分显示了观察变量与潜在因子之间的关联联系;第二部分结构模型为因子结构部分, 它显示了潜在因子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构关系, 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关系。本文将结构方程模型第二部分作为路径分析模型, 把潜在因子看作指标变量。

五、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 基于logit回归模型的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式的影响分析

3汇报了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式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其中, 第 (1) 列汇报了村干部不同人格特征对选择村集体出资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开放性人格特征在10%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村集体出资, 说明开放性人格特征得分高的村干部, 在选择一事一议出资方式时更倾向村集体出资, 假说1得到了验证。

3 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式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logit回归)    

 

:*、**、***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固定效应为县域控制。

(2) 列汇报了村干部不同人格特征对选择村民出资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外向性在10%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村民出资, 说明外向性人格特征得分高的村干部, 在选择出资方式时更倾向村民出资。假说2得到了验证。

(3) 列汇报了村干部不同人格特征对选择混合出资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严谨性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混合出资, 说明严谨性人格特征得分高的村干部, 在选择出资方式时更倾向混合出资。假说3得到了验证。回归结果显示, 开放性在1%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混合出资, 外向性在5%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混合出资, 说明村干部开放性和外向性得分越高, 越不容易选择混合出资。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样本筛选进行稳健性检验, 样本的筛选包括三部分。

首先, 根据已有研究, 外出务工比例越高的村越不容易开展一事一议制度 (李秀义等, 2016) , 并且, 根据一事一议制度的议事程序规定, 议事会议需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代表参加。因此, 外出务工比率高的村庄更不易开展一事一议筹资活动, 获得村民出资。本部分筛选“外出务工率”小于30%的样本, 样本量为262, 以控制外出务工对一事一议执行以及村民出资造成的影响。

其次, 村干部每届任期短4导致村干部在村级公共产品建设时积极性较低, 影响一事一议制度的执行 (杨卫军、王永莲, 2005) 。因此, 本部分筛选“任职年限”大于等于6年的样本, 样本量为202, 以控制任职年限对村干部开展一事一议积极性和选择村集体出资的影响。

最后, 人格特征领域的相关研究表明, 人格特征的形成受个体教育程度的影响 (高湘伟等, 2004) 。因此, 本部分筛选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 即“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12年的样本, 样本量为265, 以控制受教育程度对人格特征产生的影响。这部分采用与前文相同的二值选择模型, 分别对不同筛选标准下的样本进行回归, 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当样本限制在“外出务工率”小于30%的情况下, 结果显示, 开放性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集体出资, 外向性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民出资, 严谨性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混合出资。当保留村干部“任职年限”大于等于6年的样本时, 回归结果显示, 开放性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集体出资, 外向性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民出资, 严谨性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混合出资。当保留“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12年的样本时, 回归结果显示, 开放性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集体出资, 外向性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民出资, 严谨性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混合出资。三种不同筛选标准下的样本回归结果均与前文结果相一致, 因此,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4 村干部人格特征对筹资选择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logit回归)    

 

 

:*、**、***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贫困村、外出务工率、人均耕地面积、村内道路硬化长度、村级财务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人口、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土地流转比例、贫困户比重、60岁以上人口数。因版面限制, 未汇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作用路径分析

本文采用Amos23.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估计, 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表5, 本文的路径假设 (1) 估计结果显著, 即开放性人格特征通过是否进行筹资显著影响选择村集体出资, 村干部开放性越强, 越不愿进行村民筹资, 越倾向选择村集体出资, 假设 (1) 成立。本文的路径假设 (2) 估计结果显著, 即外向性人格特征通过村干部的保守程度显著影响村民出资, 村干部外向性越强, 越不保守, 越倾向选择村民出资, 假设 (2) 成立。本文的路径假设 (3) 估计结果显著, 即严谨性人格特征通过村干部的责任心显著影响选择混合出资, 村干部严谨性越强, 责任心越强, 越倾向于选择混合出资, 即假设 (3) 成立。

5 村干部人格特征影响筹资方式的结构方程估计结果    

 

 

:“←”表示发生效用的方位;*、**、***分别表示在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临界比值 (Critical Ratio) 为参数估计值与估计值标准误的比值。

2为不同人格特征的村干部影响筹资方式的路径图, 其中标准化路径系数证实假设 (1) (2) (3) 成立。具体来说, 开放性对是否进行筹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1, 是否进行筹资对选择村集体出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29, 影响方向一致。根据已有研究和现实情况来看, 开放性较强的村干部, 较为反感和抵触制度约束, 而且在金融投资方面, 开放性表现出积极、正向的影响, 因此开放性较强的村干部更有可能拒绝进行村民筹资, 而是选择将村集体资金投入到村级公共产品建设中。

外向性对不保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7, 保守对选择村民出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09, 影响方向一致。已有研究表明, 外向性是个体人际关系和领导力的体现, 从现实情况来看, 外向性高的村干部, 保守程度低, 越不保守越有可能获得更多可利用的人脉资源, 也就是获得村民的支持, 因此, 在一事一议筹资时可以较为容易获得村民出资, 也更愿意选择村民出资。

 

2 村干部人格特征影响筹资方式的路径图 

严谨性对责任心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66, 责任心对选择混合出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0.13, 影响方向一致。严谨性对工作表现的影响体现在个体的努力程度、责任心等。从现实情况来看, 严谨性高的村干部, 具有较强的促进本村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心, 因此, 严谨性高的村干部会选择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 (也就是混合出资) 获得所需资金, 从而达到本村村级公共产品建设的目的。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辽宁省271个村的村干部调研数据, 实证分析了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本文采用人格特征研究领域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大五”人格分类法, 对村干部的人格特征进行测度, 力图揭示大五维度之下村干部不同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可能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并未局限于最宽泛的大五维度, 而是深入到了大五维度之下更为具体的细类人格特征,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探究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

结果显示, 在全部271个样本村337项一事一议筹资活动中, 村干部开放性人格特征对选择村集体出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作用路径为是否进行村民筹资;村干部外向性人格特征对选择村民出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作用路径为外向性人格特征维度下的保守程度;村干部严谨性对选择混合出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作用路径为严谨性人格特征维度下的责任心。

一事一议筹资制度的初衷是提供村级公共产品建设所需的资金, 村干部作为村组织的代表, 其人格特征对选择何种出资方式有显著的影响。更多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完善和发展一事一议制度, 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有关村干部选拔任用与考察方面的政策。本文研究结论可能的政策含义为:政府在制定相应的完善一事一议筹资决策制度的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村干部人格特征对制度产生的影响, 建立一事一议筹资的监督和审查机制, 通过相应的制度约束, 合理控制筹资资金来源。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优势, 实行民主决策或村民代表投票决策的方式, 在选择一事一议出资方式时, 更加科学、考虑周到且符合实际, 弱化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选择的主观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杰、刘伟平、余丽燕, 2013:《“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绩效及评价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9期。

[2].高湘伟、许凤琴、朱爱侠、尚磊, 2004:《护士人格特征与学历、年龄的相关性》, 《中国临床康复》第3期。

[3].何文盛、何志才、唐序康、包丽美, 2018:《“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绩效偏差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省10个县 (区) 的质化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第15期。

[4].李琴、熊启泉、孙良媛, 2005:《利益主体博弈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 《农业经济问题》第4期。

[5].李涛、张文韬, 2015:《人格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动态》, 《经济学动态》第8期。

[6].李秀义、刘伟平, 2016:《新一事一议时期村庄特征与村级公共物品供给--基于福建的实证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7].李秀义、刘伟平, 2017:《农村社区公共品“民办公助”供给中的村干部激励研究--对福建省25县239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实践的调研分析》, 《西部论坛》第2期。

[8].林万龙, 2007:《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 《管理世界》第9期。

[9].刘燕、冷哲, 2016:《“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对微观主体的激励效应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财政研究》第5期。

[10].孟慧、李永鑫, 2004:《大五人格特质与领导有效性的相关研究》, 《心理科学》第3期。

[11].彭长生, 2011:《“一事一议”将何去何从--后农业税时代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变迁与机制创新》, 《农村经济》第10期。

[12].王雅丽, 2013:《我国个人投资者的人格特质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3].卫龙宝、凌玲、阮建青, 2011:《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

[14].徐勇, 2001:《村民自治、政府任务及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外部行政环境的总体性思考》, 《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15].许莉、邱长溶、李大垒, 2009:《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事一议”制度困境与重构》, 《现代经济探讨》第11期。

[16].余丽燕, 2015:《“一事一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 《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

[17].项继权、李晓鹏, 2014:《“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机制》,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18].杨卫军、王永莲, 2005:《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一事一议”制度》, 《财经科学》第1期。

[19].周密、张广胜, 2010:《“一事一议”制度的运行机制与适用性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第2期。

[20].周密、张广胜、刘华、王晓瑞, 2017:《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实施的双重效应及其协调机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21].Brown, S, .and K., Taylor, 2014, Household Finances and The‘Big Five’Personality Trait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12:197-212.

[22].Caspi, A.Brent W.Roberts and Rebecca L.Shier, 2005, Personality Development:Stabil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6:453-484.

[23].Grant Donnelly.Ravi Lyer and Ryan T.Howell, , 2012,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Material Values, and Financial Well-beingof Self-describedMoney Managers”, Journal ofEconomic Psychology, 33 (6) :1129-1142.

[24].Mc Crae, R., 2000, “Nature Over Nurture:Temperament, Personality, and Life Sp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Social Psychology, 78 (1) :173-186.

[25].Mc Crae, R.P.Costa., 1997, “PersonalityTraitStructureas a Human Universal”, American Psychology, 52 (5) :509-516.

[26].Nyhus, E., and P., Webley, 2011,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Household Saving and Borrowing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of Personality, 15 (S1) :S85-S103.

[27].Roberts, B., 2009, “Back to the Future: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3 (2) :137-145.

[28].Dohmen, T., A., Falk, D.Huffman, and U.Sunde, 2010, “Are RiskAversion and Impatience Related to Cognitive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3) :1238-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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