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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农村社会研究述评
2019-04-15 20:47:41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2017年第1期 作者:郭占锋 李卓 【 】 浏览:0次 评论:0

关中地处黄河流域, 介于秦岭和北山之间, 西起宝鸡, 东至潼关, 东西长约300公里, 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 这里是人类农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其历史悠久, 文化璀璨, 以及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与建筑风格, 历来被文人墨客所青睐。然而, 作为中国农耕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 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与华北农村、江南农村和华南农村研究相比,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不仅缺乏系统的研究, 就连经验性的材料积累也非常少见。但关中特殊的地理位置、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以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独特模式, 早就决定了关中农民及农民社会研究是中国农民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 也是世界农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以及“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 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关中地区农村的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变迁。鉴于此, 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研究文献, 从多个视角出发, 分析并整理出这篇关中农村社会研究的文献述评, 希望有助于其他相关研究者更加系统地了解关中农村研究, 进一步丰富中国农村和世界农村研究。

一、历史上关中农村社会研究

关中地区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深邃的文化传承, 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 封建社会与大一统国家的摇篮, 周秦汉唐的立国之基 (秦晖, 1993)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历经沧桑而不老, 积淀出了独特的“关中气质”, 这里的农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建筑风格与饮食结构。同时, 也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文化教育模式与农民形象。进行关中农民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了解民族历史文化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 对丰富世界农民研究同样意义重大。下面将重点回顾历史上关中农民与农村社会研究, 以此梳理关中农村社会研究的历史脉络。

(一) 北宋“关学”与关中农村社会研究

早在北宋时期就已有学者开始对关中地区的农民及农民社会展开了研究, 并提出了很多优秀的社会建设思想, 其中陕西眉县张载的影响最大, 他早在北宋时期就提出了“以民为本, 注重民生, 强调均平”的主张, 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社会进步意义 (曹德本, 1987) 。而张载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文关怀;二是“民吾同胞”的社会和谐理想;三是“利民和足民”的治理宗旨;四是“恢复井田制, 以求均平”的社会改革方案 (杨亚利, 2007) 。同时, 为了解决社会贫困和建构新型理想社会, 张载还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理想, 社会平等作为这一理想的核心与奋斗目标, 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新追求 (王处辉, 宣朝庆, 2004) 。此外, 以他为核心开创的“关学”, 对传统儒家学派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整合与创新, 自成学术体系, 独具思想特色, 作为宋明理学中一支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学术流派, 其精神特质主要表现在“经世致用, 笃行践履”的务实精神;“天人合一, 民胞物与”的和合精神;“学古力行, 笃志好礼”的道德实践精神;“关注民生, 以天下为念”的爱国精神;以及“刚正不屈, 不畏艰苦”的进取精神 (刘永青, 2008) 。遂与湖南周敦颐的“濂学”, 河南程颢、程颐的“洛学”鼎足而立, 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和文化财富 (赵吉惠, 2001) 。张载创立的“关学”肯定了天道与人道的关联, 确认了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提出了治学之道和重要的理学思想 (杨国荣, 2008) 。同时, 张载还提出了“敦本善俗”、“变化气质”的教育思想, 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立人之性”与“求为贤人”, 最终达到“学为圣人”的境界, 并提出了“养正于蒙”的思想, 指出了启蒙教育的重要性, 这些优秀的教育思想为后世“关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孔令华, 2007) 。而其伦理精华“民胞物与”的和谐社会理想与“四为”的儒家道德践履精神, 对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中地域文化建设得天独厚, 应该在关学传统的影响下, 不断提升其文化建设的人文气质和超越维度, 在展示盛世文化的同时, 增强对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价值提炼 (王雪婴, 2012) 。

而到了明代, 大学者冯从吾开办“关中书院”, 培养关学人才, 并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 提倡读书讲学之风, 著有《关学编》, 对张载的关学思想继续进行弘扬和传播。同时, 明朝中叶以薛瑄为首的“河东之学”, 继续发扬关学学风, 使“关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明末清初之际, 俗称“关中三李”的“关学”代表人物李二曲、李柏和李因笃, 继承和发扬了“关学”思想, 使“关学”得到持续发展。“关中三李”提出“明体适用”、“匡时要务”、“道不虚谈, 学贵实效”和“经世致用”等主张, 高扬了儒家的人文精神, 使明清儒学与关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关学”思想家不仅在思想上启发时代的人民, 而且躬耕实践, 积极创办书院, 大力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和传播关学思想。明清两代为传播关学, 培养人才, 创办的书院有关中书院、宏道书院、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 (赵吉惠, 2001) 。这一时期关学发展的特点是继续批评“空谈性命”的理学大患, 为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促进关学向近代新学转化做好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准备。

回顾关学的发展历史, 发现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提出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和“四为”等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关学对时代问题的把握, 对人民命运的关怀, 以及对关中农民社会的深入研究与剖析, 都体现了一代学人的时代担当与社会责任。他们以关中农村和农民社会为“试验场”, 展开的农民社会研究和关学思想体系建设, 对后代学人与关中社会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二) 民国时期关中农村社会研究

考察近代关中社会环境应该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格局和文化发展状况三个方面着手。在经济格局方面, 受自古以来的自然条件影响, 农业仍然是近代关中的经济支柱。关中地区仍保留着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从劳动组织上看, 传统的农业生产以一家一户自然经济为主, 表现为简单分散, 农民的生产活动也相对封闭、独立, 而抵抗各种天灾人祸的能力也较低。但在近代陕西人口缓慢增长的情况下,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及交通条件有了新的变化。“受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影响, 近代关中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逐渐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尽管这种转变从总体上来说是极为缓慢和不平衡的。但正是在近代关中人口增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生缓慢变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了关中经济多元化的发展, 尤其在民国中期形成了以西安、宝鸡等铁路沿线城市为主的发展带, 逐渐波及关中各县。” (刘俊凤, 2011)

民国时期, 关中地区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更为活跃。学者忻平在《论抗战时期内迁对后方社会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大批内迁工厂与人口进入西部地区, 新的技术知识、新的风俗习惯等不断涌入, 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内地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大家庭的瓦解, 睦邻友善、宽容精神、同情精神等的延伸, 使原先较为封闭简单的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复杂、开放, 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社会阶层也趋于丰富成熟。” (忻平, 1992) 然而, 在土地相争、民风劲悍、弃农逐末、赋税沉重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民风民俗的作用下, 关中刀客现象应运而生。“关中刀客, 至少兴起于道光年间, 主要活动于关中同州府、西安府等地, 最初因随身佩戴一种长约三市尺, 宽约二寸的关山刀而得名, 后来也携带枪支。平时并无固定的职业, 或替人寻仇, 或保运押贩, 设赌械斗。官员和士绅视其为‘地方大害’, 常常以‘刀匪’称之, 与‘会匪’、‘回匪’等同为镇压对象。而民间呼其为‘刀客’。‘刀客’作为关中地方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 身上始终带着极为鲜明的叛逆烙印, 同样携带着关中人特有的精神, 那就是:尚公近义。虽然会为‘尺布斗粟辄兴雀角, 但一闻公家之令即争先恐后, 虽重困未敢稍违’。” (刘俊凤, 2011) 刀客的诞生源自民间社会的错动, 刀客的命运也必将决定于民间社会的变动, 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和国家政体的建立, 代表着旧式农民反抗强暴、诉求公正和追求传统小农经济秩序的刀客群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刘俊凤, 2011) 。

旧时期, 关中农民受到旧思想的束缚较为严重, 尤其以妇女最为严重, 她们受到世俗的限制和不平等的待遇, 缠足便是这一事实的残酷体现。学者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对“缠足”现象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妇女们告诉我们说, 这样瘦削畸形的脚在男人眼中却是很美的, 对此我们表示怀疑。以贫困的陕西山民为例, 这些不修边幅的人长期居住在黄土高坡上的土窑洞里, 屋内地板肮脏, 墙面被烟熏得漆黑并且布满了蜘蛛网, 纸糊的窗户被风吹得破破烂烂, 土炕上摆放着几个破坐垫, 炕上的席子生满了跳蚤之类的寄生虫, 猪、狗和家禽们挤在一起争夺着从主人肮脏的饭桌上掉下的食物碎屑。当看到这样的情景时, 我们还会幻想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会从裹着的小脚上发现什么美感吗?难道他们为了获得美感, 即便生活艰辛也宁愿要一个走路都摇摇摆摆的伴侣吗?难道这些男人就执迷于娶一个小脚妻子, 即便她穿着像印第安妇女一样破旧的长袍, 也丝毫不会掩盖‘三寸金莲’所展示出的美丽绝伦吗?一个母亲甘愿把缠足的痛苦施加在女儿身上唯一的动机就是担心孩子将来找不到婆家。说到底, 在中国, 子女的婚姻都是父母做主的, 父亲要求儿媳要像他的妻子一样‘合乎规矩’。” (罗斯, 2012) 因此, 缠足这种人类文明时代最严重的痛苦就因为那些中年父亲们畸形的审美而被强加在女孩身上。然而, 裹脚并不是关中妇女身上唯一的束缚。不能随便露脸也是关中妇女特点之一, 亦是其束缚之一。学者罗斯这样描述其经历:“在陕西, 如果你在经过一家小店时看了某位女性片刻, 只要她不是祖母年龄的人, 那么她一定会匆忙转身溜回她的房间去。被一个男人盯着看会被认为是不得体的事情。即便是一个九岁的女孩, 只要你把目光停留在她身上, 她就会立刻躲进屋里”。见不到阳关, 学不到知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女性的命运 (罗斯, 2012) 。

同时, 在学者罗斯眼中关中农村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他就其所见到的妇女特点, 结合中西方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西方, 男性的自杀率要比女性高出三四倍, 毫无疑问,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两性之间的心理差异。但是在中国, 女性的自杀率要比男性高5到10倍, 这将有利于我们了解生活在男权世界的女性究竟能感到多大程度的幸福。大多数自杀的女性是刚结婚的女子和年轻的寡妇。前者自杀是因为他们活得不快乐, 后者通常觉得自杀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新娘身上那些让她感到绝望的枷锁, 以及要求寡妇殉节的所谓“妇道”都是男人创造出来的。同时, 男人还不断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女人进行指挥和塑造, 众多女性选择自杀的事实有力批驳了“女人幸福存在于异性守护之中”的理论 (罗斯, 2012) 。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 北宋的关学思想虽然影响很大。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则出现了中断, 直到民国时期, 仅有外国传教士零零星星地提到关中农村的妇女地位问题, 至于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则处于边缘状态。

二、当代关中农村社会研究

关中农村研究是以往农村社会调查和经验性农民学研究很少注意的死角, 回顾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 可以发现学界对华北农村、江南农村的研究曾经名震一时, 无论是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华北地区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 还是以费老《江村经济》为代表作的江南农村研究, 至今仍被国际学术界作为研究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的主要经验材料。而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在历史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现代化转型中仍然关注不足。回顾近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 发现在现代化转型中学界只有少数学者进行了关中农村与农民的相关研究, 关注的问题比较分散且跟踪研究不足, 主要涉及“关中模式”与关中农村历史研究、关中乡村精英研究、关中农村城镇化研究和关中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等方面。

(一) “关中模式”与关中农村历史研究

对于关中农村历史进行研究最为权威的当属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 他曾早在1993就倡导对关中农村和农民进行研究, 认为关中曾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但长久以来,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研究却对此地域关注不足, 使其成为以往农村社会调查和经验性农民学研究的死角。他指出对关中农村和农民进行研究将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 并撰写了《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一文, 开启了“关中模式”系列研究的第一步 (秦晖, 1993) 。在时隔两年之后, 于1995年又推出了另外一篇文章《“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之二》, 进一步论述了“关中模式”产生的社会历史渊源, 由近及远, 从历史的角度对“关中模式”进行了考察与分析 (秦晖, 1995) 。同时, 在其与苏文合著的另一部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对关中小农社会进行了分析, 认为前近代的关中农村社会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 具有独特的历史特点, 将关中农村作为一个模式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秦晖, 苏文, 1996) 。秦晖教授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关中模式”进行解读, 对认识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对探究“小农经济”和认识中国农民与农村具有深远意义。

回顾近现代中国农民和农村研究的历史, 发现在我国农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近代中国又具有鲜明类型特征的关中农村不仅缺乏系统的研究, 连经验资料的积累和整理都几乎是空白 (秦晖, 1993) 。而秦晖从历史学的视角对“关中模式”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促进了关中农村与农民研究的深化, 同时也启发学界其他研究者开始关注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 为推动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走向纵深做出了贡献。

(二) 关中乡村精英研究

近年来,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加剧, 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也逐渐出现在少数学者的视域之内。以付少平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开始关注和研究关中地区的农村精英问题, 探讨在村庄场域中精英关系的格局、形成条件与典型模式, 以及农村精英与国家基层政权互动的过程与关系, 对关中乡村精英与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付少平等在《关中乡村精英研究》一书中首先对精英和精英学进行了界定, 并对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随后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独特价值、关中乡村精英研究的方法及相关概念进行了论述;紧接着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探讨了关中乡村精英形成的基本模式及各类乡村精英的转换;同时, 分析了关中乡村精英形成的格局, 包括村庄场域结构的定量分析、精英关系类型分析和精英权利的再生产, 以及村庄精英关系格局与村庄发展的关系;最后分析了关中乡村精英与基层政权的互动过程与关系模式, 探讨了关中乡村精英的经济社会功能, 以及培育乡村精英阶层和推动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 (付少平等, 2009) 。

付少平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开展的关中乡村精英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既丰富了关中农村与农民研究的内容与视角, 又开拓了关中农村与农民研究的领域。同时, 对促进学界其他研究者关注和研究关中农村与农民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关中农村城镇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急剧变迁,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速度不断加快, 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关中农村与农民研究仍然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和关注, 仅有部分学者关注和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对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农民文化适应研究、西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讨和乡村旅游与西部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探究, 以及农村留守人口研究等方面。郭占锋等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研究, 认为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 土地作为失地农民最大的生活依赖被政府征用之后, 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过程中, 失地农民的文化适应问题比较突出, 主要表现在收入来源不稳定, 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居民归属感缺失和新型社区管理失序等方面 (郭占锋, 付少平, 2013) 。同时指出, 在推进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大多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本上是由政府单向度的推动和主导, 对政府的依附性过强, 短期内虽可实现快速发展。但是, 长远发展的动力不足, 却面临着诸如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社区内农户交往“内倾化”和社区融合遭遇阻力等困境。鉴于此, 他提出可以采取鼓励社区农户充分参与公共事务, 推动农户经济可持续发展, 重构新型农村社区认同以及科学利用旧村宅基地等举措, 来解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依附性发展问题, 从而加快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进程 (郭占锋, 付少平, 2014) 。

而蒙睿等人则对乡村旅游发展与西部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究, 认为发展旅游业和进行城乡建设均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内容, 乡村旅游的开发可以促进西部城镇化进程, 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 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 (蒙睿等, 2002) 。邓祥征等则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实地调研, 探讨了西部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发展现状与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趋势, 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需求, 明晰了西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环境压力与阻力, 提出了促进中国西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建议 (邓祥征等, 2013) 。而孙健和田明 (2014) 对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农村的留守家庭问题进行了研究, 基于对西部四省七村留守家庭的调查, 对影响留守家庭外出劳动力回流期望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留守家庭的回流期望与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整体上趋于一致, 只在局部上存在差异。并认为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要关注农村留守家庭的生活状况, 通过改革土地制度、降低相对贫困、加强人口往来等措施可有效提高留守家庭的回流期望, 从而拉动农村外出劳动力主动回乡就业, 加快西部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四) 关中农村社会与村治模式研究

近年来, 关中农村社会和关中乡村变迁逐渐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关中青年学者陈辉在其专著《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关中黄炎村日常叙事》中从“过日子”角度切入, 对农民的生活理论进行了研究。他在详实描述了关中黄炎村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的基础上, 指出“过日子”代表了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 揭示出农民生活模式的两个内核, 即“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 用最简单的农民话语表达就是“好好过日子”, 这种生活哲学是农民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历练而成的, 并伴随着农民的代代相传而进入现代社会, 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陈辉, 2016) 。还有学者基于关中农村的实地调查, 提出了家庭政治的分析框架, 以全面理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危机, 指出当代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家庭政治中的正义正在消解, 从根本上冲击了村庄中的政治和正义观, 使乡村社会秩序面临严峻挑战 (张建雷, 曹锦清, 2016) 。

关中乡村治理该往何处去, 应该遵循何种乡村治理模式, 是值得思考和总结的。而贺雪峰就在对关中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之后, 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通过对比宗族型村治模式、家户型村治模式和小亲族型村治模式, 发现关中地区的村治模式与以上各种村治模式皆有不同之处, 提出了“以户族作为基本的红白事单位, 且户族事实上参与了户族内及户族外各种事务, 可以将其称作为户族型村治模式”。认为关中地区户族普遍存在, 户族在村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且关中农村广泛存在的面子竞争, 使村庄生活的意义凸显出来, 而庙会组织及其在村治中发挥的作用, 是关中村治模式的一大特征。此外, 本村外出工作人员退休回村居住, 也会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一股力量 (贺雪峰, 2005) 。同时, 也有学者提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 乡镇政权与富人阶层通过资源互补, 而形成互惠同盟关系, 乡镇政权凭借富人的财富资源可获得政绩, 而富人则可实现从单一的“经济精英”向具有公共性的乡村权威转换, 从而实现治理村庄的目的, “富人治村”现象在农村地区呈现上升态势, 引发的实践后果值得关注 (赵晓峰, 2012) 。

(五) 关中农村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伴随着关中农村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 这一地区的生产方式及经济模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而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村落形态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学者张红这样描述关中地区半工半耕的小农经济模式, 谈到“农户家庭每年的常规性支出, “耕”或者“工”一方的收入就基本可以解决, 另一方的收入用于支出或储蓄与投资。在农业生产已足够维持村民生计的前提下, “工”决定了人们的生活预期。“男工女耕”的合作与合力将房子盖得越来越体面,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张红, 2011) 。另外, 关中农村地区的产业集群, 属于刚刚萌芽的产业集群, 是一种处于初始阶段的产业聚集。按照王缉慈的分类, 应该属于“依靠企业家精神和工商业传统, 建立在农村或乡镇工业基础上的特色集群”。从生命周期上来看, 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 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土地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提高 (王利华等, 2006)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关中农村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民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的从“叫人”到“雇人”的转变, 集中反映了市场化背景下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 人际交往中理性因素的增长, 以及传统人际关系在农村生活中的渐变 (仇小玲, 屈勇, 2008) 。杨豪中等人则从村落形态的变化方面对农耕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 农耕经济对村落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了团状村落的形成, 塑造了适宜的尺度, 强化了村落内聚、向心的形态三个方面 (杨豪中, 2012) 。

(六) 关中农田水利设施和基本制度研究

关中灌区农田水利的制度基础是水费制度、设施管理和维护制度、水政制度及利民制度等;组织基础为以村民小组为行动基础的管理模式;文化基础为弱宗族文化区以及传统伦理观念。但由于投入不足, 管理主体不明确, 村民参与意识淡薄等原因, 关中地区的农田水利方面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 水费管理制度不合理, 水价偏高灌溉成本偏高;第二, 基层斗渠管理制度缺失, 维护不力;第三, 毛渠渗漏严重, 无人修缮;第四, 政府水利政策和利民政策透明度低;第五, 乡村公共水利决策会议召开少、参与度低 (李凌芸, 2013) 。针对灌溉过程中的水资源浪费严重, 利用率低下等情况, 政府应该在资金和政策上, 支持整包开发农户, 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兴建集雨水窖设施和采用节水灌溉设备, 把整包开发的土地变成旱涝保收的粮仓 (方玉润, 2007) 。

综上所述, 关中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典型区域,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决定了此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和特点必将与东部地区有所差异。因此, 进行关中农村社会的专门研究, 探索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关中模式”就显得极为重要, 同时进行关中农村社会研究也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兼与国内其他区域农民研究的对比分析

回顾中国农民和农村研究的历史, 可以发现关中地区的农民研究在近代中国农民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 与华北农村、江南农村和华南农村等国内主要农村研究区域相比, 不仅理论对话不足, 而且实证研究也相对匮乏。鉴于此, 本文将从关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等方面出发, 与国内华北农村、江南农村和华南农村研究等主要农民研究区域进行对比, 总结出这些区域农民研究的特点、关联和历史经验, 以期丰富中国和世界农民研究。

(一) 关中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

关中地区主要是指渭河平原, 又称关中平原或渭河盆地。介于秦岭和北山之间。西起宝鸡, 东至潼关, 海拔约325~800米, 东西长约300公里。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因在函谷关和大散关之间 (一说在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萧关之间) , 古代称“关中”。春秋战国时为秦国故地, 包括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五市及杨凌区。东西长300公里, 平均海拔约500米, 西窄东宽, 号称“八百里秦川” (李志武, 曹明明, 1988) 。

渭河平原是断层陷落区即地堑, 后经渭河及其支流泾河、洛河等冲积而成。这里自古灌溉发达, 盛产小麦、棉花等, 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产区。是中国最早被称为“金城千里, 天府之国”的地方。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 易守难攻, 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 所以汉代张良用“金城千里”来概括关中的优势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战国时期, 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 就称颂关中“田肥美, 民殷富, 战车万乘, 奋击百贸, 沃野千里, 蓄积多饶”。并说, “此所谓天府, 天下之雄国也”, 这比成都平原获得“天府之国”的称谓早了半个多世纪。这是因为关中从战国郑国渠修好以后, 就成为了物产丰富、帝王建都和兵家必争的风水宝地 (杜娟, 2012;何柳, 2008) 。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农民研究的独特性, 与华北农民研究、江南农民研究和华南农民研究相比, 必然存在地域上的差异, 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关中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典型区域, 乃至中国的一个典型区域, 进行关中农民与农村社会的专门研究, 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推动中国农民研究进一步深化意义深远。

(二) 关中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人类精神财富, 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地域、传统等不同, 各地区的文化也存在很大差异。谈及关中农村, 自然离不开孕育这一片土地的浓郁文化氛围与气息。民风民情是一个地区鲜活的符号文明, 往往从更深层次传递着这一地区的古老文明与地方特色。

1. 秦腔。

秦腔又名“秦声”、“乱弹”、“梆子腔”, 民间俗称“大戏”。其特点是高昂激越、强烈急促。“秦腔不唱吼起来”很形象地说出了秦腔的特性, 它让唱的人高亢激扬, 听的人酣畅淋漓。关中人喜欢秦腔, 喜欢的就是秦腔那种“吼破嗓子挣破脎” (sha, 这里指人的“头”) 的韵味。作品《白鹿原》中所描写的“白鹿原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是秦腔戏的崇拜者和爱好者”, 毫不夸张地展示出了关中人民对于秦腔的一片深情和热爱 (张莹, 2013) 。

2. 皮影。

说到皮影, 不管是贾平凹《商州》里面刻画的热爱皮影表演的珍子, 还是能轻易听出是花鼓《叹春季》的秃子 (贾平凹, 2012) , 或是《关中风月》中的古典剧作家李十三以及颇具名望的班主田舍娃, 都是皮影戏的忠实爱好者。而田舍娃在给李十三送口粮时, 更是这样兴奋地描述大家对于皮影戏的喜爱, 对他的十三哥这样说:“哥呀, 这一向的场子欢得很, 我的嗓子都有些招架不住了, 招不住还歇不成凉不下”。夸赞李十三戏编的好时, 田舍娃激动地说:“咱的《春秋配》、《火焰驹》是一个村接着一个村演, 那些婆娘那些老汉看十遍八遍都看不够, 在自家村看了, 又赶到邻村去看, 演到哪里赶到哪里……”, 又补充说道:“我的十三哥呀, 你的那个黄桂英, 把乡下人不管穷的富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看得迷格登登的。有人编下口歌, ‘权当少收麦一升, 也要看一回黄桂英’, 人都不管丰年歉年的光景咧!” (陈忠实, 2007) 田舍娃的这一描述, 可以看出当地人对于皮影戏的热爱自然是可见分晓了。

3. 关中方言、乡谚与熟语。

纵观陈忠实的小说创作, 可以明显地看到, 作为一个乡土作家, 陈忠实始终有意识地将关中方言作为创作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而不断开掘, 积极使用。其作品中方言成分数量之多, 简直是关中方言的集成。如《白鹿原》使用的关中方言词约1100处, 不考虑重复出现, 《白鹿原》中实际用方言词约180多个。其中像“甭” (应为“嫑”) 、“咧”这些虚词和“俺”一类实词使用频率很高, 如“甭”这个副词出现了202次, “咧”出现了103次, “俺”出现了60次。这些大量的方言词, 都来自于关中地区尤其是西安地区的语言。每个地区都有地域特色的事物和习俗, 陈忠实小说写的都是关中的人、关中的事, 但他并不是将关中方言的说法简单地记写在小说中, 而是精心选择, 在最合适的时候使用方言的词汇, 使读者在流畅的阅读中了解小说中那一个个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 感受关中的民风民情 (韩承红, 江秀玲, 2005) 。

4. 农村庙会。

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中庙会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保存着民众的精神信仰, 是“活着的民俗”。学者隋丽娜将各地庙会特点总结如下:“关中中部地区的庙会更具包容性, 民间庙会中以历史传说人物而设立的庙会活动较多, 围绕女娲、老子而设立的庙会活动广泛, 佛道庙会相较东西部地区更为兴盛, 祭祀活动历史悠久且多种多样, 以彬县最为丰富;关中西部地区庙会活动以宝鸡、凤翔一带最为丰富, 民间庙会中以拜圣母祈子活动较多, 佛教和道教庙会常与民间俗神信仰结合, 祭祀活动以炎帝祭典为代表, 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互为补充, 关中地区的太白庙会活动日渐衰落;东部地区民间庙会中俗神来历更加多元, 多神信仰表现更加明显, 行业神祭拜活动及由此衍生出的商贸交流机会独具特色, ‘药王’影响深刻而广泛” (隋丽娜, 2014) 。而赵晓峰等主要从一主二副三大功能来讨论关中庙会, 认为关中庙会的功能主要包括宗族祭祀、市场交易功能、人际交往功能等方面。其中, 宗族祭祀功能是庙会的基本功能。所以, 要了解庙与庙会在关中农村和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就要抓住庙会的祭祀功能, 进一步去挖掘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经济社会基础 (赵晓峰, 张红, 2012) 。

(三) 兼与华北农村、江南农村和华南农村等国内主要农民研究区域的对比

通过以上的论述, 可知关中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和独特的农民形象, 都决定了其与华北农村、江南农村和华南农村研究等国内主要的农民研究之间存在差异。而在我国农民研究历史上, 关中农村与农民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旧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以根据地为重点, 满铁庶务部与“乡村改革派”学者对华北、江南和四川等地的农村调查和研究曾经名震一时, 至今仍被国际学术界作为研究中国农民尤其是北国农民的主要经验, 而国民党专家和在华的西方学者, 以及其他农民学家, 包括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所注意到的是长江流域与华南农村, 而对于关中农村研究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 (秦晖, 1993) 。新中国成立至今, 关中农民与农村的经验性研究材料和农民学研究成果仍然积累不足。鉴于此, 下面将对比分析华北农村、江南农村和关中农村研究的关联与历史经验, 期待促进关中农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 关中农村研究与华北农村研究的对比分析

首先, 与关中农村研究缺乏关注不同, 华北农村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且成果显著。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便在华北地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 开展平民教育, 探索华北农村与农民的发展出路。华北农村研究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同时也受到了海外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 如著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对1900—1942年间的华北农村做过深入研究, 并撰写了《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这本著作, 他在书中阐释了对华北农村政治与文化的看法与见解, 着重研究了国家政权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并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利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概念。此外, 还有日本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华北地区的农民展开过调查研究, 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其次, 与关中农村研究视域狭窄不同, 华北农村研究视域开阔且视角多元。对于华北农村研究不仅有学者从政治学、文化学视角切入, 同时也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华北的小农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宽视域和多角度对华北农村进行了研究, 不仅丰富了华北农村与农民研究的视角, 同时也为其他区域的农民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

最后, 与关中农村研究的经验性材料与研究成果匮乏不同, 华北农村研究的经验积累和历史资料丰富。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40—1942年间调查完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还有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 (1890—1949) 》, 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彭慕兰的《腹地的建构: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 (1853—1937) , 他们分别对以华北农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 (杜赞奇, 2008) , 并提出了深刻而透彻的见解, 这些研究积累和历史经验, 对促进中国农民研究进一步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2. 关中农村研究与江南农村、华南农村研究的对比分析

首先, 与关中农村旱作农业,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不同, 江南和华南农村稻作农业发达, 商品经济氛围活跃。一般而言, 关中农民受地理环境的制约, 相对比较保守, 理性化程度低, 形成了比较内敛的性格;而江南、华南农民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以及近代商品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影响, 思想相对比较开放, 理性化程度相对较高。20世纪至今, 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对江南农村展开了研究,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费老的《江村经济》到李学昌和董建波的《近代江南农村经济研究》, 都分别从人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对江南农村和农民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而关中农村研究经验缺乏且理论对话不足, 视角单一。

其次, 与关中农民不同的是华南地区的农民大多是从中原地带迁移过去的, 长期聚族而居, 有着较强的父系意识形态, 在血缘纽带和地缘纽带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了较强的宗族意识, 并能够将这种意识内化成一种实践能力, 同族不同分支之间可能会存在竞争关系, 但当面对外部压力时, 却能够一致对外, 这也是宗族意识和宗族文化的重要体现 (赵晓峰, 张红, 2012) “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 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 而在华南地区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 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 继嗣和社区的重叠也已经在其他地区发现, 但在中国东南地区, 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明显。” (弗里德曼, 2000) 而在关中地区, 宗族和村落重叠的情况却相对较少, 村落的行动单位通常是以户族为主要行动单位, 农民宗族意识相对淡薄, 对家族势力的依赖性较弱, 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较强。这一点是关中农民研究与华南农民研究所不同的地方, 在进行关中农民研究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再次, 与关中农村以户族为主要行动单位的村治模式不同, 江南和华南农村主要是以宗族或家族、兄弟为代表的大规模行动群体的村治模式。而在以宗族或家族为代表的行动单位的村治模式中, 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较弱, 而在以户族为主要行动单位的村治模式中, 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较强 (贺雪峰, 2005) 。在进行关中农村与农民研究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到这些地理、文化方面的细小差异, 注重把握区域间农民研究的共性和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同时, 也应该看到地域、文化的不同, 注意挖掘和探究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的特色。

最后, 与关中农村不同, 江南和华南农村地处东南沿海地带, 地理位置优越, 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农民受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影响, 理性化程度较高。而关中地处西部地区, 受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影响, 农民思想观念相对保守, 理性化程度较低。同时, 也塑造了关中农民吃苦耐劳、憨厚、朴实的形象。在进行研究时, 应该注意比较不同区域农民研究的特点, 提炼出不同区域农民研究的特色。

四、关中农民研究对中国和世界农民研究的贡献

关中平原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重要发展区域。关中也是陕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历史变迁中的关中, 还是现代转型中的关中, 都需要学界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关注, 开展关中农民和农村研究将对丰富中国农民研究, 乃至世界农民研究都将产生深远意义。

(一) 关中农民研究之于中国和国际农民研究的贡献

1. 关中农民研究是中国农民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中地处黄河流域, 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发展区域, 历史上曾经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 是封建社会与大一统国家的摇篮, 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王朝周秦汉唐的立国之基。“当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时, 关中是灿烂中华的灿烂中心;而当中国被世界现代化进程所抛弃时, 关中又成为了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 (秦晖, 1993) 回顾中国古代历史可以发现, 关中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关中治则天下治, 关中乱则天下乱。这里的农民曾是“秦王扫六合”的锐气所依, 也曾是汉唐时期中国, 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更是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丝绸之路”起点, 成为古代连接中西方的商道中心。近代中国由先进变落后, 而关中地区也逐渐以封闭保守著称;现代中国逐渐崛起, 国力日益强盛, 重开“丝绸之路”, 建立新的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和桥梁之时, 关中又将再一次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枢区域。中国国民性之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关中之谜”的解答相联系 (秦晖, 1993) , 关中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也自然成为中国农民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关中农民研究是世界农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同时也是一个农民大国, 农民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 又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既是中国的, 又是世界的, 因为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人口排名第一的国家, 且中国人大多数为农民。据此, 可以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因此, 中国的农民研究应该独步于全球, 必须走向世界, 进行中国农民和农村研究对于丰富世界农民研究的类型, 促进世界农民研究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要想解决好“三农问题”, 不仅要立足中国国情, 从实际出发, 更要借鉴近代国外农民及农民社会研究的优秀成果, 从中汲取有益经验, 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关中农村与农民研究是中国农民研究的一个典型, “关中模式”可以作为解读中国农民的一个典型模式。因此, 作为中国农民研究典型的关中农民研究对于世界农民及农村研究而言, 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回顾Teodor Shanin所主编的《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一书可以发现, 近代以来, 国际上关于农民及农民社会的研究, 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 以及人类学等领域均有所涉及,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国内农民研究, 其中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小农”概念的定义问题、整体视角下的农民社会和作为一种经济体的农民社会研究, 以及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的农民文化研究 (Teodor Shanin, 1987) 。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农民研究的视角、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 关中农民研究和中国农民研究可以从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中借鉴有益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 促进关中农民研究和中国农民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因此, 可以说关中农民研究、中国农民研究和世界农民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关中农村研究、中国农村研究是世界农村研究这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中农村研究、中国农村研究和世界农村研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简图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 。由此可见, 进行关中农民研究对于促进世界农民研究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 关中农村研究与中国农村研究、国际农村研究之间的关系   

(二) 关中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以上讨论了关中农村研究对中国农村和世界农村研究的贡献, 也指出了进行关中农村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但是, 回顾关中农村研究的历史, 却发现其仍然存在不足, 与华北农村研究、江南农村研究和华南农村研究等国内主要农民研究区域相比, 关中农村社会研究还存在研究深度不够、跟踪研究不足、理论对话不足和集中研究不够等缺陷。

1. 研究深度不够。

关中农民研究与中国华北、江南和华南农民研究相比较而言, 研究层次较浅, 缺乏对关中农民特点、小农经济模式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停留在浅层次的描述研究。而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农民研究相比较而言, 也同样存在研究深度不够这一问题。关中农民与农村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应该深入挖掘关中农民的特点, 提升研究的深度。

2. 跟踪研究不足。

关中农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缺陷就是跟踪研究不足, 对农村进行跟踪研究是国际上农村研究通常会采取的一个方法, 跟踪研究可以了解一个村庄的社会变迁历史, 可以为解读农村社会变迁的原因、影响因素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翔实的一手资料, 为后来研究者积累丰富的研究资料, 为进行学术创新奠定基础。

3. 理论对话不足。

进行农村研究不仅需要对农村社会进行深入研究, 也需要进行跟踪研究, 更需要不断加强与外界的理论对话, 从理论的高度对实际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概括, 提炼总结成理论, 可以为后来研究者提供理论参考。同时, 加强与外界的理论对话, 也可以促进本土研究的创新, 丰富农村研究领域的理论。而对与关中农村而言, 与外界的理论对话则明显不足。

4. 集中研究不够。

回顾目前关中农村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都相对比较分散, 关于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学术专著比较少见, 其他学术成果也比较匮乏, 而且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研究视角都相对分散, 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

综上所述, 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虽然对于中国和国际农民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 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如研究深度不够、跟踪研究不足、理论对话不足和集中研究不足等, 这些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的努力, 来共同完成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宏伟目标, 为中国和世界农民研究做出贡献。

五、关中农村社会研究的趋势及方向

上文回顾了历史变迁中的关中农村与农民, 讨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中农村和农民, 对关中农村、农民研究与国内华北农村、江南农村和华南农村等主要农民研究区域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探讨了关中农村与农民研究对中国和世界农村与农民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总体而言, 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还尚不成熟, 无论是研究方法, 还是理论对话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接下来, 在上文讨论的基础上, 结合关中农民研究的现状, 为寻求关中农民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与突破, 对未来关中农村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进行讨论, 期望为促进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做出有益的探索。

(一) 充分研究关中农村文化

关中平原是中国农耕文明发祥地,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发展区域。曾经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 周秦汉唐等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王朝也曾在此建都, 在中国古代关中曾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解读中国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关中也一直是陕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关中农村独特的风土人情、独具特色的居住方式与民俗文化, 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 都是进行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的有利条件。对关中农村文化进行研究, 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不仅可以促进对关中文化发展史的解读, 也可促进对关中农耕文化的理解, 还能促进对黄河流域人类农耕文明的理解。只有深入了解关中农村的独特文化, 才能更加深入的研究关中农村的特质, 这是研究关中农村的基础和根本。因此, 未来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关中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 为中国农民研究, 乃至世界农民研究贡献新的力量。

(二) 积极与华北、江南和华南农村等主要农民研究区域进行对比研究

相比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而言, 华北农村研究、江南农村研究和华南农村研究历史相对较长, 且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关中农村和农民研究可以从既有的研究中汲取优秀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 开展对比研究。虽然, 研究地域不同、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有所差异, 但总体而言, 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仍然无较大差异。所以, 中国华北农民、江南农民和华南农民研究的经验和成果中有许多优秀成果、研究方法和农民理论, 可供关中农民研究参考和借鉴。与其他区域的农民研究进行理论对话, 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区域农民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促进共同提高与进步。未来关中农民研究需要积极加强与国内华北农村、江南农村和华南农村等主要农民研究区域的对话, 促进中国农民研究进一步深化。

(三) 借鉴世界农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推进关中农民研究的国际化发展

回顾国际农民研究的历史与经验, 发现国外学界关于农民研究的视角比国内农民研究更为开阔, 不仅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的角度对农民社会进行了研究, 更有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农民社会进行了解读。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农民社会与文化进行了阐释, 并且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研究范式。强调应用此研究范式在对农民及其社会进行研究时, “应该学会认识农民的“相似性”与“统一性”, 怎样才算认识到了不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与‘统一性’呢?那就是要能够用精确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不仅能够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而且能用程序来证明它的存在, 并且你所使用的精确的表达语言以及你所提出的用以证明它存在的程序都完全是应该经得起检验的” (罗伯特, 2013:174) 。这个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范式, 是需要国内农民研究者借鉴和学习的, 需要从中挖掘更多对中国农民及其农民社会研究具有启示意义的东西。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推动关中农民研究的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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