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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
2019-04-08 22:23:33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1期 作者:张海鹏 郜亮亮 闫坤 【 】 浏览:0次 评论:0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 而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的历史背景下, 党的十九大创新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行动纲领。因此, 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 深刻领会其主要内容和重大创新, 进而提出可操作的实现路径, 对于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任何一个重要思想都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 其中既包含了历史经验的继承和总结, 也包含了对同时代不同实践的吸收和借鉴。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产生与乡村衰退的国际背景息息相关。

国际背景是全面理解和掌握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精髓的基本前提。从全球范围来看, 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 乡村地区呈现空心化乃至衰退和消亡是一个普遍现象。一般意义上来说, 城镇化就是乡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 同时城镇边界不断扩展和乡村不断缩小的过程, “农民的终结”很大程度上将导致“村落的终结”。发达国家过去上百年抑或是近50年的发展历程均生动地诠释了这一过程。1960~2016年期间, 经合组织、欧盟、北美地区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重均大幅下降 (见表1)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中叶就进入了城镇化高级阶段2, 但此后乡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的趋势并未改变, 人口外流造成乡村产业空心化、房屋空置、土地弃耕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部分乡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日渐衰竭。在东亚地区, 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乡村“过疏化”3现象。2000年与1970年相比, 日本过疏町村数占当年全国町村总数的比重从27%增加到45.8%, 过疏町村面积占比从31%上升到51% (饶传坤, 2007) 。日本乡村“过疏化”所引发的问题除了人口减少和收入下降外, 更具挑战性的则是乡村社会活力的丧失, 诸如人口老龄化、村庄公共性衰退等 (田毅鹏, 2011)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更为复杂:一方面, 城市发展不充分导致大量农民在城市聚集形成贫民窟;另一方面, 人口外流造成乡村劳动力短缺、经济衰退和社会退化, 高人力资本人口过度流失推动乡村衰落呈现螺旋式加剧的趋势 (Liu and Li, 2017) 。

1 世界各地区农村人口比重的变化 (1960~2016年)    

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

面对乡村衰退带来的挑战, 发达国家(地区)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经济体通过立法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以及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等综合性的政策手段, 形成符合自身特征的乡村发展道路, 从而有效遏制了乡村衰退。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针对乡村衰退问题, 也先后实施了“造村运动”“新村建设”和“农村再生计划”, 推动乡村复兴。尤其是韩国的“新村建设”, 经过改善基础设施、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等几个阶段, 彻底改变了乡村的产业结构、市场竞争力和地区吸引力, 使乡村成为国家经济腾飞的坚强基础。相反,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乡村衰退问题, 或者是不够重视, 例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或者是采取单一的农业发展政策, 例如埃及、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或者是政策力度不够, 例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其结果是乡村衰退愈演愈烈, 最终把国家推入了发展“陷阱”。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极大改善了中国乡村的状况, 但是, 城乡差距扩大以及部分地区乡村衰败也是不争的事实。参照国际发展趋势和经验, 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乡村衰退问题, 否则乡村将成为拖延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因素。

2.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是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的历史延续。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但是到近代逐渐落后了。鸦片战争以后振兴图强成为众多仁人志士的伟大抱负。不过,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自强运动将重点放到了引进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以及开办工商业方面, 而对日渐凋零的农村缺少关注。民国初建, 新旧治理模式转换使得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显著下降, 为乡村自治提供了一些社会发展机遇。但是, 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带来的是对农村更大的破坏, 导致乡村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与金融、教育、城乡关系以及伦理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全面崩溃 (王先明, 2016) 。直到此时, 拯救乡村才真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带领下, 中国开始了实现乡村振兴的百年探索, 并由此形成了四个特征鲜明的历史阶段。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是中国乡村振兴探索的第一个阶段。面对乡村衰败和时局动荡的境况, 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卢作孚等一批知识分子率先行动, 从不同角度提出乡村建设的思想, 并身体力行开展乡村建设实验, 产生了著名的“邹平模式”“定县模式”“无锡模式”等建设模式。这些乡村建设模式内容各异但目的一致, 即通过教育、文化、道德、实业、合作等措施, 实现乡村振兴和重建, 进而寻求国家救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多偏重于文化教育, 且缺乏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 因而对于乡村振兴的效果并不明显。该时期, 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通过向乡村输入科技、人才和资金等外部资源, 实现改造乡村的目的。其中, 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计划”是期望通过对旧体制的改良实现乡村复兴, 并阻止共产主义革命在乡村蔓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运动”则是要打破旧的统治和剥削体系, 通过发动土地革命, 实现“耕者有其田”, 从而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由于击中了中国农民问题的要害, 满足了贫苦农民的根本需求, 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得到了农民最坚决的支持、拥护和参与 (郭海霞、王景新, 2014) 。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乡村振兴探索的第二阶段。为了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 政府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 并实行了城乡分割政策。政府在农村推行以集体化与合作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 并最终建立起人民公社体制, 让农业和农村承担起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资本积累的角色。这种单方向的资源转移, 使乡村建设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但是, 人民公社的集体动员能力也使乡村面貌发生了一定变化, 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尤为令人瞩目, 时至今日, 中国的农业生产仍受益于此。

1978年以后, 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 将中国乡村振兴探索带入第三阶段。农村改革通过扩大农村自由发展空间, 确立工农产品市场化交换机制, 破除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障碍, 提升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 激发农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的热情, 使乡村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但是, 随着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 这种依靠农民自我投入的方式愈发显得力不从心, 乡村与城市的差距持续扩大。

2005年以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中国乡村振兴探索迈入第四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国家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基础不断夯实。为了改变农村发展落后的面貌, 国家再次高强度介入“三农”领域。2005年,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启动了内容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金, 并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 使乡村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生产条件和公共服务均明显改善。党的十八大以后, 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再次加大, 建设美丽乡村成为新的奋斗目标。建设美丽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的基础上, 引入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提升了乡村建设中“美”的内容 (闫坤、张海鹏, 2017) 。

纵观百年探索历程可以看出, 乡村振兴是国家意志、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政府合理政策相结合的产物, 三者缺一不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体现着对历史的继承, 也是对历史上乡村振兴思想在新阶段的延伸, 但同时具有明显的历史跨越性。

(二)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现实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 农村劳动力外流、产业凋敝、文化不兴、村庄空心化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加剧, 乡村日渐走向衰败。如何建设乡村, 如何发展乡村以及如何缩小城乡差距, 成为无法逾越的现实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调整城乡关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才能使上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根据国际经验, 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农业占GDP的比重降到15%、城镇化水平达到50%时, 具备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 (宋洪远, 2004) 。2017年, 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 农业占GDP的比重低于9%, 城镇化水平达到58.5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坚实的基础, 在当前推行可谓正当其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国家各种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支持下, 中国“三农”获得了长足进展, 城乡关系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但是, 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强、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在局部地区表现得依然相当尖锐。党中央制定乡村振兴战略, 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突破了过去围绕城市的需要制定农业政策、确定农村发展战略的思路, 使农村不再附属于城市, 农业也不再从属于工业, 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基本的制度背景。在此基础上, 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手段, 使乡村在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 为全体国民提供一派“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景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决定了必须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到2050年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理论和现实均表明, 现代化强国的标志是国家发展的所有指标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不允许存在任何短板。一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不可能也不应该消灭农业和农民, 将来到了城镇化稳定阶段, 生活在农村的几亿人口的现代化问题如果无法解决, 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将难以实现。另一方面, 现代的城镇生活也离不开农村的支持, 仅仅从生活质量提升、农产品消费升级的角度, 必然要求一个与之相匹配的、高度发达的乡村, 否则城镇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 中国的现代化强国目标绝不能缺少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需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来实现。

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的经典论述, 另一方面继承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发展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 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

(一)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重要的理论来源。第一, 农业具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4,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是全部社会的基础”5。虽然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农业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失去了基础性地位, 相反, 随着工业规模日益扩大, 城市人口越来越多, 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产品贡献将再次凸显出来。第二, 农业发展推动了城乡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 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着农业和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 决定着农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何增科, 2005) 。第三, 城乡分离是历史的必然,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唯物史观出发, 在生产力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 是不存在城与乡的分别的。只有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的水平, “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 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 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大的分工的可能, 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6, 这时候城与乡的分离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而且“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 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第四, 城乡的尖锐对立造成了乡村衰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结果, 因此存在着诸多消极影响。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讲, 由于城市及其工商业部门的巨大汲取力, 往往从农村中吸走了最强壮、最有知识和能力的农业劳动力, 进而使得“农村日益荒凉”8。第五, 人类社会必然由城乡分离走向城乡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提出城乡融合的两个前提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消灭私有制。

(二)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继承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发展思想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都有特定的历史诉求和应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王伟光, 2015) , 但是, 农村工作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阶段。因此, 每一代共产党人在完成各自历史使命的同时, 也形成了体现时代特征的农村发展思想, 后一代共产党人的农村发展思想总是在对前一代的继承与创新中形成。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 (王伟光, 2015)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共产党人在完成自己使命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农村发展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 毛泽东认为, “实现农村工业化是农村伟大光明的前途”9。但由于中国乡村一家一户个体生产的内在缺陷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 而集体化是克服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 因此, 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 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10。毛泽东认为, 人民公社作为集体化的高级形态, “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 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 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 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11。虽然毛泽东充分考虑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但是对人民公社集中经营和平均主义挫伤农民积极性的认识不足, 再加之当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严格实行计划经济, 在实践中使广大农村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遭受了严重损失。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起“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 此后经过江泽民、胡锦涛接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加以实现 (王伟光, 2015)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 邓小平提出了“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然后先富带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通过实施特殊政策率先发展, 但是, 他始终强调农村的重要地位, 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 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2。而要农民富起来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 “农村政策的核心是, 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 建立责任制, 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13。而且, 他充分肯定农村工业化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农村改革中,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 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 搞商品经济, 搞各种小型企业, 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 主要是工业, 还包括其他行业, 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 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14

江泽民清晰地阐明了农村发展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十一亿多人口, 九亿在农村。这个基本国情, 是我们考虑全部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农业上不去, 整个国民经济就上不去;农村不安定, 整个社会就不会安定;农村经济得不到相应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就不可能实现”15。江泽民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归结为农业结构不合理, 农村人口过多。因此, 他主张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乡镇企业的方式推动农村人口向农业外转移。

胡锦涛将“三农”问题进一步提升到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的高度, 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 农民富则国家盛, 农村稳则社会安”16。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基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 因此, 他正式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7

时至今日,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具备了由“先富”走向“共同富裕”的实力,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肩负起“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历史使命。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就是在充分吸收前代中国共产党人农村发展思想的基础上, 融入“共同富裕”和“强起来”理念而形成的新农村发展战略思想。

三、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创新

如前所述,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既符合历史逻辑, 也契合时代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也是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内容丰富, 对“三农”工作进行了创新性、全面性和战略性部署, 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遵循、总目标和总要求。

(一)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内容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自成体系, 对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总要求和重点任务进行了全面阐述, 深刻回答了“为谁振兴、谁来振兴、如何振兴”等理论和实践问题。

1. 发展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发展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但“现代化”比“强富美”具有更全面和更深远的意义, 对农业农村方方面面的发展提出了“现代化”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从战略性和务实性出发对发展目标拟定了时间表。“到2020年, 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 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 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18“三步走”时间表的设定表明:首先,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完全同步;其次, 乡村振兴“不能刮风搞运动”, 而是要下定决心干的事业, 更是给各级领导干部套上了“紧箍咒”19;再次, 乡村振兴事业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要稳步推进, 不能急于求成。

2. 总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这“20字方针”的内容涉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所有方面, 而且有机联系、不可分割;既是要求, 也是方向。比较乡村振兴战略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一是文字内容有所调整, “产业兴旺”相比“生产发展”要求更高, 明确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动力;“生态宜居”相比“村容整洁”更加突出生态引领,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体现了农民群众的追求向“美好生活”转变, 体现了农村也要像城市一样更具吸引力和宜居性的发展目标;“治理有效”相比“管理民主”更好地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方略 (闫坤、郜亮亮, 2017) 。二是文字顺序有所调整, 原来居第二位的“生活宽裕”调整为“生活富裕”后, 放到了最后, 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将最终目标锁定在老百姓生活富裕上 (闫坤, 2018) 。显然, 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更立体、更高, 各要求间的逻辑关系更科学、更自洽。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础和底线。一切社会经济发展, 一切现代化建设, 都以物质基础为基本前提, 即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以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为根本。“产业兴旺”相比“生产发展”来讲, 更具有范围宽、融合强、标准高的意义。第一, 即使对传统的农业产业来讲, “产业兴旺”要比“生产发展”的要求高, 不但要生产, 更要形成产业, 而且要兴旺发达, 这才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第二, 对农村现代化来讲, “产业兴旺”意味着首先要在产业形态业态上有所创新, 这比给定产业条件下如何使其兴旺发达的难度更大, 这要求吃透中央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 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才能独具慧眼地将农村的各种要素资源禀赋转变成产业优势 (闫坤, 2018) ;其次进一步要求所选定的产业兴旺发达。第三, 由于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农村现代化合二为一表述, “产业兴旺”也意味着现代农业与农村产业要融合发展, 向产业链延伸要效益。

生态宜居是对乡村振兴最具创新性的要求。“生态宜居”从两个层面对农村居住环境提出了要求, 首先是宜居, 其次必须是生态宜居。新农村建设的“村容整洁”或许能达到宜居的目标, 而生态宜居则要求农村的美不再只是“整洁美”, 而是具有更深含义的“生态美”。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将其纳入早先的“四位一体”, 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而且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基于此, 乡村振兴战略按照“生态宜居”的目标, 对农村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但要使生活在当地的人感觉舒适, 而且还要能够“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 让自然、建筑和人都处于“舒适”的状态,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强调的是, “生态宜居”所提出来的高要求即使在城市也尚需时日方能完全达到, 因此, 乡村的生态宜居是面向全国居民而言的, 让农村成为每个人向往的美丽家园。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乡风文明”是上述理念和精神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运用。“乡风文明”要求“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21“乡风文明”建设在本质上属于人力资本建设 (党国英, 2017) , 不但可以让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和谐共处, 而且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提高经济效率, 进而对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形成积极作用。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人文基础。“治理有效”要求“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22。从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民主”过渡到乡村振兴的“治理有效”, 表明党的农村工作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管理”强调的是村庄外在力量, 例如乡镇等各级政府对村庄的管理, 尽管这种管理要具有民主性;而“治理”强调村民及其相应组织的主体性。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来讲, 村民相互更加了解, 治理就更有优势;而且, 这与党中央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高度一致。另外, “治理有效”比“管理民主”更注重结果导向, 强调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要求的标准更高、效果更好 (郭翔宇, 2018;闫坤, 2018) 。因此, “治理有效”不但要求治理方式更科学, 也要求治理结果更有效。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生活富裕”直接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振兴”的问题, 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让村民生活富裕。这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基本方略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运用。与新农村建设的“生活宽裕”相比, “生活富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宽裕”仅仅类似于温饱层级的要求, 而“宽裕”意味着全体农民不但要脱贫而且还要具有较好的消费能力, 生活得更加美好 (闫坤, 2018) 。“生活富裕”就是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的同时,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3. 重点任务。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对“如何振兴”进行了系统的论述。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阐述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七条道路”:“一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二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走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走质量兴农之路;四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五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 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六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走乡村善治之路;七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232018年3月8日, 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五个振兴”的要求, 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 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振兴。从“七条道路”到“五个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与时俱进, 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张红宇, 2018;樊平, 2018) 。总体来看,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重点任务是在农业和农村两个层面建立现代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闫坤, 2018) 。

(1) 构建农业农村现代产业体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任务, 其他目标的实现要以其为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要求, 产业发展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的基本原则。在农业现代化层面, 主要是实施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战略, 走高效化和生态化之路, 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农村现代化层面, 则要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 增加农村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 将乡村的“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 并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构建立体式的农业农村现代产业体系, 最终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 (闫坤, 2018) 。

(2) 构建农业农村现代生产体系。生产体系是产业体系的发展平台, 生产体系的现代化程度决定了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构建现代生产体系在支撑农业现代化层面主要表现为:“严守耕地红线, 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 稳步提升耕地质量,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深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改革, 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24, 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构建现代生产体系建设在支撑农村现代化层面则表现为:继续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提供物质条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让乡村宜居、乡村美变成生产力;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 吸引各类要素留在乡村 (闫坤, 2018) 。

(3) 构建农业农村现代经营体系。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为谁振兴”的问题, 即构建怎样的现代经营体系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要求乡村振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乡村振兴的主体不是城市居民和城市资本, 而是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励各种要素到乡村这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上大展雄才, 特别是为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主体作用创造条件。因此, 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5, 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高度重视高端农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同时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动力, 最终让农民成为农村生产生活的主人翁, 成为乡村振兴的践行主体。

(二)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主要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有如下几个主要创新:

1. 对新时代城乡关系进行了科学定位。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要求,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6。这表明, 乡村与城市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乡村发展也不再是被动的, 而是由原先的短板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另一发展引擎。

2. 首次将“三农”工作放到优先位置。

党中央历来重视“三农”工作,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体现出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并且将乡村看作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不但要补齐短板, 还要引领发展, 因此, 必须把农业农村发展摆在优先位置。为了将要求落到实处,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要求“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 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 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 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27

3. 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农村现代化, 并将“两个现代化”统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进一步丰富了国家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体系。农业现代化是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之一, 是从产业角度对农业的要求, 与工业化相对应。而农村现代化则是与城市现代化对应, 是从区域上对农村提出的要求。显然, 农村现代化比农业现代化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袁金辉, 2005;闫坤, 2018) 。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方针”实际上对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也表明农村现代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诸方面提出了现代化要求。需要强调的是,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并没有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割裂开来, 而是统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也正是其深刻之处。例如, 产业兴旺意味着农业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粮食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而是承认农业本身具有多功能性, 应该具有更多元的产业形态业态, 也更应该与农村的生态绿色等要素禀赋结合起来, 形成有活力的农村产业体系。而且, 除了“产业兴旺”, 农业农村现代化还要实现“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多元目标, 最终实现农民生活富裕。

4. 对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提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推进乡村绿色发展,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28, 要求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 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这标志着农业农村产业发展进入高标准时代。一是质量兴农战略意味着农业产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对农业产业发展质量的要求进一步升级;“绿色兴农”意味着要发挥农业的生态环境功能, 要创新传统农业产业的形态业态。二是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意味着要全面创新传统农村产业的形态业态, 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将农村最大的“山水”“乡愁”等生态绿色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

5. 对农村自然环境提出新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提出要实现乡村的生态振兴, 达到生态宜居的目标, 就“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 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的统一”29。这样的要求源自对乡村发展的定位由原先的农民生活之地到全国居民向往的宜居之地的转变。这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农村自然环境的保护, 从“厕所革命”抓起, 强化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的综合治理, 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 让乡村的美丽整洁和生态宜居转化为生产力 (闫坤, 2018) 。

6. 首次提出“三治”乡村治理思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30, 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指明了方向, 为乡村由“管理民主”向“治理有效”升级找到了路径 (孙燕, 2018) 。在这个体系中, “自治”是核心, 同时需要以“法治”划定政府的权力界限, 确保“自治”在法治轨道上顺利实现;还需要在“德治”提供的情感基础上来主动维护良好的自治秩序 (徐光明, 2018) 。“三治”相互衔接又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乡村善治格局。这一创新反映了党和政府从管理国家到治理国家的跨越 (郎友兴, 2018;郭翔宇, 2018) 。

7. 强调农民的践行主体地位。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将小农户带入现代农业, 这是让农业现代化惠及农民的根本途径;二是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31,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三是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显然, 自治的主体还是农民;四是把“生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 农民是乡村振兴最终的受益主体。

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路径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围绕构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这一核心, 从发展理念、深化改革、要素市场、产业发展以及公共服务五个方面, 不断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一) 坚持新发展理念

发展起步于理念的改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首先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一是激发践行主体的发展愿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通过扶智、扶志唤醒、增强农户发展信心, 使其认识到自己也能发家致富, 凝聚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闫坤, 2018) 。二是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方略,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只有更新发展理念, 才能认识到乡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才能以新思路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才能发现乡村的“绿水青山”, 进而将其转化成“金山银山”。因此, 要加大新发展理念的宣传力度工作;同时抛弃“农村等同于农业, 农村就是提供粮食和劳动力的地方”“农业农村是贫困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等错误理念 (姚洋, 2018;党国英, 2017) 。

(二) 深化农村改革

以完善产权制度为核心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既要激活农村的土地、人才和资本等要素流动, 也要吸引城市资本、人才等进入农村, 并为各种要素的结合创造体制机制激励, 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竭的微观发展动力。一是巩固和完善基本经营制度。继续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和长久不变的政策, 积极落实好二轮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 处理好二轮三轮承包的衔接问题, 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二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高质量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创新探索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 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 探索建设用地集约高效利用方式方法。三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三变”改革为核心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四是构筑农业农村人才体系。建立健全各类农业农村人才的界定、培训和激励体制机制。科学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工程, 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32。完善“大学生村官”、农村“第一书记”制度, 培育一批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充分发挥乡贤、威望老人和退休返乡人员的村庄治理能力, 为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和激励。

(三) 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

只有当要素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时, 城乡空间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才能保持一致, 要素配置实现最优, 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市经济现代化实现效率上的同步一致, 城市的各类要素才能流入乡村。为此, 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 进一步扩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刘守英、熊雪锋, 2018) 。关键是要打破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体制和机制障碍。积极落实城乡在人才、土地、资金、技术方面的各项制度安排, 推动优质要素向农村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 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 要高度重视对耕地的保护。特别是要强化对土地用途的管制, 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威性, 对基本农田和非基本农田进行细致严格的区分, 城镇化土地必须限制在非基本农田上。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坚决杜绝以政府代替市场的行为, 为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提供良好的环境。

(四) 创新振兴乡村产业

以新发展理念创新产业形态业态, 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质量, 以组织提升产业融合程度。“深入推进质量兴农战略, 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 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 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33各级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政策, 继续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同时需要注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商等新业态和新模式,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以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村产业效率 (张海鹏、朱钢, 2018) 。

(五) 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

为了让乡村不只是成为农业生产、农民居住的地方, 而是成为城乡居民向往的生态宜居之地, 就必须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一是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重点是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倾斜力度, 积极推动优质教师资源在城乡的合理流动。二是构建城乡一体、优质均衡的医疗卫生体系。重点是推进乡村医生体制改革, 建立乡村医生退休制度, 并完善退休乡村医生的生活保障机制;建立和支持乡村医生按照规定加入职工养老保险的机制;巩固城乡居民医保全国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三是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标准正常调整机制, 加快社会保障向外来落户人口覆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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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平, 2018:《以科学范式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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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海鹏、朱钢, 2018:《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现状、意愿及问题》, 《中国发展观察》第6期。

[22] .张红宇, 2018:《从“七条道路”到“五个振兴”--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意义》, 中国网 (http://news.cnwest.com) 。

[23].Liu, Yansui and Yuheng Li, 2017,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548 (7667) :27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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