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智库 数据检索 在线投稿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TOP

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城郊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乡村振兴与城郊发展新时代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2018年会综述
2018-12-10 18:54:30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0期 作者:敖丽红 徐建军 【 】 浏览:0次 评论:0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了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郊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探讨新时代城郊发展的趋势和政策取向, 充分发挥城郊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目标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于2018年6月22~24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举办了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郊发展新时代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2018年会, 会议由宁波市湾区经济研究基地和慈溪市环杭州湾创新中心承办。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苏州大学等政策研究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多位城郊经济领域的理论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实际工作者, 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郊改革与发展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郊发展新战略、特色小镇建设、农村资源环境、乡村文化与旅游等方面开展学术探讨经验交流。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现将与会人员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和归纳, 以飨读者。

 

一、关于城郊发展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原本清晰的城乡边界日益模糊, 这也对城郊经济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带来了挑战。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专门针对城郊发展的边界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 城市是要素集聚的结果, 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 城市要素集聚程度越来越高。城市居民休闲、养老以及鲜活农产品供应等功能仅仅依赖城市本身是难以承载的, 必须有一个不是传统农村, 但也不是标准城区的地理空间为它服务。由于城市和郊区都是动态的, 边界界定的机制就成为改革进程中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周其仁教授指出, 城区和郊区的划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体制、不同的观念下是不同的。如果按照市场准则, 随着经济和各种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 要素会在城市与郊区间得到合理配置, 而且是动态的。但是所有要素的移动都受到相对价格的指引。由于土地产权制度不明晰等体制机制原因, 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 中国很多城市在老区密度较低的情况下, 开始大力发展新区, 导致郊区“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甚至形成“鬼城”。当前的中国既不是计划经济体制, 也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 而是审批制加上国有土地拍卖、征用土地以及无处不在的长官意志的“混合物”。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边界非常稳定、前景非常清楚、功能非常齐备的郊区, 事实上城区的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本身也会受到损害。周其仁教授的结论很明确, 即通过明晰产权、充分发挥市场准则的作用来明确中国城市与郊区的动态边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认为, 在城镇化过程中, 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 郊区边界具有模糊性和动态性;当城镇化进入相对稳定阶段以后, 城市空间也逐渐相对稳定, 城乡边界才会基本上稳定下来。而且他经过测算认为, 中国城镇化率到2050年可能会达到80%, 接近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天花板”, 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 届时中国城乡人口、城乡空间趋于稳定, 城乡边界将同时稳定下来。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高晓梅研究员在总结世界城市郊区化发展趋势和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主要特点的基础上, 指出了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她认为, 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起步、城市化 (包括郊区城市化) 、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 总体呈现先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她还进一步区分了郊区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的不同, 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表现形式, 属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而城市郊区化则属于城市化进程的中高级阶段, 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 城市化必然经历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郊区化的模式各具特色, 其中, 英国主要是发挥政府规划的作用, 美国主要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 日本则主要是依靠政府推动。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模式对于中国都有一定的启示。但由于资源、技术、制度以及外部环境和所处发展阶段皆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不能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的做法和模式。当前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一是城市规划只考虑城市中心区的发展, 没有将郊区的发展统筹考虑进来;二是对城市间的差异和特点考虑不足, 城市化郊区化的模式比较单一;三是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存在无序扩张的情况。

 

二、关于乡村振兴问题的探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化解农业农村领域的基本矛盾提供了行动纲领。魏后凯研究员就2035年中国城乡格局与乡村振兴问题做了主旨发言。首先, 他指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管长远、管全面的大战略, 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央已经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到2035年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一是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农业农村现代化应该包括五个方面, 即产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其次, 他认为, 乡村振兴规划需要考虑未来的城乡格局。未来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空间最多只占国土面积的3%左右, 这就意味着未来90%以上的国土都是乡村地区。因此, 乡村全面振兴的结果不是要把乡村变成城市, 最后的落脚点还是乡村。同时, 还要避免将乡村振兴等同于村庄振兴的误区, 未来部分村庄必然走向消亡。他认为一定要采取分区、分类的差别化推进策略,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探索多种形式的乡村振兴模式, 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样本, 而不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搞“一刀切”。

 

关于推进乡村振兴和城郊发展的策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研究员指出, 要通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来推进乡村振兴和城郊发展。首先, 他将新旧动能转换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发展目标转换, 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二是主体转换, 由模仿型主体转向创新型主体;三是制度转换, 由支持粗放型发展的制度转向支持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四是要素转换, 由利用一般性要素 (劳动力、资本、资源) 发展转向利用高级要素 (人才、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 支撑发展;五是产业转换, 由低端产业转向高端产业, 由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他结合2017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表现, 认为当前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十分紧迫, 乡村振兴和城郊经济发展都要抓住新旧动能转换这个关键中的关键。而且在乡村振兴“20字方针”里, “产业兴旺”排在第一位。因此, 乡村振兴和城郊经济发展下一步重心要聚焦到新动能中的产业上。这既包括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还包括新兴产业的培育。其中,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有结构高级化、高端化、特色化、集群化、品牌化、绿色低碳化、融合化、国际化、信息化、智能化10个主要方向。新兴产业的培育路径有四条:一是找到新兴产业;二是培育新兴产业主体, 尤其是创新型企业;三是运用新手段武装新兴产业;四是运用新策略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李佐军研究员还从全国总体的角度提出了乡村振兴和城郊发展中可以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 即节约环保产业、生态产业、新能源产业、大文化产业、大健康产业、新型金融业、与新型城镇化和特色小镇有关的产业、信息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多个重点产业。

 

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重点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绿色生态高值农业发展问题。他指出, 未来要更加关注高价值、多功能农业, 它对农民增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绿色生态高值农业是中国乡村地区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当前, 中国农产品生产、农业发展中存在市场干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三大主要问题, 需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建国家财政金融政策体系;需要法律法规方面的支持, 把农产品市场建设得更好, 以支持未来高值农业发展。

 

关于地方政府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的问题,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孔凡斌研究员结合江西的实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江西省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表现得非常突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虽然江西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战略定位, 建立一个“富裕、和谐、秀美、现代化的江西”目标的确立, 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大力实施, 都为江西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机遇。孔凡斌研究员特别指出, 不同地区、不同村庄类型的差异体现在基础、禀赋、短板、需求以及方向等诸多方面, 因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搞“一刀切”, 而要分类推进。南昌工程学院熊凯等也认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根据产业基础、区位特征、资源禀赋等具体情况将村庄进行归类, 按照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典型引路的方针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 实施精准的支农惠农政策。基于这一理念, 他们结合相关政策文件和江西省的实践, 构建了村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 并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江西省的村庄进行了分类, 进而提出了差异化的发展措施和农村优化布局的实施路径。

 

三、关于特色小镇建设问题的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姚永玲教授总结了特色小镇成长的深层次原因, 并提出了特色小镇发展的七条路径。她认为, 发展特色小镇首先需要具备一些基本要素, 主要包括经济基础、产业优势、制度、地理位置、文化和环境六个方面的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要素还要能够被合理配置并有机结合起来。为此, 姚永玲教授提出了一个特色小镇发展六要素的复杂“钻石模型”, 用来分析这些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对特色小镇成长的作用, 从而识别出特色小镇的成长路径。通过对农业型、制造业型、旅游型和混合型特色小镇的定性比较组合分析, 研究发现, 通过产业深化和提升是农业特色小镇成长的主要路径;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提升与城镇化改革、传承地域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 有利于制造业特色小镇的成长;大城市郊区的历史文化名镇或美丽村镇较容易成为旅游型特色小镇;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提升有利于大城市郊区混合型特色小镇成长。总体来看, 特色小镇的成长路径呈现出非常显著的多样性特征, 所需要的发展条件也完全不同。正是这种多样化的成长路径体现了不同特色小镇的独特性。但是, 如果不考虑特色小镇核心产业的发展特点, 就不能在本质上发现其竞争优势的演化轨迹, 也就难以找到特色小镇的成长路径。“千镇一面”和千篇一律的模仿都会偏离特色小镇发展的基本轨道, 培育核心产业竞争力才是特色小镇成长的根本出路。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贾玉成助理研究员阐述了特色小镇建设的理念以及建设特色小镇的方向。他认为, 成功的特色小镇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特色”, 另一个是“小”。特色小镇的“特色”除了产业竞争力以外,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来看, 还应该包含文化软实力。而特色小镇的“小”则有两层含义:一是区域面积小, 消费水平、消费能力弱;二是产业规模小, 产业发展精致。他进一步指出, 很多地方由于先天禀赋的缺陷或者其他条件的制约, 并不存在发展特色小镇的可能性。因此, 不能为了套取政策红利去刻意建设所谓的“特色小镇”。而有条件建设特色小镇的地方也应该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 从本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尤其是区域规模的角度来考虑产业布局和城镇发展, 这样可以避免资源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

 

宁波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谢国光结合宁波市特色小镇建设的实践, 围绕特色小镇建设和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特色小镇的定位。根植于乡村的特色小镇必须要有明确的定位, 关键是要形成主导产业;但是, 特色小镇也不是单纯的产业园或工业园, 还要能够把人引进来并留得住, 既要宜业, 更要宜居。与此同时, 特色小镇发展离不开城市提供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基础设施等要素, 因此还要与城市发展相配套。这是从宏观上对特色小镇的定位。二是特色小镇主导产业选择。特色小镇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必须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 尤其是不能违背要素禀赋。目前, 宁波市特色小镇的主导产业大多集中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 是否科学还有待检验。三是特色小镇建设主体。特色小镇的建设本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 政府主要发挥引导作用, 可事实上政府扮演着特色小镇建设主体的角色。这一局面必须改变。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解决特色小镇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或者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而不是包揽全部。四是特色小镇的人才环境。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才返乡创业、下乡创业的政策, 但还缺乏系统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城市人才到了农村之后, 在户籍、土地、公共服务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权益, 从而成为特色小镇发展的障碍。

 

慈溪市环杭州湾创新中心主任杨利登介绍了慈溪市息壤小镇的发展模式。该小镇位于宁波前湾新区的核心区, 以慈溪市良好的小家电制造业和创新创业文化为基础, 意在打造成为国家级产业互联网示范区和省级产业旅游目的地。

 

魏后凯研究员认为, 浙江省特色小镇发展一共经历了三代:第一代特色小镇就是过去的“块状经济”, 相当于产业集群, 属于1.0版;第二代特色小镇是产业、文化、生态“三位一体”, 强调生态环境保护, 产业有特色, 属于2.0版;第三代特色小镇在产业、文化、生态“三位一体”的基础上, 又结合了智慧小镇、信息化、互联网, 属于3.0版。息壤小镇可以认为是特色小镇3.0版的典型样板, 这种以信息化为“土壤”的“三位一体”的智能型小镇也是未来特色小镇的发展方向之一。

 

四、关于农村资源环境问题的探讨

农村资源环境保护是城郊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江西财经大学钟海燕等基于7省753户小农户的调查数据, 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土壤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户主年龄、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技术培训和风险偏好程度等因素对小农户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有显著影响, 而劳动力年龄、劳动力总数、非农劳动力数量、养殖业收入等因素对小农户是否采用有机肥有显著影响。

 

江西财经大学郭巧苓等则探究了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过量施肥程度空间关联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他们以水稻、小麦、玉米主产区为研究对象, 采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2002~2015年三大粮食作物生产中的过量施肥程度, 并运用空间自相关理论和冷热点分析方法, 对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过量施肥程度的空间关联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1) 水稻和玉米主产区过量施肥程度沿“胡焕庸线”呈有规律的分布, 过量施肥程度的高值区域大都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部, 呈条带状分布;小麦主产区过量施肥程度的高值区域在北部高原地区、黄淮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片分布, 集聚特征显著。 (2) 水稻、小麦和玉米生产过量施肥程度均呈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 小麦集聚特征最强, 水稻居中, 玉米最弱。 (3) 水稻生产过量施肥程度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 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北部高原地区和东北地区;小麦生产过量施肥程度的冷热点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中间热、周围冷”, 热点区域集中在黄淮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冷点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玉米生产过量施肥程度的冷热点格局由“南热北冷”转变为“东热西冷”, 热点区域集中在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冷点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

 

退耕还林工程作为一项环境治理工程, 其关键在于能否激发农户管护、投资林业的意愿。为了识别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意愿不高的原因, 探究农户管护退耕成果的内在机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廖佩玲利用陕甘宁地区55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考察了家庭禀赋、认知偏好对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意愿及管护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意愿及管护程度不高, 仅有55.42%的农户愿意管护退耕成果。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意愿及管护程度是其家庭禀赋和认知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管护意愿主要受到其家庭禀赋、认知偏好的约束;管护程度则主要受到其家庭禀赋的约束, 认知偏好的作用有限。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廖佩玲提出, 政府应依据退耕农户家庭禀赋特点, 瞄准潜在退耕成果管护农户, 制定相应政策;同时, 通过宣传、教育、示范户效应等有针对性地提升农户认知偏好, 从而提升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意愿及管护程度。

 

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核心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和交易驱动着全国各地农地综合整治和乡村空间重构。江苏科技大学王勇教授认为, 在国家推动农地经营适度规模化、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背景下, 乡村空间重构仍将长时间存在。乡村空间及其转型作为社会治理变迁的“镜像”, 在利益多元化及其博弈常态化的现实场景下, 乡村空间重构集中折射出复杂的治理机制。而土地发展权制度作为协调空间规划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工具, 作为土地外部性内部化的市场机制, 更是作为土地增值收益共享的土地管理机制, 为解决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建设资金来源与分摊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提供了一条市场化的解决思路。在农地改革“三条底线”和“还权赋能”的趋势下, 王勇教授基于土地发展权、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乡村空间重构之间的内在逻辑, 提出了乡村空间重构机制的初步设想。即采用“跨村联合土地发展权跨区交易”推动远郊乡村空间重构;“土地发展权就地交易村主导改造”取代传统土地征收制度, 推动近郊乡村空间重构。

 

五、关于乡村文化与旅游问题的探讨

如何依托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新时代乡村振兴?上海大学孙倩研究员以日本地区大地艺术节为例, 介绍了大地艺术节模式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大地艺术节具有用艺术发现地域, 用他人的土地再创造, 用现有的东西创造新的价值, 以及挖掘地方特色、创造新的技术等方面的特征。日本大地艺术节取得了巨大成功, 并成功带动了当地其他艺术节的兴起, 成为地方政府振兴经济的典范。因此, 可以把日本的大地艺术节模式引入中国, 通过发展旅游经济促进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对于如何设计创新驱动乡村文化旅游, 太火鸟/里书香联合创始人何根祥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中, 董功设计的悬崖边上“船长的家”成为梦想改造家代表作品, 李道德设计的四川牛背山志愿者之家是竹钢用于乡村建筑的代表之作, 这些都可以看成设计创新驱动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典型案例。除此之外, 他们的联合创作团队以“再生·交流——绿色设计”为主题, 重新利用现代建筑、室内设计、会展与商业活动中的废弃材料, 设计创作服务于公共生活并有助于公众交流与沟通的空间装置类作品, 也可以看作设计创新驱动文化发展的典范。袈蓝公社创始人邹迎晞先生指出, 田园综合体作为“农业+文旅+社区”的平台, 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最好模式。他以无锡阳山“田园东方”为例, 介绍了该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业务以及在田园小镇和其他生态文旅项目开发、运营方面的做法。这些经验都有助于乡村文化旅游发展。

 

针对如何借力金融发展乡村旅游的问题, 国开城市交通投资发展基金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副总裁贺岁华提出了“交通+旅游+特色小镇”的新模式。该模式有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中投资、建设、开发、运营全产业链的全面升级。具体来说, 就是国开交通基金依托国开行“开发性金融”的理念, 利用国开金融在银政合作、资金实力和产业整合等方面的综合资源优势, 在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综合开发产业项目中, 为地方政府及合作伙伴提供以“投贷协同”“产融结合”为核心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具体的投资模式包括:“1+1+X1”, 即“投贷协同”, 依托国家级信用, 拓宽融资渠道, 有效降低融资成本;“1+1+X2”, 即“投建协同”, 保障工程质量, 加快施工进度;“1+1+X3”, 即“产融结合”, 由“招商”变“选商”, 产业也可“投贷协同”, 快速打造城市形象;“1+1+X4”, 即转移政府运营、维护风险。

0
责任编辑:liqun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从农民入手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评论

帐  号: 密码: (新用户注册)
验 证 码:
表  情:
内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