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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金关于城乡社会学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18-10-29 13:03:41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作者:郭占锋 李琳 【 】 浏览:1次 评论:0

城市化或城镇化 (urbanization) 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随着工业化发展, 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 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 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 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1]。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1), 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2),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村社区健康发展, 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 着眼农民, 涵盖农村, 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3),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与此同时, 城乡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学者对城乡关系的思考也从未止步。城市与乡村的根本差异何在?城市化的发展如何引起乡村社区的变迁?城乡关系最终应落脚何处?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城市化进程更为迅猛, 影响范围更为广阔。中国的城乡互动模式与西方有何异同?西方城乡关系的研究是否能提供有益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基于以上问题, 本文对索罗金《城乡社会学原理》 (Principles of Rural-urban Sociology) 及相关英文文献中城市与乡村关系研究进行梳理, 总结出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 以推动中国城乡研究的发展。

一、城乡关系研究述评

(一) 城市与乡村的概念界定

大多数卓越的社会理论家都认为, 在工业化进程和农业封建主义制度体系主导的社会转型为由城市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过程中, 城镇和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地方[2]。韦伯认为,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区别于农村人口中心的显著特征在于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于城市, 并且在相对复杂的劳动分工基础上形成了与乡村不同的社会结构[3]。齐美尔关于城市“精神生活”的论述可被视为城市研究的复兴[4]。城市与乡村是内涵丰富的复合体, 难以用单一的概念进行定义。索罗金认为, 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之间没有一个明晰的、用于区分的边界。城乡社区中的许多差异性特征并没有在农村社会中极大地体现出来, 而这些特征在农村地区增加或者减少, 与其“城市性”或者“乡村性”呈现一定的相关性[5]14。索罗金按照韦伯类型学的方法, 对城乡的特点进行分类比较, 分析其与“城市性”和“乡村性”的关系, 进而总结出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如表1, 从事农业和种植业人数、同自然环境的联系程度与“乡村性”呈正相关, 与“城市性”呈负相关;社区规模、人口密度、人口异质性程度、社会分层程度、流动程度则与“乡村性”呈负相关, 与“城市性”呈正相关。从交往系统来看, 城乡社区成员之间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均有差别[5]48, 乡村社区的交互体系和交互成员的交往范围更小更窄, 受到更多的限制。交往系统越基础、关系越持久则“乡村性”越明显, “城市性”则弱。某种程度上来说, 对比乡村中个体间的交往方式, 城市人的交互方式是人为制造的[5]52。在城市中, 随着交往系统地域范围的扩大, 个体联系的数量也随之增多, 人们交往的对象也越来越异质化, 关系更加的灵活, 突显出非个人性。并且城市交互系统的关系网络更加的复杂、柔软性更强, 异质性、多样性增加, 同时会有更多的表面性、标准化和机械化的性质[5]54。此外, 沃思 (Wirth) 为阐明城市—乡村之间的区分也做出最重要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尝试。他归纳了“城市主义”的三个特征:规模、密度和异质性, 他认为这些特征是城镇或城市的核心, 并为城市生活方式奠定了特定的基础[6]

1 城乡社区特点对比    

:其中 (-) 代表其与城市性呈负相关; (+) 代表与城市性呈正相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 当前呈现的差异朝着越来越小的趋势发展, 差异性特点都注定会消失。一旦这种现象发生, 就意味着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分离的现状结束[5]44。以上为笔者归纳的索罗金关于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对比, 总结出城市与乡村概念所涵盖的差异性特点, 便于下文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二) 城市与乡村关系研究

根据索罗金的城乡社会学思想, 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 城乡关系研究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次侧重于对体制模型的建构, 中观层次关注城乡关系演变过程中组织和机构的职能与作用, 微观层次则着眼于城乡间的人口特征与人口流动。

1. 宏观层次

索罗金在《城乡社会学原理》 (1929年) 一书中从城乡人口的身体差异、心理差异、制度文化差异以及人口迁移等方面来论述城乡社区的区别, 通过对比这些差异来探索构建“城乡连续体”的可能性。他认为城乡的差异和区别是人们思维中的建构, 并将“城乡连续体”作为城乡关系发展的目标。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历程来看, 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 从体制上对城乡关系进行建构。自1949年以来, 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 工业化讯速发展, 自由迁徙制度落实, 人口流动的限制性因素少, 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推进城市化, 城市人口比重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7年的15.4%, 涌现22个新城市[7];1958年之后, 国家通过对向农民征收税费、利用农副产品的“剪刀差”来支持城市发展, 全面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形成;改革开放之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 人口迁移制度的放松开始弱化二元结构;2007年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 建立城乡共同体, 促进城乡一体化成为城乡关系的主旋律。

2. 中观层次

城乡关系研究的中观层次着眼于城乡横截面的对比, 即组织、文化和规则等方面。索罗金认为, 家庭是社会中基本的元素, 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团体, 它对个体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其他组织都强, 但是城市中家庭的影响低于农村地区家庭的影响[5]333。因此, 索罗金对于城乡组织差异性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家庭层面, 从家庭的初婚率、稳定性以及融合度等方面来分析城乡组织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他基于法国、普鲁士、瑞士、挪威、保加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数据对比分析, 发现城市人口的离婚率高于农村人口, 在城市或者工业地区家庭的稳定率低于农村地区[5]337。农村的初婚年龄早于城市, 因为农村社区的封闭性、宗教信仰和地理区域的分离导致社会组织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异质派系用婚姻来维系宗族之间的稳定[5]230。在社会、经济与教育方面, 农村家庭较城市家庭来说, 其融合程度更高, 成员之间具有更高的凝聚力和更强的活力[5]339。从经济方面来看, 农村家庭更具有集体性, 可以看做是一个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的经济单位或是社会组织[5]340。在农村家庭中, 作为经济个体的家庭成员具有更少的自由, 但是作为一个经济组织, 它的持久性和活力度远远高于城市家庭[5]341。分析上述现象所产生的原因, 可以归结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差异性特点。例如, 城市人口的异质性强是导致其离婚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5]346。同时, 农业职业的性质、人口的低密度、小规模社区、低流动率、劳动分工度低、社会分化度低、人口同质性强、交往系统的简单和深入都有利于农村家庭呈现出稳定性和高融合性的特点[5]347

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伴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而改变, 因此城乡社区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城乡社区中的文化处于动态变化当中, 这个变化的过程具有显著的方向性、阶段性, 且城乡文化变迁速度不一, 更新周期不同、文化传播方式各异。城市中文化现象的改变和调整速度远比农村地区快, 当适应先前环境的行为方式不再适应当前新的环境时, 人们的行为、语言和文化价值便需要新的调整、改变和创新[]。在文化变迁过程中, 城市发挥着一个“创新”的角色, 而乡村则发挥着一个“保留”传统文化的角色, 即城市在打破现存的传统文化, 农村则在延伸、保留和持续着现存的传统文化, 城市的灵魂是“现代化”“时尚”和“最新的感受”, 而乡村的灵魂则是传统、祖先流传的习俗[5]405。因此, 农业阶级比城市阶级更有可能发展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情怀[5]407。此外, 文化的变迁速度缓慢, 则允许文化传统长时间遗留文化价值的存在[5]409, 农业社会的民族文化十分深厚, 即使政权变革、文化变迁, 内在的文化积淀与遗留的文化价值仍然会发挥其作用[5]481, 在农业社会失去政治独立不意味着就结束了他的历史与文化。然而, 城市化程度高的社会失去政治独立, 例如罗马和古希腊, 则难以继续他们的文化, 延续他们的历史, 恢复他们的政治独立[5]415。同时, 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城市的主要角色是建立和提升宗教与其他方面的自由 (如言论、出版等) , 在这方面城市远远高于农村[5]484。由于城乡之间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乡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具有更多的同质性, 因此, 农村人口在信仰、宗教或者其他更多方面更为相似[5]485。农村社会建立宗教、信仰的需求度低, 农村人口拥有的“自由”是天生的, 而城市人口则是后天加工、经历斗争后建立起来的[5]485

农村社区中民族文化根基深厚, 人口同质性强, 信仰相似度高。农业人口和农业阶级所创造的文化具有“非个人性”[5]515。并且, 传统文化价值大多是非个人性的, 它作为一种规则, 不允许单独的个人名称成为其创造者[5]515。然而, 城市中有更精确的社会分工和异质性, 因此, 在城市中的团结是“有机的”, 更加依赖彼此的和更具有必要性的。在乡村社会中, 由于具有相同的感受、信仰和经历, 其团结的形式更为活跃且更具有象征性。城市中依赖式的团结更为冰冷, 更为正式, 也更为必要;乡村中符号性的团结则更为温暖, 具有冲动和情绪化的特征[5]517。城市中的依赖性团结是一种“有机团结”, 人口异质性强、劳动分工明确。而乡村社区中的符号性团结则是一种“机械团结”, 建立在同质性高、分工度低、非正式的基础之上。

索罗金对形成“小农”概念的方式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有关农民的文学作品;第二, 农民的书信;第三, 在农村社会学、农村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方面关于农民心理和性格的理论[]。但是这三种方式都有局限性。例如, 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农民阶级的形象大多受到时代背景和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5]308。相比文学作品, 农民的书信更具有真实性[5]309, 但是这种真实性容易被编辑和出版者窜改本意[5]309。而具体学科理论对于农民阶级的定义, 由于基于较小的样本量, 并且在调查过程中访谈对象的回答具有不真实性和随意性。个案研究结论尽管是真实有效的, 但是不适合对农民阶级和农村人口进行定义[5]310。索罗金认为, 即使对农业阶级存在权威的定义, 仍然不能得出结论。若要真正地了解其真实的行为, 我们必须研究他们, 而不是研究他人的观点[5]312

由此可以看出, 索罗金认为, 农民阶级或者小农阶级的概念是不全面的, 带有较大的局限性, 人们脑海中的城乡印象和真实的城乡差异是有出入的。大量调查者对农民的思维和性格进行总结得出的理论, 一般分为两种:农民阶级和城市阶级的差异一种是先天的, 一种是后天建构的区别[5]314。先天差异的理论被许多学者批判, 针对城乡人口身体和社会心理上的区别在索罗金的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他们的差异不是普遍的。因此, 城乡人口身体上先天的差异是不成立的[5]316。并且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 农民阶级比城市阶级具有更低的反社会和自我的心态[5]514。他们比大部分的城市阶级都具有更多的集体性和非个人性[5]514。农民阶级在社交、道德、合作、非个人性、集体合作、共同救助等事情上比其他阶级更有优势。“个人主义”套用在农民阶级身上是毫无根据的[5]521

3. 微观层次

城乡关系研究的微观层次落脚到人的差异性, 主要体现在城乡人口特点的差异与人口迁移方面。在城乡人口特点上, 索罗金通过人口的身体特点、自杀率、初婚率、精神疾病发病率等指标进行对比。城乡人口身体上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是自然选择 (种族) , 一种是环境因素[5]107。索罗金将城乡人口通过人口数量、密度、职业等标准进行分类, 并抽取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 对其身高、体重、体格、胸围、头围等物理方面的指标进行对比, 继而得出结论: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身体状况和外形特征的比较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和高低之分[5]116。同时, 通过抽取18万名儿童, 在不区分城乡人口的前提下, 对他们的身体特点进行测量[5]143。结论发现城乡人口身体特征虽具有差异, 但是并不显著。并且这些外在特征不能代表农村比城市贫困, 数据并未表明城市吸引和居住着大量的优质人口[5]142

自杀率象征着活力度、幸福指数和社会关系。通过对比20世纪初, 意大利、法国、美国、瑞士、英格兰、瑞典等国家城乡人口自杀率, 在城市和乡村社区中抽取1万名原住居民考察其自杀率, 并进行对比[]。研究表明城市自杀的人数和自杀率高于农村地区, 农业人口的自杀比率极低[5]171。这也意味着, 农村人口的健康和活力指数比城市人口更高。在身体素质和体能上, 农村人口大多数是优于城市人口[5]220。精神疾病发病率也有着城乡的差异, 并且与城市化的进程息息相关。索罗金基于数据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城市地区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第二, 城市化促使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一个高速水平上;第三, 城市化提高了精神疾病的发病率[5]278。探索其原因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城市中高结婚率和高离婚率, 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而衍生的复杂社会组织提高了个体的流动性[5]279, 但是农村人口总体上智力并没有低于城市人口[5]281。正如费孝通所说:城乡之间不存在智力的区别, 仅仅是知识体系与成长环境的区别。城市化的进程与农村社区的发展缩小了城乡的差异, 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也进一步加深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是城乡系统互动和交换的一种重要的微观表现。人们的行动是个体的选择也是所处环境的塑造。索罗金的《社会流动》一书中, 对个体行动进行了如下总结:首先, 行动是可以形塑和调整的, 每一种社会地位的改变都要求相应行动的改变;其次, 流动性的增加有利于减少思维狭隘型, 提高精神品格, 有利于新的发明和发现;同时, 流动性提高生活的智力性, 但也促进精神疾病的增长, 并且随着个人或团体的流动性增强, 人们的精神紧张度提高;但是其增加了表面的、低层次的交往, 并降低了人与人相处中的敏感性;再次, 流动增长了怀疑主义, 也提高了伤害度, 消减了人与人的亲密行为和物理的隔离, 促进了道德的瓦解, 促进了分离分化和个体主义的增长[]。

索罗金认为, 社会流动主要研究群体之间人口交换的过程和结果, 它与研究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可能会向上、向下或向侧面移动的个体研究不同, 其兴趣不在于个人运动, 而在于社会的新陈代谢, 在于这样一种运动对处于社会结构中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产生的后果[8]。人口迁移具有方向性, 且迁移人口是一种城市选择下的结果。人口迁移有两个方向, 主流方向是农村向城市迁移, 也有小部分从城市向农村迁移。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成为城市阶层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城市的社会阶层是由农村移民涌入城市所进一步产生的, 在某个程度上来说, 是由进入城市社会的方式所决定的[5]602。在索罗金看来, 社会分层意味着“一个特定总体的差别演变为等级上叠置的阶级”[9]。总体来说, 城市中出生人口可以补偿死亡人口的数量, 这样一来就可以保持生物型的人口平衡[5]532。韦伯和库赞斯基 (Pedro Pablo Kuczynski) 的理论指出, 人口的增长将会越来越依靠自然的人口增长, 越来越少依靠移民。而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农村的移民, 人口迁移对于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开始大于自然增长的作用。城市化继续发展则更需要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城市化不仅仅是数据上的体现, 更加是一种资源与人口的交换。从乡村迁往城市的因素主要是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 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 农村的剩余人口受到城市经济因素的吸引从而离开农村社区[]。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而来的科技的发展也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5]538

人口从乡村迁移至城市, 也是一种城市选择论, 且这种城市选择下的群体具有某些特定的特征。迁移选择理论中有以年龄为决定性因素, 也有以性别为决定性因素。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城市选择的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更为出色的人口。总体来说, 城乡人口总体上的区别很小[5]582, 城市选择也是一种机会的选择[5]582。关于迁移的方向和影响迁移的因素, 由于交通工具和交流手段的发展, 促使地区人口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同时, 由于科技的发展, 改变了工业中心对劳动力数量和特点的需求。地区之间的迁移, 人口流入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强度将会越来越大, 迁移会越来越频繁。某种程度来上来看, 随着工业文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人们变得更加的“漂泊”[5]597

二、中国城乡关系研究前景

城乡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工业与农业关系、中心与边缘区域关系、市民与农民、富裕与贫困等关系问题的一种综合表达。因而, 宏观体制、结构和制度的每一次重大变动都会引起城乡关系的变化, 引发它们对总体性的问题做出反应[10]。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的推进, 我国城乡关系也处于新的发展态势, 基于索罗金城乡社会学的思想及其对城乡制度、文化、组织结构与人口等方面的对比分析, 对中国城乡关系进行展望 (如图1所示) , 主要通过国家、社区组织以及个人三个主体进行论述, 从宏观结构、中观机制与微观城乡人口的行动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 城乡关系中三个研究层次的关联图 

在城乡关系的演进过程中, 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制度性的安排和资源的总体配置, 自上而下地对城乡社区中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进行供给, 以此来实现“人的城镇化”。在中观层面, 主要从社区出发, 完善社区组织体系, 推进农民自组织的建立, 提高农民的话语权, 构建合理的社区机构, 以保障城乡服务的均等化。从微观层面来说, 落脚于人的行动策略, 即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同时, 家庭组织在社区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农村社区。最后,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入手, 分别从政府主体、社区组织与个人的行动策略出发, 对构建“城乡连续体”的目标进行展望。

(一) 宏观:建构政府主体性角色, 统筹城乡一体化进程

1958年全面控制农村人口迁往城镇政策产生,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 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城乡关系由体制上的分割走向发展上的分化, 城市依赖农村变成了农村依赖城市, 而城市剥削农村的方式由行政方式转为行政加市场的方式[11]。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并没有停止, 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模式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这种二元制度的社会结构化, 将人们的生活固化在城乡区域内, 难以自由的流动[12]。国家应从制度层面打破二元格局, 统筹城乡发展, 促进城乡一体化。政策部门针对突增的城市化率提出: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的同时, 以综合系统的规划来提升城市融资能力[10]2。以工业反哺农业, 以城市支持乡村。在集权体制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下, 政府始终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力量。在政府主体性建构过程中, 应考虑如何由经营性转变为服务型, 如何借助于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约束过度裁量权的问题[10]27。同时, 中国的农村社会呈现出“后乡土社会”的特性, 村落从低流动性进入到高度流动分化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熟人社会网络随着流动性的提高而不断向外延伸, 农村的双二元格局与秩序基础出现行政化和制度化。在城乡二元结构与体制内-外的双重二元格局下,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会仍然存在着差异[13]。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角色和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调整, 完善制度性安排以及资源配置的方式。促进城乡之间产业协调发展, 完善产业融合与城乡市场网络, 缩减城乡获取资源上的差距, 建构政府的主体性, 从国家宏观建构出发削弱二元体系下的利益与资源分配格局。

(二) 中观:增强农民自组织能力, 城乡社区共享发展

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 弱化了原有城乡隔离的二元格局, 奠定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基础[14]。但是, 从总体来看城乡关系, 乡村仍然处于劣势地位。若要统筹城乡发展, 则应增强乡村发展机会, 提高农民的话语权。从阶层关系、组织治理模式、生活样态、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从“乡”到“城”的社会转型[15]。建立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的发展渠道, 有效地为乡村发展创造机会, 进一步完善乡村的基础设施, 推动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 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农村、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说明在国家宏观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 积极促进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农村组织的完善, 农民集中居住的实践将现代化中“原子化”“个体化”的农民组织起来, 例如苏南的“三集中”模式, 四川成都的“拆院并院”模式, 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模式, 山东的“大社区制”模式[16,17], 提高了其自组织能力, 完善新农村建设。乡村组织有利于提高农民的集体性动力, 更好的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在巨大的变迁下, 农民抗争的实质是争取“参与”的权力, “以合作求参与”才是他们政治诉求的核心内容。而目前的社区合作的各种方式, 有助于他们参与非农开发项目和城市化进程[10]28

(三) 微观:保障流动渠道顺畅, 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

“二元结构”范式中城乡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人口和产业上的区别, 而且在社会组织原则、社会生活形态上也存在一定结构性的差异, 是一种“双二元社会结构”[18]。并且, 在外来人口大量集聚的大中城市中, 双重二元结构表现得尤为突出[19]。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把握城市与乡村之间功能上或者结构上差异, 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与要素的合理配置[20]。而社会流动是理解城乡差异的关键, 也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因素[5]607。人口的流动具有自主选择性, 农村人口受到推拉因素的作用迁往城市, 乡村旅游兴起吸引城市人口流向乡村。城乡之间社会流动增强, 城乡文化相互渗透交融, 促使二者的差异减小, 促使“城乡连续体”形成,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之间的流动渠道通畅, “资本下乡”“乡村旅游”等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与平台。城乡差距减少, 农民收入提高。改变刻板印象中“落后”“无知”的农村定位与农民形象, 摘除现代建构的标签, 则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 发展主动权增强。农业阶级在经济收入、政治参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得到有效的保障。打破意识中建构出的城乡人口的等级差异与城乡世界地位的不平等。此外, 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是城市化进程中或者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中最基本的流动方向是农村流向城市。但是在社会中不应该只存在城市社会这一种形态, 应当与农村社会互动, 并且从农村社会中吸引新的成员来提升这种整体的社会形态。对于这种机械性流动、城市化现状及其后果的理解是我们来认识和反思城乡社会区别的关键[5]607。从社会结构来看, 由农村流动人口和“农转非”人员汇成的庞大城市新增的人口大军, 在改变城乡人口格局的同时, 也重新规划了城乡社会的利益格局[10]21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索罗金《城乡社会学原理》进行梳理与总结,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分类分析。通过对城乡世界的一系列对比, 总结出城乡社会的特点和定义, 提出建设“城乡连续体”的构思, 在当时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同时对今天的城乡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城乡关系中, 费孝通认为应“恢复城乡关系”, 促进城乡携手合作, 在生产和消费上互补[21,22]。索罗金认为, 城乡差异确实存在, 但是通过书中各项指标和各个国家数据的对比, 农村人口素质并不低于城市人口, 相反在一些方面是更胜于城市人口。因此, 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是彼此需要, 不可分离的。城市社区将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它的人类资源的储备地和农业生产的供给地;同时, 农村社区也需要城市社会, 城市社会能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压力, 满足工业化产品和商业活动的需求。他们相互需要, 并且相互给予[]。索罗金在书中预测城乡未来的发展趋势, 他指出, 城乡关系将会是一种“抛物线”的趋势发展。起初, 城乡的差异较小, 之后二者差异会逐步扩大, 但不是持久性的扩大, 随后便逐步缩小, 在乡村地区形成乡村城市化[]。在西方国家中, 城市数量增多、农业人口比例缩小、农业机械化扩大是城市化的三大标志[]。农村人口在迁往城市的过程中, 也将乡村中的文化逐步渗透到城市地区, 虽然这些改变不是巨大的和显著的, 但是也影响着城市的乡村化[5]616。同时, 城镇化的进程给农民阶级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如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水平, 促使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 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度[]“城市化”指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失, 农业阶级和非农阶级一视同仁。农村社区的城市化意味着乡村地区形成城市社会的特点, 而不是完全消磨二者之间的区别[5]624。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通过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23], 有效实现城镇化的包容性增长, 反对激进的城市化, 防止“空间平移贫困” (1)。在国家机器的主导下进行宏观的制度安排, 选择合适的组织结构完成城乡一体化的建设, 提高农民的主体性, 实现“人的城镇化”。

总之, 索罗金对于城乡关系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城乡连续体”的建立还需要依靠国家、社会与个人三大主体在体制结构、组织与行动三个维度上进行持续不断的协作探索。本文希望通过对其《城乡社会学原理》评述、反思和借鉴, 在尊重中西方差异的基础上, 为中国城乡研究提出一些启示, 共同促进城乡进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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