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智库 数据检索 在线投稿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TOP

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农转居”社区治理模式建构——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互动样式的比较研究
2018-09-29 15:14:22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 作者:李岩 【 】 浏览:0次 评论:0

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尤以社区治理为重点。目前, 社区已经成为中国城乡居民生活居住的最主要的空间形式, 而且也是党和政府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落脚点。近年来,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以社区治理为主题的专项政策文件 (参见表1) 。其中,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了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 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 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此外,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讲话中表达了对社区治理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1

       这些文件和讲话, 凸显了社区的重要性, 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区治理迫切的现实需求, 以及党和政府作出政治回应的积极态度。应该承认, 中国已经步入一个社会治理的新阶段, 既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2从中央到地方, 治国理政的各项任务和举措的落实压力层层传导, 到社区层面已无法再进行转嫁和分解。往往越到基层, 问题和挑战也越具体、越棘手。“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这句坊间的顺口溜生动反映了基层社区治理工作的繁杂与艰巨。

表1 近年来我国社区治理相关政策文件及领导人讲话     下载原表

表1 近年来我国社区治理相关政策文件及领导人讲话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在多种社区类型之中, 带有户籍性质转变属性的“农转居”社区又是最为复杂、最具中国特色, 而且数量众多的一种社区样式。在制度上, 由于存在城乡二元结构, 它同时牵涉城市和乡村两种管理体系, 不可避免地, 体制机制转换和理顺的难度更大。在区位上, 它主要分布在城乡结合部, 而城乡结合部历来是城乡建设和服务管理的难点区域, 普遍存在着居民流动性大、弱势群体集中、违章建筑多、安全隐患多、基础设施差、环境整治难, 以及交叉管理带来的职能重叠、缺位等实际问题。此外, “农转居”社区的数量也十分巨大。据统计, 2002年至2016年, 全国村委会数量从68.1万个下降到55.9万个, 居委会数量从7万多个增长到10.3万个。3这组数据从侧面反映了“农转居”社区的庞大规模。

      “农转居”社区治理工作复杂而艰巨, 国内学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滞后和不足。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统计, 截至2018年5月9日, 篇名中含有“农转居”或“农转非”的期刊论文自1987年首次发表起共有421篇, 其中以社区为主题的始于2004年, 仅有43篇左右。从时间序列上看, 这些论文总体上呈现出关键词转变 (“农转非”到“农转居”) 、对象切换 (“人员”到“社区”) 、视角演进 (“现象”到“机制”) 等特点。具体而言, 除了对水土资源的“农转非”研究, 国内学界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社区教育、物业管理、贫困消减、生活满意度、社会分层等方面,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无论是从个体角度切入探讨“农转居”、农转工以及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4, 还是从路径模式的角度探讨农村社区建设不同类型和机制5, 或是总结某地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典型案例和治理经验6, 以及对国内外不同模式进行比较7等, 上述研究大多是在城镇化背景下展开的, 详实地分析和探讨了相应的具体问题, 但是尚缺乏对“农转居”社区的分类研究, 对“农转居”社区的特殊性及其内在差异的解释也不够充分。

       综上所述, 基于多案例的“农转居”社区不同类型的比较研究, 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化学界的讨论, 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 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 回应和指导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进而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具有重大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案例

      为了开展“农转居”社区比较研究, 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 笔者在北京、河北、浙江等地先后走访了数十个涉及“农转居”的乡镇和社区。在上述调研基础上, 本文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三元论视角建立了类型学分析的比较框架, 并选取了对应的典型案例。

(一) 研究设计:比较框架与类型划分

      作为一种社区类型, “农转居”社区在居民结构等方面有鲜明的共性特征, 同时, 在治理机制、空间形态、建设水平等方面, 具体社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按照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视角和理念, “农转居”社区治理过程中主要涉及政府、社会、市场三类主体发挥作用。由此, 根据不同主体及其作用机制的交互关系, 可以把“农转居”社区划分为四种类型, 即政府—社会互动型、政府—市场互动型、社会—市场互动型和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混合型 (见图1) 。

图1“农转居”社区类型划分模型示意图

图1“农转居”社区类型划分模型示意图   下载原图

(二) 典型案例:四种代表类型

      尽管上述划分带有学理化的理想类型色彩, 但在中国为数众多且分布广泛的“农转居”社区集合中仍能找到比较契合的对应实例, 分别描述如下:

      第一种政府—社会互动型的代表性案例是ZF社区。ZF片区占地面积约2.9平方公里, 由ZF社区居委会和ZF村委会共同管理。ZF社区在“转居”前属于城郊农村。20世纪50年代末, 临近工厂招工, 很多村民进入了工厂工作, 改变了农村户籍身份, 成为第一批的“农转居”村民。随后, ZF村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步演变成一个典型的城中村, 被周围的高楼大厦所包围。2002年, 当地政府开始推行“农转居”政策。转居后的村民放弃集体土地产权, 获得城市居民户口和相应社会福利待遇, 并能够获得3万元/人的补偿金。“农转居”政策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 出现了“一家两制”等现象:有的家庭妻子是居民身份, 丈夫是村民身份, 或者子女是居民身份。因此, ZF村没有完全实现政府期望的“整建制”转居的目标。截至2013年底, ZF社区共有居民1360户, 在籍居民2822人, 还有村民283人, 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约12445人。据估计, 外来人口约3万人, 是本地居民的10倍左右。ZF社区的“人口倒挂”现象 (即外来人口数量超过本地居民或村民人数) 也对社区治理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 随着人口的流入和聚集, ZF村 (社区) 依托土地资源开始招商引资, 发展乡村产业, 形成了餐饮、酒店住宿、仓储物流、建材加工等乡村产业, 分享到了城市化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 大量外来人口租住当地居民或村民的房屋, 催生了“瓦片经济”的繁盛, 同时也出现了社区服务管理难度大,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落后, 环境秩序脏、乱、差, 社会治安形势复杂, 安全隐患增多等问题。为了改善ZF社区状况, 当地政府近些年制定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提出“最大限度消除安全隐患、努力解决社会秩序突出问题、有效控制流动人口总量规模、切实维护社会面安全稳定”等目标, 累计投入数百万资金改善硬件条件, 推进社区化服务管理, 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整顿生活环境秩序;并设立直属中心警务站, 完善技防物防措施, 注重防火, 加强治安巡逻和防控, 对流动人口采取了“来有登记、走有注销、租有登记、停有核销”等制度, 从而使ZF社区的面貌有所改观。就此而论, ZF社区主要是依靠政府力量和社区自身力量进行治理的“农转居”社区类型。

       第二种政府—市场互动型的典型案例是DH社区。DH社区位于远郊, 距离市中心约20公里, 是由五个自然村的“农转居”建设而成的新社区。其所在区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属于农业区, 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引进工业项目, 90年代中后期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 积聚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口。进入21世纪后, 周边兴建了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 并加大招商引资, 建设了多个产业园区。伴随村里土地被征用, DH社区所属的乡镇户籍人口大部分已整体搬迁上楼。据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 在商业开发项目征地中, 被征用土地的村民除了获得住房和经济补偿外, 在政府的协调下, 开发商还赠送了五栋商业楼宇 (由镇政府代管) , 作为村民就业安置的补偿以及支持“农转居”社区后续的公共服务或福利性支出, 但这部分资产的权属关系尚不明确。迫于居民诉求, 镇政府召集原来五个村的代表成立了“社区管委会”, 以发挥管理公共资产、协调解决集体性问题等功能。可以发现, DH社区的“农转居”是在当地政府和市场主体发挥主要作用下完成的。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征地, 属于政府机制的范畴;产业园区的开发, 则属于商业开发的范畴。在实践中, 由于并行着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两种城镇化“农转居”的推动力量, 产业园区建设征地是一次性将所涉及村庄的土地全部征用完, 被征地的村庄可以整建制转居, 完成村委会向居委会的治理体系转换, 村民社保也同时完成转换。而修路等基建项目占地仅涉及一部分农民, 由于村里土地不是一次性全部征用, “村居混合”的状态将长期存在, 同时在分房过程中打破了原来行政村或自然村的界限, 多个村合并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农转居”社区, 一定程度上使以街坊邻里关系为主的农村社区变成了陌生人的社区, 为后续社区治理增加了难度。

       第三种社会—市场互动型的“农转居”社区, 是社会机制、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 而政府机制相对缺位、薄弱或边缘化的类型。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 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实际上, 在“农转居”社区治理领域, 政府机制不可能完全缺位, 而是发挥辅助支持的作用, 充当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守夜人, 从而使社区自身和市场的力量得到较为充分的施展和释放。因为中国政府是“农转居”进程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甚至是发起者) , 可以说“农转居”社区建设始终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的, 即便是那些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良性互动的社区案例或情形, 也总能发现政府力量在其中予以支持和维护的影子。因此, 基于理论模型划分的两种“农转居”社区类型 (社会—市场互动型与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混合型) , 在“全能型”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语境下实际上二者是合一的。 

       第四种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混合型的代表案例是GB社区。GB社区地处城市近郊, 常住人口约6000人, 外来人口约8000多人。由于村中耕地被征用殆尽, 仅余几十亩工业建设用地, 村里一度治理混乱, 上访事件频发。2002年前后, 在政府的支持下, GB村新一届党支部开始努力寻求扭转局面。首先, GB社区充分利用市场因素, 依托自身的产业传统, 重点发展了符合消费型导向的家具产业, 改造升级了原有的分散、不成规模的营业场所,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并具备了一定的产业集群优势和知名度。在此过程中, 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并吸收劳动力组成本地化的服务队伍, 提供绿化、保洁、市场管理、物业管理等就业岗位, 基本实现全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以此通过产业向市场的转移, 解决了“人多无地”的情况, 疏导了劳动力, 实现了有序发展。其次, 伴随产业经济的发展, GB社区在逐渐具备了更新改造基础设施的条件后, 充分发挥了社区中村民的自主性, 为基层自治奠定了基础。2006年, 当地政府把GB社区列为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单位, 按照“政府专项扶持、集体统一设计、村民出资建房”的思路, 先后组织村民在原址上建成整齐划一、商住一体、具有古典建筑风格的三层楼房。在资金来源上, GB社区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自治性, 房屋建设资金为村民自筹。对于资金困难的村民, 村里为其担保申请了贷款。改造计划完成后, GB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村民对于社区的自治主动性也进一步加强。作为一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转居”社区, GB社区治理绩效的显著提升得益于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力量和机制的有效互动。尤其是在政府的保障、指导和支持下, GB社区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 进行社区动员, 成立了多个社区社会组织, 从而激发了自身活力, 同时市场机制也有效参与进来, 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 GB社区基于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 步入了“农转居”社区善治的轨道。

三、类型比较与探讨

      在城镇化过程中, 城郊农村由于城市扩张或土地流转, 空间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且这一区域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也随之转变。在此背景下, “农转居”社区的大量诞生, 成为城乡结合部的一个普遍现象, 由此也衍生出诸多治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 “农转居”社区的治理成效关系到城乡一体化建设质量。上文描述的三个案例各具特点, 分别代表了“农转居”社区治理的不同类型。通过比较其异同, 将有助于完善“农转居”社区治理的模式建构。

(一) 类型比较

      ZF社区是一个村居混合的“农转居”社区。其治理功能主要是依托政府的兜底和社区 (村集体) 的自我服务管理。由于在社区之中并存着居委会和村委会, 这种“双中心”的治理结构使社区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逐渐催生了碎片化的社会空间、利益群体。ZF社区不仅内部片区之间差异较大, 而且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具有十分多元的治理主体。组织化的“单位”, “法团化”的村委会, 具有“政治联系”的农工商总公司, 治理能力有限的社区居委会, 街道下设的各分支机构 (如社保所、工商所) , 社区警务站等共同组成了该社区的治理机构体系。与改制前单一的农村生产大队相比, ZF社区的治理主体是碎片化的, 而不再是高度统一的了。在此过程中, 市场力量是以自发、零散的形式渗透到社区治理之中, 并没能发挥出积极正向的治理功能, 甚至成为被治理的对象。应该说, ZF社区治理中的各种主体, 均是基于各自利益考虑的理性行动者, 但也正是在追逐市场经济的城镇化红利中, 进一步使社区整体的治理体系碎片化。就此而论, 良性市场力量的缺位也是造成ZF社区某些问题的原因之一, 但根本上还是因为这些多元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和协调机制, 削弱了社区治理模式的结构效率, 造成了社区公共事务处理能力的低下。

       DH社区在“农转居”过程中涉及政府公共性征地和市场机制的商业开发, 代表了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类型。比较幸运的是, 由于区位条件的优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 DH社区所在地域享有了更高的商业开发溢价, 并获得了较为丰厚的拆迁补偿。当地政府对村民转居后的福利保障 (例如免交物业费等) , 也作出了一定安排。然而, 当地村民尽管获得了经济上的实惠, 是“农转居”的受益者, 但是在“农转居”过程中主要是被动接受的角色, 缺乏充分的社会动员和主动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 社会机制在DH社区“农转居”过程中被忽视和边缘化了。加之拆迁过程中, 住房分配完全打破了自然村的范围, 失去了原有村庄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管理优势, 转居后社区人员构成与房产属性复杂增大了政府进行服务和管理的难度。因此, 我们看到DH社区建成后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源于拆迁过程中对后期社区治理问题缺乏总体设计与规划, 而“农转居”社区治理的绩效往往与社区成立之初的方式方法紧密相关, 由此很可能增加政府的后续治理成本和投入。

      GB社区依托自身力量, 在政府的支持下, 抓住产业发展机遇, 建构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转居”社区类型。社区自治一直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和方向。GB社区通过强化协商自治所呈现出的优势已在案例中体现, 不再赘言。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社区自治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是GB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缺位的, 其作用包括把GB社区列为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单位, 在政策上给予了GB社区很大的支持力度和自主空间。当然, 当地政府部门没有以强干预的方式介入到GB社区“农转居”的具体操作中。当地政府这种扮演支持者、指导者和守护者的模式, 为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力量的协同共治让渡了空间, 既是一种因地制宜的选择, 也是值得研究借鉴的。应该承认, 在具体的社区治理实践中, 社会力量、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的管辖范畴和各自的临界点较难把握。在某种程度上, 这实际上是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政府首先明确自身和另两种力量的角色和作用。如果政府没有处理好三者的关系, “社会—市场互动型”社区很可能走向衰落, 或者将面临与政府疏离的风险。

(二) 模式探讨:基于社会治理的功能视角

       对“农转居”社区治理之道的探究, 大多是将其置于城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考量。李强、薛澜等学者指出,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 我国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较多注重土地和物质空间的城镇化, 忽略了“人的城镇化”, 而新型城镇化必须从“物的城镇化”走向“人的城镇化”。这是一个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和社会权益等全方位进入现代文明体系的过程。8在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 审视“农转居”社区的各种类型和建构模式可以发现, 由于实际情况的差异, 即便同属于“农转居”社区, 彼此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 很难采用单一的标准去评判。有鉴于此, 或许正如郑杭生等学者所认为的, 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区治理方式, 社区分类治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9由此, 也提示我们对“农转居”社区的比较和分析逻辑有必要从样式转向功能。

       “农转居”过程表面上看是村民户籍身份的转换, 实际上关系到村民是否能够分享到城镇化红利, 是其切身利益的一个再分配过程。就目的而言, 城镇化 (包括“农转居”) 最终是要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由于现实中存在着大量非“整建制”转居的情况, 以及拆迁补偿的优厚条件, “农转居”社区的居民结构往往天然地带有外来人口比例高、村居混合等属性。换句话说, “农转居”社区大多居住着拆迁上楼和就地改造的村民和大量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社会建设和社区治理来加以完成。伴随拆迁转居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过快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也会使得一些居民的精神面貌转换不能同步, 导致拆迁后返贫等新的社会问题。结合本文案例经验来看, 在“农转居”过程中村民参与度越高, 上楼之后的居住方式越是保留了原有自然村的整体性, 则后续社区治理越顺畅有效。在村委会与居委会并行的过渡形态, 由于在管理内容上相似, 不宜以农业或非农业户籍区分服务对象, 往往以一方为主的社区治理方式更为有效。因此, 就政府而言, 理顺“农转居”社区管理中存在的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问题, 强化属地主体责任和社会治理的职能, 处理好“条”和“块”的关系, 是破解当前一些难题的出路。

       在实践中还可以发现, 即便是相同或类似的治理机制和做法, 在不同的社区也会获得差异化的治理效果, 甚至大相径庭。在“农转居”社区领域也是如此。由此, 也造成了基于特定案例的社区研究存在着结论上的冲突和对话上的困惑。为什么类似的治理方式和手段在不同的社区会产生差异化的效果呢?难道仅仅是“橘生淮南则为橘, 橘生淮北则为枳”?笔者注意到, 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学者所依据的经验支撑不尽相同。现实中的社区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 存在着多样性的路径依赖, 前社区形态对后续社区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建设绩效具有某种限定作用。正是由于社区内在条件的差异和约束, 致使无论是“内生性制度选择”还是“嵌入性制度选择”, 均可能在不同社区产生差异化治理效果。就此而论, 与其说某种治理方式绩效卓越, 不如说是这种“嵌入性制度选择”契合了社区治理的内在需求和发展需要。而当我们对于社区的“内嵌性制度选择”需求未加明确时, 社区治理的成功也只能是一种“偶合式成功”的幸运。这也是导致学界讨论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社区治理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那么, “农转居”社区治理何以成功?何以失败呢?在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 社区可以看做是由特定的建筑空间和社会空间交叠、折叠或叠加而形成的复合场域。所谓社区的社会空间, 是指在特定的社区范围内、由各种社区治理主体间发生交往和沟通活动的非物质形态的空间———这也是承载社区治理功能的最重要维度。更确切地说, 这些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及其规则, 决定着社区的样态、属性和特点。基于本文所描述的“农转居”社区类型, 笔者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 政府、社会、市场三类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交往及其规则对于“农转居”社区社会空间的塑造、形构和改造。因为, 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才真正地、决定性地影响着社区社会空间的规模、内涵和品质, 进而极大影响着社区的治理结果和绩效。因此, “农转居”社区治理的成败, 不是取决于采用某种样式的治理制度、方法, 或者依赖于某种形态的硬件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关键在于政府、社会、市场三类主体的力量能否共同营造出一个相互博弈、相互包容, 可以进行充分互动和协同妥协的社区社会空间。如果建构出了这种空间, 那么就可以说“农转居”社区治理是比较成功的, 或是取得了进步。

四、思考与结论

      社区治理的现代化绝非易事。社区是政府和社会的临界点, 也是政府系统很多工作和事务向下转移交办的最后一层, 因此也容易成为各种问题复杂交错、矛盾冲突集中凸显的焦点。相较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 目前国内社区治理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 尤其在城乡结合部更是如此。在这一区域分布着大量的“农转居”社区, 普遍存在村居混杂、私搭乱建、外来人口多、基础设施不良、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而且类型和特点也是多样化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化, “农转居”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其治理水平甚至影响着城乡整体的建设与发展。尽管其所涉及的问题、挑战具体而细微, 但是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却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意义。

      为了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本文根据“政府—社会—市场”三元论模型, 划分了“农转居”社区四种类型, 并结合对应案例进行分析比较, 阐述了不同类型的特点。处于城镇化背景下的“农转居”社区治理, 根本上是要推进“人的城镇化”, 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 使居民全方位进入现代文明体系。因此, “农转居”社区不但要健全多元治理机制, 而且要强化社区动员和对社区全体居民 (包括流动人口) 的社会融合, 形成社区化、现代化的行为方式和习惯, 从而使社区治理步入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力量协同善治的轨道。

      经过案例比较可以发现, 政府、社会、市场三种主体的正向作用和治理功能, 并不总是能有效发挥出来, 甚至在一定阶段还会引发负向效果。而且, “农转居”社区的某些治理问题, 主要源于拆迁过程中对后续社区治理缺乏合理的规划设计和预见, 在前社区阶段埋下了隐患的“种子”。由此, 笔者提出, 在新时代社会治理视角下, 审视“农转居”社区治理成功与失败, 要从关注样式维度转为更加关注社区的功能维度。换言之, 一个社区采用怎样的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做法, 应是因地制宜的, 可以不拘泥于形式, 至关重要的是社区的治理行为是否建构出了政府、社会、市场等不同主体力量良性互动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中, 社区内相互冲突或不同的诉求得以表达、协调, 并且可以采取联合行动进行持续的治理活动。这一功能维度的结论, 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此前学界在社区治理中对方式手段的关注和强调, 也回应了学界在社区案例研究中的一些争论。

      那些取得良好治理效果的社区, 尽管在治理方式、制度设计、路径选择等方面的具体操作上千差万别, 但是在功能层面上所达到的效果是内在统一的:均营造出良好的社区社会空间。因此, 不论社区采用了何种手段、何种制度安排, 只要能发挥有助于社会空间营造的功能和作用, 对社区治理的推进就是有效的。

       就手段而言, 是“现代性”多一点, 还是“传统性”多一点, 已然不是社区治理中最重要的维度。最应该关注的是, 社区治理的总体安排是否与社区的居民状态, 以及社区内存在的各种力量协同联系在一起, 从而为社区善治的实现提供解决之道的“社会空间”。如果这种“社会空间”出现了,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就可以说, 社区治理是比较成功的。

注释

1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提高基层服务和管理能力》, 参见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125/c390916-26090657.html。

2 孟建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载于201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统计公报 (2002-2016年)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

4 参见李炯、邱源惠《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问题探析---以杭州市为例》, 载于《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6期。

5 参见甘信奎《中国当代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条件及路径选择》, 载于《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

6 参见胡宝荣、李强《城乡结合部与就地城镇化:推进模式和治理机制---基于北京高碑店村的分析》, 载于《人文杂志》2014年第10期。

7 参见温铁军、朱守银《政府资本原始积累与土地“农转非”》, 载于《管理世界》1996年第5期。

8 参见李强、薛澜主编《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 (第四卷)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与人的城镇化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治理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9 郑杭生、黄家亮《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0
责任编辑:liqun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的不平衡问题..

评论

帐  号: 密码: (新用户注册)
验 证 码:
表  情:
内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