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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城乡治理向度———以台湾城乡治理为例
2020-07-08 23:03:09 来源:《求索》2014年第1期 作者:赵秀玲 【 】 浏览:0次 评论:0

摘要:中国城镇化已进入深化期,如何避免方向性失误和价值观迷失,就变得重要而迫切。城镇化并不等于去乡村化,城镇化也不能过于相信西方理论与逻辑,城镇化需在重视城镇发展时保持传统的血脉与根本。因此,中国城乡治理应将重点放在人的现代化、都市乡村化和地域文化的保存上。在此,台湾社区建设的某些方面可资我们借鉴。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治理;人的现代化;都市乡村化;地域文化

    城镇化是目前我们的国策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对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我们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这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就目前情况看,对于中国城镇化的研究虽取得不少成绩,但整体而言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以地域性代替整体性、全国性和世界性,有“盲人摸象”之感;二是以功利性取代长远的战略眼光,有“只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之嫌;三是以顺势思维遮蔽逆势思维,有“让自己头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之憾;四是以西方模式消解中国特色,有“食洋不化和崇洋媚外”之弊。这就必然导致了城镇化研究的狭窄、含混甚至迷茫,因为中国毕竟有着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更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伟大智慧,我们的城镇化道路理应在学习他人成功经验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根性与血脉,同时还应进行创新与再造。在这方面,我国台湾的城乡治理有一些宝贵经验,值得大陆汲取,以有益于我们正在进行和将要大规模进行的城镇化设计与建设。

一 、人的成长: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于一个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人类的诸多变化和发展都与科学技术的突破直接相关,也是在此意义上,人类仿佛被插上了翅膀可以上天入地、自由翱翔。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科学技术最终不能忽略更不应背离人本身,不能因盲目崇拜科技而造成对人的忽略甚至压抑。当前,在中国大陆的社区建设中,就存在着这样的状况:过于强调行政管理功能,而忽略自治的成长;过于重视治理程序尤其是引进西方的所谓治理模式,而忽视中国特色与人的主体能动性;过于看重社区治理主体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而轻视其发展性与成长性。

    早在普鲁泰古拉时代,他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但丁也说过:“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之一,就是承认人的价值尤其是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并且将人的价值赋予了更加广大、丰富、辩证和深刻的内涵,这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比如,马克思曾表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全面发展的个人……也就是用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恩格斯也说过:“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可以说,只有人,只有自由的发展的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才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和方向,而其他一切包括科学技术都是为此服务的。当然,社区建设也是如此。

    台湾的社区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甚至也走过一段弯路,这主要表现在:行政管理大于自治功能,形式主义大于实事求是,细枝末节遮蔽实质问题,其核心即忽略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成长。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除了别的方面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人的成长在社区自治中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强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精英阶层的参与、引导和奉献精神。在台湾,有不少文化精英都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像1999年,一对夫妻记者廖嘉展和颜新珠,他们就是主动放弃台北的繁华生活,到农村社区与当地居民一起,建设新的社区家园。还有邱富添、罗树海等人,他们也从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台北到乡村桃米,建起富有生态意味的民宿,既给来此旅游的客人提供住宿,也以自己在此居住和生活为荣。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不少年轻精英来到农村社区发展,像罗树海的独子在台北工作两年后也自愿到桃米,也有不少从桃米走出去的成功的年轻人,又主动回乡创业。最为重要的是,台湾精英阶层的社区治理理念,他们成立基金会,不仅在旅游、经济发展上献计献策,还在提升社区文化、道德、精神方面也不遗余力。如他们在桃米办起社区见习园区,尤其是创建园区的“纸教堂”,还办起社区营造培训班,既对桃米居民又对其他社区营造者开放,这是一个社区精英和普通居民共同成长的过程。二是社区乡民素质的提高。以桃米社区为例,它原是一个只有老人与狗的被遗忘的村落,加之镇垃圾点就在村子附近,可谓“臭名远扬”,其乡民的素质可想而知。然而,经过精英的引导和培训,乡民的成长可谓突飞猛进:通过学习关于青蛙知识,就可以直接服务于青蛙解说与保护;通过学习日语等,可以扩大眼界、提高服务及自信心;通过与城市互动,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认同,在取长补短中达到双赢。如廖嘉展等人请来有关人员为桃米社区每位村民做细致的培训,并通过认证考级,
于是一些村民的水平甚至超过了生态系本科毕业生的水平。村民也戏称自己是“青蛙解说员”。显然,只有当作为社区主体的乡民,真正觉醒、提高和发展了,社区治理才能建立于稳定和坚实的基础上,才能更上一层楼。三是自治主体的自觉自愿和自力更生。台湾社区主体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他们往往不依赖政府,更不坐、等和靠,而是充分发挥自
组织与自治的能力,创造性地开展各项活动。如2009年,桃米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许多明星和官员都参加了,可谓盛况空前。殊不知,这次音乐会几乎与政府无关,只是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台湾点灯协会和台湾音乐人协会三家联办。为此,点灯协会理事长张光斗表示:“桃米社区记录着台湾人成长的历程和整个社会的脉动,台湾民间社会已经走向成熟的自力更生的心态。只要你自己愿意站起来,一定有人支持你。台湾这股力量很厉害,不依赖政府,凭自己的手,自己的脚,就站起来。” 还有我们曾参观的桃园县大安社区也是如此,无论是基金会还是居民自觉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都是很高的。用这种自我意识、自治精神和自觉行动去从事社区治理,那就超出了作为一个被动的“人”的局限,而获得更快、更好和更大的成长机遇与可能。

    应该指出的是,大陆社区并不是不重视人,有些方面尤其在近几年还获得较大的发展,诸如志愿者的大量加入、大学生村官的出现、精英阶层参与社区选举和管理,这都使得大陆社区治理产生了新的气象。然而,无庸讳言的是,大陆社区主体对“人”尤其是对“人的成长”之重视还很不够,具体表现在:像精英投身和献身于社区者少,而走过场、镀金者和体验者多;又如,有计划、有层次、细致严密而又系统和实用性地对社区居(村)民,进行培训和指导者也明显不够;还如,更加自觉地利用民间组织力量,真正展开自治者也并不显著。具体在数量和比例上更是处于较低的状态。以志愿者为例,世界志愿服务活动的平均参与率为 10% ,发达国家为 30%至40% ,而我国城市人口参与率只有 3% ,农村人口就更是低得可怜!就社区志愿者而言,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新西兰、北欧、巴西和我国的香港,所占人口比例分别为 56% 、 31% 、 48% 、34% 、48% 、35% 、 50%和20% ;而我国大陆志愿者仅占人口总数的4.6% ,社区自愿者更是占人口总数的1.5% 。另外,在社区自愿者中,中国大陆多以退休老人为主,中青年偏少。还有,与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精英阶层的积极参与不同,中国大陆社区自愿者文化程度极低,小学或小学以下学历占14.5% ,初中占32% ,高中占27.2% ,大学仅有24.2% ,研究生只有1.3% 。在有关调查中, 51.8%的人表示对社区服务没兴趣,有15.3%的人认为可用捐款代替志愿服务。有比较才有鉴别,只从志愿者这一窗口即可领略中国大陆社区自治的初级阶段性质,也可看出我们的公民素质与人的现代化水平亟待提高。

    费孝通曾说过:“如果把传统农村看做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端,那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整个城市化过程。这个‘未完成’不单单是指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或者是工业化的过程,而且还指人本身的变化过程———从农民到市民的变化过程。即使像上海这样已经形成多年的大都市,随着城市不断发展,也面临着本市外来农民的市民化和进一步同原有市民一起现代化的问题。今天的社区建设可以看做一个城市化过程的继续,既是城市发展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继续。”其实,如何自觉自愿、全身心投入社区自治中,精英阶层和社区居、村民都面临着不断成长的过程,而这是台湾社区治理给我们的一点启示,也是大陆未来社区治理应该加以努力和超越的方面。

    有人曾表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在 2013 年 3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回答记者时也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当然,就像天地万物的生长一样,人的成长也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过,与万物不同的是,人的成长不仅仅包括身体,更离不开思想、情感、心灵和精神。这就使社区治理变得更加任重道远,难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辛苦与汗水。

二 、都市乡村化:城镇化发展的愿景

    近年来,中国大陆城镇化发展的速度极快,可以说,这一趋势以暴风骤雨和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方式改变着以往的农业文明状况,于是都市的兴起与壮大带来了中国的飞速迅猛发展,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成就。然而,快速的城镇化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像城市建设的类同化和类型化,像高楼大厦的林立直接遮挡了阳光,像雾霾天气的频现与加重,像城中村的加速度消失,像农民工和农民进城的孤独寂寞,像城乡二元观念对立的加剧,所有这些严峻的问题都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不得不让人进行新的思索和研究。
    在台湾社区治理中,起始也面临着城乡关系的矛盾与困惑,但后来渐渐确立了城乡互通、环保生态的发展理念,从而走出了单一的发展模式。概言之,都市乡村化是其最明确的价值趋向和观念更新。具体来说,这一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坚持城镇化发展趋势,从而实现由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的转化和过渡。二是打破城乡绝缘对立的思维定式,而是取彼此参照、互通有无和相得益彰的方式,在乡村中注入都市的价值观,而在城市中又加进乡村的因素,这样就突破了孤立、盲目和狭隘地理解城乡关系的做法。三是在城乡互补中实现现代化的转化与再造,即不停留在传统的城、乡内涵的理解上,而是以当下的实况、现代的理念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城乡治理与发展,由此,许多传统的因素就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也会被注入现代性的因子;而当下的许多现代观念又会被赋予中国化的新质,其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在金门县的路牌上,醒目地写着“都市乡村化”的字样,这说明台湾城乡治理的理念和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较有代表性的是桃园县八德市大安社区,它既有美超微科学园区这样的现代设计,更有百年茶园、苗圃菜园、大竹埤塘公园、瑞联公园、樱花林道和八德生态埤塘公园环绕,从而形成具有乡村风光旖旎、极益于人居、美不胜收的社区状貌,这与一般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的“去乡村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有,在桃米和美浓社区,旗美社区大学的建立使乡村社区具有了都市文化的内蕴,而生态的营造又使其保存了乡村风光,这就从两个方面实现了从传统农村向综合有机农业、生态环保与休闲体验的转换  。所以,都市乡村化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的因素加进都市,而是让都市发展不失乡村的美质,让城乡二元对立趋向沟通、互补、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城乡关系也要渐渐有所改变,即在农村向都市转型的大势下,消泯二者的绝对对立观念,以一种科学与人文相互辩证的思维来设计和
调整,从而在都市发展中创造性地吸取乡村的优秀品质(反之亦然),这就是都市乡村化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其本质属性。这对于纠偏我们正在进行的“去乡村化”都市发展,将会大有益处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给台湾都市乡村化建设以高度评价,并不等于说要完全否定大陆城镇化过程所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在我们的城镇化发展中,也含有保持乡村本色的做法与努力,只是这一做法没有形成趋势和共识罢了。比如,杭州市确立了“最美杭州”的环保发展理念;成都有“五朵金花”美誉的城中村,即注重乡村风光的建设,以至于形成“春有鲜花—花乡农居;夏有荷花—荷塘月色;秋有菊花—东篱菊园;冬有梅花—幸福梅林;四季皆宜有菜花—江家菜地”的特色。以云南开远为例,它将“城市有乡村的风格,乡村有城市的品位,乡村比城市更美好”作为发展目标,于是出现光彩照人的城乡面貌。在文化建设方面,作为全省文化先进县,市文化馆成功晋级为国家一级馆,“文化惠民工程”全面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全面启动,中国第一个网络剧制作基地在开远落户,“美丽开远”微博粉丝数位居全省第六,首套《乡村文化丛书》出版发行,孝亲村、知青村、稻作文化村、苗族文化村等特色村寨相继出现,老燕子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显然,这种城乡发展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代表性。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还说过这样的话:“100多年前城市规划学的奠基人曾讲过一句话:‘城市和农村必须像夫妇那样结合,才能出新的本领。’而现在许多地方把农村搞成城市那样的做法,好像城市和农村搞同性恋,那是不行的。城乡统筹发展应走城乡差别化协调发展道路。”温家宝总理也曾说过,在新农村建设中,不能不考虑农民的特点和需要,一味地赶农民上楼。当然,早在20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林语堂就谈到老北京将“乡土”融入“都市”这一点,他说:“我们在前边已经提过北京的胡同和小巷。它们避开了宽敞的大路,但距离主要街道又不算太远,为北京增添了不少的魅力。北京城宽展开阔,给人一种居住乡间的错觉,特别是在那秀木繁荫的庭院,在那鸟雀啾啾的清晨,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和繁忙的大道不同,胡同纵横交错,彼此相通,有时也会出其不意地把我们引到某座幽深静谧的古刹。” “北京有的是静寂。它是一个住宅的城市,在那里每一个人家都有一个院落,每一个院落中都有一缸金鱼和一棵石榴树,在那里菜蔬都是新鲜的,而且梨子是真正的梨子,柿子也是真正的柿子。北京是一个理想的城市,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有呼吸的空间,在那里乡村的静寂跟城市的合适配合着,在那里,街道衢巷以及运河是那样地分布,使一个人能够有空地一块做果园或花圃,而且早晨起来摘菜时可以见到西山的景色———可是距离不远却是一家大的百货商店。”其实,在描绘兰州、杭州等都市时,林语堂也像赞美老北京一样,以“田园式的都市”作为评价标准,从中可见其都市理想。

    今天,我们应对台湾“都市乡村化”的价值诉求给予肯定,又要结合大陆以往和现在所具有的“田园式都市”传统与理想,重新思考和设计我们的城镇化发展,从而避免走入简单和片面的一元化选择,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也是中国人实现小康社会幸福愿景的必经之路。

    具体而言,一是在观念层面形成城乡双向发展与互动的共识。一方面,在整体上使广大农村向城镇化转变,改变现有的城乡比例与结构的失衡状态,形成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另一方面,不能因城镇化产生去乡村化倾向,相反,应将农村看成中国城镇和社会发展的基石,从而将之建成别具魅力的所在,因为没有美丽和魅力乡村作为前提,所有的城镇化发展都是靠不住的,都会成为空中楼阁和沙滩聚塔。二是学术研究的推进和深入。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没有既定的理论和模式可供使用,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于是,全国上下进入了一个大胆的实践的探索期。从某一特定时刻与机遇来说,我们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但是,有时又不能本本主义和固步自封,否则会造成无法弥补甚至不可挽回的损失。以30多年中国的城乡建设为例,一面是全国城市的快速成长,一面则是全国城市建设的模式化和千篇一律。试想,如在改革开放之初,能早十年哪怕是五年或三年,即有关于中国城市建设的研究和设计,在强调中国特色的情况下,各城市独具特色与魅力,今天的中国城市风貌就会大为不同。因此,面对今天中国都市的无个性、乏地方特色、少文化和美感的状态,究其因当然很多,但缺乏前期的研究和理性设计显然是难辞其咎的。或许在有的实践者看来,学术研究一向都可有可无,然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极容易出现失误,甚至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今天,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也处于这样的关口:必须确立其理论先行和指导作用,以避免曲折和误区。三是在国家推动下开展实践活动。理论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实践的参与和印证,再好的理论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僵化教条。在中国,城镇化建设应是在理论指导下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显示中国元素与智慧的道路。这包括由国家推动和监管的建章立制、实施、培训、考核、奖惩等。四是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城乡发展的元动力。像成都曹家巷的自治改革委员会就是成功的例子,它是靠居民自己的力量,在政府与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解决了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旧危房拆迁问题,被评为全国最佳社会管理和创新案例与示范基地。

    都市乡村化代表的是一种理念与价值观,也包含了人生观、审美趣味,更是城乡治理与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理想方向。反过来也是如此,乡村也应该都市化,即让村民具有都市人的素质、能力和趣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这可称为乡村都市化。还有,都市乡村化与乡村都市化一定不要将城乡都“化”掉,而是在保持自己特色与魅力的情况下,大胆学习和吸收对方的长处,在融通中整合与再造。这是城乡治理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三 、文化内涵: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引擎

    中国现代化发展至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经济至上到文化软实力的转换至为重要。所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文化发展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文化软实力”也被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提出来,胡锦涛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在十八大报告中,文化的含量有所加重,如胡锦涛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于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与强调。

    不过,具体到城乡治理上,这一文化建设的实现却并不理想,在有的地方和地区却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这既表现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又表现在观念形态上。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各地的城乡改造,包括像北京这样的文化之都的非文化改造,就一目了然了。以北京为例,虽然在城市化过程中,确实有的地方需要推翻重造,以符合新北京的整体设计格局,但对于古建筑、旧街道、小胡同、名人故居等的随意拆除却是令人痛心,也是让人怵目惊心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对于传统文化必欲铲除而后快的倾向还可以理解的话;而后来,像冯骥才等文化名人的强烈呼吁,有的甚至是声嘶力竭和痛心疾首的,但也仍然阻挡不了北京传统文化的秋风扫落叶。这充分说明:在城乡治理中,文化维度的缺失与人们对于文化的无知已达到何等程度。冯骥才曾写过《文化收藏》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大量的文化藏品一直被排斥在收藏之外。”“收藏观是一种价值观,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财富价值观,提倡文化价值观,使古物收藏在保存文化和体现文化方面发挥作用。”“古物的价值,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尤其文化价值,更要凭着收藏者的眼光与品味,还要具备远比鉴赏古玩字画还生僻和广阔的学识。在别人眼里是一件废物,在你眼中却是历史遗落的一个弥足珍贵的细节,看起来,这真有点像考古发现。”在《文化眼光》一文中,冯骥才又说:“文化眼光不是一般目光,它必需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需站在未来才能看到。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未来,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那么,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修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 如果以这样的坐标进行参照和观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建设中的损失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缺乏“文化眼光”和“历史远见”。

    在传统文化的保存方面,台湾的城乡治理就具有文化眼光和历史远见。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大的方面来说,像台湾故宫这样的珍藏令人惊奇,它不仅将中国传统的国宝都收藏起来,而且格外重视,爱护备至,如我们故宫失窃之类的怪事在台湾故宫是难以发生的。就是台湾故宫的管理包括所做的宣传也都是井然有序的,还有参观者的素质与修为,他们往往不似我们到北京故宫的游客那样众声喧哗和杂乱无章。二是从中观角度来看,台湾方面对文化和文物也十分重视,像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燕地书院暨太文严寺、王世杰古厝与古墓等都是如此,它们不仅内容丰富、个性鲜明,而且得到高度重视和相当好的保护。以金门这样的县城为例,它虽然只是个弹丸之地,但传统文化相当兴旺发达,因历朝重视文教,金门县曾出过40多位进士。这里的地方民居也修葺一新,供游人参观,金水国民小学、金门民俗文化村、华侨洋楼、宗庙祠堂等,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根性和血脉。还有,金门人有敬天的民俗传统活动,像琼林祭祖、普渡灯、中秋博饼、迎城隍、金门风狮爷与后湖海醮等特色民俗,一直被保存至今,并焕发着新的时代光芒。三是从小处着眼,台湾也往往不惜成本,对民间文化等保护有加。如明确提出“文化社区”的概念,在桃园县八德市的瑞联社区留有佛祖田埤、客地埤,在大安社区中还设有历史文化馆,在此,像斗笠、陶罐、农具等社区生活用品保存完好。在社区历史文化馆中,有这样的标示:“文化是国家的根本,文化亦是社区的根源。”这种文化眼光与历史远见值得大陆社区学习和借鉴。某种程度上说,一个社区、村庄的历史实物和文化记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十分珍贵的,当身处农耕文明,这些日常物件俯拾皆是;然而,当历史翻过这一页,进入都市文明,这些老物件就是文化与文明的载体与标本,甚至是一种文化基因,值得加以重视和保护。如费孝通在上海社区建设中提议:“要让大家接受管,愿意管,主要还靠文化认同,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种感觉,共同管起来。……可以把这个文化的基础再拓宽一点,内涵挖深一点,与居民的生活联系搞得更全面一点,作为生活方式的特点更鲜明一点,这样形成的社区认同,作用可以更大一点。” 可惜的是,中国大陆乡村、社区的民间文化流失严重,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珍惜。问题的关键是,缺乏文化根基的社区、城乡治理是不可靠的,这无疑于沙上建塔、水中捞月,其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更难获得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海峡两岸还是有许多文化共通性的,像杭州市提出了“美丽杭州”、“幸福杭州”的和谐发展理念,这与台湾桃园县八德市大安社区发展工作评鉴现场的标语“阳光城市、乐活八德———共同缔造和谐优质生活的新八德”异曲同工。由此可见,海峡两岸同宗共祖,有着共同的、内在的文化血脉,这是双方交流互动和共建双赢的发展基础。以上主要是针对台湾城乡治理的优长展开的思考,其目的是反思和纠偏中国大陆城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从观念形态、运行程序和文化培育上,台湾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但大陆也有其独特优势,比如仅用了30多年时间,大陆的城乡格局就发生了巨变,这种速度和规模是台湾无法比拟也是难以想象的;又如,大陆城乡社区各具特色,其个性更为丰富多彩,地域性的文化特点也就更加分明。因此,未来两岸的城乡治理还有不少交流合作的空间,这就需要双方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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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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