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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认同:社区治理的台湾经验———以一个台北社区为例
2020-07-06 19:10:02 来源:《台湾研究集刊》2018年第3期 作者:李翠玲 【 】 浏览:0次 评论:0

摘 要:家园认同是台湾社区治理的主线索,它不仅形塑了以“生活”和“人文”为导向的社区营造政策,也深刻影响着社区治理实践。一方面,“家文化”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为台湾社区治理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和价值目标;另一方面,提升生活品质也回应了民众对现实利益的需求。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对“家园”生活功能的强调,以及对“温馨有情”的理想家园追求,始终是台湾基层社区工作者动员社区居民的基本策略。与此同时,立足“家园”的社区治理政策,也为以地域社会为基础的关系、人情、历史、文化等进入公共政治领域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家园认同;社区治理;生活;人文

一、引 言

    台湾地区近年来的社区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笔者在文献整理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台湾的社区治理立足于一套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和现实生活基础的价值理念,即建立“温馨有情”的“美好家园”。正是这种对“家园”的期待和想象,激发出人们投身社区治理的热情和动力。与此同时,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也紧紧围绕“家园”而设计,不论“社区”范围的界定,社区营造框架的建构,还是社区营造的人力动员,都立足于“家园”以及与之相关的日常生活。“家园”之所以在社区治理中被赋予核心地位,一方面是因为社区的空间结构、职能与人们对“家园”的认知理解高度重合,另一方面也与“家园”所象征的权益、情感、社群、审美、地域文化等价值分不开。在很大程度上,浪漫的“家园”想象是普通民众心目中“好生活”和“好社会”的代名词,值得所有人为之奋斗追求。

    以往学界在讨论台湾社区治理时,关注的焦点大多在于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而很少从价值理念角度追问思考“为了什么”。事实上,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对于无“抗议性议题”的社区治理而言,只有认同才能动员社区居民参与行动。社区治理的起点虽然是社会问题和需要,但并非与价值无涉。相反,它常以某种价值理念为基础和奋斗目标,与人们对理想社会生活的期望息息相关。从社会动员的角度看,当前相关理论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就是从意义建构、价值和认同等层面解释宏观结构与微观动机之间的联系,以至于社会运动研究出现了某种“文化转向”,即将社会运动的分析,从理性抉择和政治经济学,转向着重历史过程的文化政治论述。诸多研究表明,情感、文化因素在社会运动参与中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理性,“共意”的形成和动员是社会运动必不可少的环节,为社会运动组织赢得态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与传统意义上弱者对抗强权,且有明确抗议目标的社会运动不同,社区治理只能称为“社会行动”,但这类以“认同”为取向的行动同样需要经过社会动员。要获得居民认同,就必须把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或情感联系起来。 因而,不同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制度分析,本文将尝试从价值、情感角度着手,分析家园认同与想象在台湾社区治理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首先从“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入手,阐释与“家园”话语相关的价值,然后从空间、功能和组织结构角度讨论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家园”定位。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台北忠顺里的田野调查为例,考察基层社区治理的具体措施,讨论“家园”认同和想象如何影响该社区的治理实践。

二、作为文化概念的“家园”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家的内在结构和外延的象征秩序建构个人、群体和社会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和国家不过是家庭组织的扩大,家-国-天下一脉相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由此得以成立。与之相应,儒家文化强调父系血缘、宗法,形成了一套深入人心的“家本位”价值伦理观念,个人只有在与祖先和子孙相互联结的谱系中才能进行自我定位,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求生命意义。因此,家在中国社会中享有至关重要的特殊地位———在理念上是一至高无上的儒学概念,在生活中是人们的生存单位,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是一种文化适应手段,社会关系具有一种“家庭化”的趋势。

    除了作为社会组织机制以外,“家”在客观物理层面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房屋,在中国社会语境中,“身家”意味着财产,这也使得“家”与房屋和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在现代都市社会,除了居住,很多人还将房子作为一项重要的投资,期待通过地产升值而获利。作为业主,社区居民最关心的是以房产为中心的财产权和相关个人权利。
    与“家”相比,“家园”涵盖的内容更广泛,它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指的是从个体家庭延伸出去的可感知的生产、生活区域。地理环境,包括地域范围内的天、地、人、神,以及特殊的物产、习俗、传统、仪式、技艺等,都是构成“家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家园总是和某种稳定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与某些熟悉的人、熟悉的事联系在一起,与某些记忆、历史和情感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家庭”是私人领域,“家园”则是公共的,这个区域不属于任何个体,而是人们共同活动的公共场所,没有邻里的家园是不可想象的。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使“家园”成为安全、温暖,令人眷恋和向往的所在。就精神和文化层面而言,“家园”可被视为审美经验的主要来源:视觉、触觉、嗅觉、听觉、味觉,以及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微感受,都有可能参与审美建构。此外,美好的自然物象、良好的人际关系、完善的制度环境、精湛的手工技艺,都会让人们感受到自然美、人情美和文饰美。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时,生存本身便成为一种审美体验,人们能够经常在各种日常活动中感受到美和愉悦。

    总之,“家园”既是有形的房屋、田园、山水,为人们提供资源和庇护,也承载着记忆、认同、道德和情感,满足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它既是私密的,又是公共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群体的。由于“家园”兼具组织与伦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等多重涵义,因而,“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家更被视为意义中心及关照场域”。斯诺和本福特指出,集体行动框架所提出的观念和意义,对于动员对象的意识形态来说越重要,就越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动员能力也就越强大。在中国社会中,几乎没有能够与“家园”相匹敌的文化概念。这就为以“家园”为立足点的台湾社区治理框架在意识形态层面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合法性。

三、立足“家园”的社区治理政策

    “家园”也是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政策设计着意凸显的关键词,罗中峰指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宣示在策略上以生活社区(乡村、部落族群及地方小镇)为单位,进行基层社会重建,将“社区”建造成为干净美丽而有文化内涵的“家园”,它从改造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试图为社区居民创造美好的生活世界。 台湾社区治理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将出发点和落脚点归于“家园”,例如对社区地域面积的划分、对社区功能角色的定位、对地方社会组织结构的倚重,等等。

    台湾社区治理在实际操作层面,常将村、里辖区范围等同于社区,“一村里一社区”已经成为台湾开展社区营造的常规做法。由于“社区”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外来概念,大多数普通民众倾向于从“村”“庄”“社”“寮”“厝”“埔”等与之相近的本土生活单位理解其含义。而这些生活单位,恰恰与人们对“家园”的认知理解高度重合,即有限的、微观的、能够为个体所具体经验到的生活世界。台湾城镇邻里的平均面积不超过 1. 5 平方公里,人口不超过 1 万人,这样的区域和人口规模使得台湾都市“社区”在地理范围上,以个人“可望可即”、可直接感知的空间为界:眼睛能看到、耳朵能听到、步行能达到。有限的空间范围和高密度的居住格局为社区居民面对面的交往互动提供了可能,也为“地方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社区功能角色定位方面,“生活”和“人文”成为台湾社区治理的两个基本面向。尽管台湾开展社区营造的初衷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图,但这种泛政治化的诉求并不能反映民众的愿望和期待。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获得基层社区居民的支持响应,台湾社区营造紧紧抓住社区的居住和生活功能,将其界定为“现代人追求居住环境品质,提升生活品味的基础单位”。在大多数人看来,良好的生活品质包括温暖的人情,健全的基础设施,安全、优美的环境,完善的社会福利,富裕的生活,等等,因而,台湾的社区营造致力于从“人、文、地、产、景”五个方面,通过社区巡守、社区照顾、空间改造、环境保护、发掘地方文史、振兴地方经济等举措,营建“守望互助、充满艺术气质、自然共生、均富共荣、民主自治”的“生活桃花源”。除了注重“生活”,强调“人文”也是台湾社区治理的一大特色。这项社会运动以文化艺术为切入点,试图借助文化建设发掘各地方文化特色,丰富生活内涵,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精神面貌,促进社区成员之间更健康的互动关系,进而建立全民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政策思路的引导下,台湾社区一方面积极发掘地方历史文化,地方文史社团大量涌现,并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区美学”,鼓励社区居民从对“美”的追求出发改造日常生活经验,参与社区治理。

    在组织架构方面,台湾社区治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集“家”而成邻,合“邻”而为里,邻、里分别设邻长和里长。为了充分动员地方社会参与社区治理,发挥社区居民积极性和主体性,台湾社区治理改变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施政观念,赋予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更多话语权,使之从单纯的政策执行者向政策参与制定者转变,倡导在“上下协力”“官民对话”的基础上,因地、因人、因事制宜制定社区政策。当前,台湾已经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社区提案”制度,由社区组织自行根据社区具体情况提出治理方案,政府视提案的创造性与可行性决定是否予以支持以及支持力度与规模。与此同时,由于基层政治十分依赖初级团体高密度的人际互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情、关系网络,因而台湾社区治理重视地方社会中既有权力格局和非正式制度,并尝试用新理念将其带入公民政治的脉络之中。这种做法,既有利于社区治理政策与地方社会结构相结合,达到“赋权”的效果,也能够创造某种集体意识,强化在地社群的联结,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同与支持。

    立足“家园”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虽然能够为台湾社区治理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但制度环境与目标达成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台湾已经建构起相当完善的社会文化体制和社区营造政策框架体系,然而各地社区营造的成效却千差万别。因而,要深入理解台湾的社区治理,就必须结合具体案例,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考察“家园”话语背后的现实与理想。下面本文以台北忠顺里为例,深入讨论“家园”想象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应用。


四、忠顺里的社区治理实践

    忠顺里位于台北南郊,2002 年 9 月 1 日台北市行政区域调整后划出成立,因辖区内的一座庙宇而得名。社区面积不大,仅0. 2126 平方公里,下辖17 邻,来自忠顺社区网的信息显示,2015 年人口数 3,885 人,1,509 户。忠顺是一个典型的郊区居住型社区,紧邻文山山区,景美溪从其东南流经,生态良好,环境幽静。社区中央多为近年兴建的高级公寓大楼,周边分布着一些老式住宅楼及少量平房、菜地,鲜有大型商企和其他社会机构,只有一些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店、诊所和小吃店。忠顺里教育资源丰富,除了位于社区内的台湾戏曲专科学校以外,周围还分布着好几所中小学校,并毗邻政治大学及世新大学,里内居民多为这些教育机构的员工及其家属。

    忠顺里既不具备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或者独特的自然、经济、社会资源,也没有发生过任何邻里抗争或都市社会运动,仅是新开发的一处都市住宅区。忠顺的大部分居民是因为购房置业从各地陆续迁入的“外来人”,许多人都居住在封闭式管理的公寓大楼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交往频率很低,关系淡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社区,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逐渐培养出相当浓厚的社区意识,在社区营造方面取得出色成就,成为台北知名的“社造”模范。忠顺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有赖于以下几点:

    (一)以提升居住品质为切入点,凝聚社区认同

    日常都市生活中的都市问题与危机是社区动员的必要元素。作为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地缘单位,社区环境与生活品质是社区居民最为关切的内容,着眼于环境改造和生活品质提升,也是忠顺社区营造过程中凝聚社区共识的主要策略之一。该里里长及忠顺社区发展协会的成员公认,“超乎想巷”的改造是忠顺社区营造获得社区居民关注和认同的起点。这条偏僻的巷子原本是一处卫生死角,堆满杂物,污水横流,加之没有安装路灯,也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当台北市政府下水管线埋设工程开展时,社区营造团队抓住机会,对这里进行绿化、美化、亮化改造。主要包括:请社区居民和附近大专院校学生彩绘巷道墙面,用彩色磁砖铺设地面,在巷道加装庭园景观灯,并在周边种植花草,将其改造为美观安全的学童步道。改造完成后,社区发展协会在端午节举办了“端节粽飘香,彩绘迎新巷”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及各界人士近 300 人前来参与新巷揭幕仪式,现场为新生的巷道征名,最终“超乎想巷”胜出,并就地拍板定案。
    “超乎想巷”的改造,既美化了社区环境,感动了社区居民,也带动了社区居民对公共环境的关心,让他们意识到通过自身努力参与改善环境的可能。从“超乎想巷”落成的那一天起,这条巷子一直在周边居民的维护管理下保持着干净宜人的状态,彩绘鲜艳明丽,盆栽绿意盎然。渐渐地,有人开始打听下一次彩绘的地点,附近的学校也将这里作为环境美化的教案。社区居民感受到环境改善的好处,由衷感谢社区营造工作者的付出,越来越多民众表现出参与社区环境清洁工作的兴趣和意愿。借助这股热情,忠顺里陆续开展了“忠顺壁画”“忠顺女儿墙”“忠顺好艺巷”等项目,建成了“点子花园”“忠顺庭园”,有效地推动了社区意识的形成。社区生活空间改造是台湾社区营造的主体面向之一,因为这一工作可以让居民直接参与到空间形态的想象、设计与建造中,更深刻地感受亲手营造环境的能力,培养动手做的习惯,体验共同工作的乐趣,发展出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历程是学习的、反省的,动态的;它涉及社会关系的动员,也涵盖想象力的动员;它涉及个体经验的改造,同时也涉及集体经验的辩证。”

    除了环境,治安也是影响社区居住品质的重要因素。在所有的社区营造活动中,社区巡守最受政府重视,得到社区居民的响应也最为广泛。忠顺里 2002 年成立后,新里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邀请社区热心里民成立社区巡守队。巡守队员两人一组,每天早、晚两次以徒步方式深入社区每个角落,查看社区安全状况。这套为社区量身定做的巡守方案收效极佳,忠顺里的盗窃率不断下降,连续多年在台北市的社区守望相助队评鉴中荣获“特优”,成为“零犯罪”社区模范。社区在治安方面取得的成绩获得居民普遍支持认可,加入巡守队的居民也越来越多。许多上班族也乐于为社区治安出力,利用下班和休息时间参与社区巡守。目前,社区巡守的内容已经从预防、打击犯罪扩展到了防灾、防止家庭暴力和环保等方面。

    有意思的是,社区巡守在为社区居民创造祥和安全的生活环境的同时,竟然带动了社区房价的上涨。作为拥有房产的业主,社区居民是一个被房产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房产价格上涨能够促进所有社区业主的利益,也让他们切实体会到与社区之间的关联,从而加强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除了经济利益,社区巡守还从情感上加强了居民与社区的联系,建立起社区的共同命运感。“巡守队的功能因此在确认疆界,并透过每日的回报系统建立共同命运感。同时里办公室也配合不定时在布告栏与各公寓门口张贴里政通讯,有效地传递并建立同时、共存以及连带的感觉。”正是这种具有公共关怀与共同意识的邻里情谊,充当了推动社区联防体系顺利运转的“润滑剂”。

    (二)通过日常互动培育和谐友善的社区氛围

    亲密关系的建立有助于社区成员之间产生同理心,增加公共沟通的可能性,使得公共领域的诞生成为可能,也是进一步形成友谊团体、产生互惠行为的基础。在李丁讃看来,个人必须被视为独特而绝对的个体来亲密、细致地对待,他才有能力把别人也看成独特而绝对的个人,进而凝视、倾听对方,这时,私人才真正结合而成公众。对许多政府和公共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所谓的沟通能力不足,并非缺乏沟通技巧,而是“缺乏一种以情感来具体面对一个人的能力,一种把对方当成一个特殊存在的个人之能力”。那这种亲密性如何形成呢? 大多数情况下,它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凝视、倾听、肢体动作等不易令人察觉的细微之处悄然诞生,其中的关键之处,则在于互动双方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相互尊重。以里长竞选为例,除了挨家挨户拜访,发放竞选资料,向居民介绍自己的服务理念,还要站路口和站公园:

    在社区的重要路口,身披条幅去站,跟路过的社区居民打招呼致意,让大家都认识你,知道你要参选。每个重要的路口都要轮流去,还要趁上下班人多的时候去。社区居民经常活动的公园也要去站。总之,哪里人多站哪里,一连很多天,天天都要去。整个里长选下来,人都要瘦四五斤。但是这种方法很管用,因为大家会觉得你有诚意,是真的想选上。(访谈记录,2015年 5 月 28 日)

    要让里民感受到诚意,光靠短期的“爬楼梯”和“站路口”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候选人当选之后做什么,如何做。跟曾宁旖里长接触过的人都对她的亲切热情留下深刻印象。任何时候,只要遇到认识的社区居民,她都会主动打招呼问候致意。社区居民有任何问题来找里长,她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待,认真而耐心地倾听来访者讲述,然后再一起协商寻求解决办法。

    我们不是公部门的人,做事的思维就不一样。公职人员跟老百姓打交道,都是拿政策和规章制度说事,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存在中间地带,也不容商量讨论。我们是老百姓选出来的,要是也这样跟老百姓讲话,不被骂死才怪。所以我们跟社区居民打交道,更多的是平等地交流讨论,有商有量,重点不是规章制度,而是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和困难。做服务就是一种对话、沟通的过程。(访谈记录,2015 年 7 月 22 日)


    (三)以“家园”情感动员女性参与社区服务

    近年来,台湾女性在基层社区参与中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与影响力,从各类妇女成长团体、读书会、爱心妈妈,到社区抗争、参选村里长、组成社区发展协会等,开启了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多元图景。妇女之所以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主力军,与女性的家庭角色密切相关。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中,女性被赋予照顾家庭的职能,妇女的角色被预设为以家庭意识为中心,这也使得“照顾”和“母性”成为理解女性社区参与的关键。对于政府和社会团体来说,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基础上倡导女性从事与母职和家庭照顾相关的工作,既为女性由家庭私人领域进入社区层面的公共领域提供了性别上的正当性,又能创造出以日常生活事务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公共议题。在很大程度上,社区就是家庭的延伸,社区志愿服务就是母职的扩大。因此,与“家庭利益”密切相关的“家园情感”始终是女性参与公共社区事务的重要动机,许多妇女服务社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保护和促进家庭利益。

    家园情感和女性角色也是忠顺社区女性参与社区事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忠顺社区的志工主要由年龄 40-50 岁的中产阶级主妇组成,她们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没有太多经济压力,时间充裕,有能力从事志愿服务,并将其视为履行社会责任、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之一。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赖秀丽坦承,关心孩子是她投身社区服务的直接动机:“做妈妈的总希望自己的孩子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安全的。我虽然没有能力管到别的社区,但至少可以先从自己住的社区开始努力经营,有一天,别的社区也会跟我们一样,安全、干净、友善,那不是很好吗?”

    用“对待家人的心与社区居民沟通,彼此体谅帮助”是忠顺里长曾宁旖向社区志工传达的最重要理念之一。在曾里长的带领下,忠顺的志工妈妈们本着关心家人的心情关心社区,她们积极巡视社区治安、美化社区环境、照顾社区老人、组织筹办各种社区活动。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社区是长期甚至终生生活之地,只有社区居民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为大家所共享的美好、健康、安全的居住空间。

    (四)以私人“关系”为基础,构建社区服务网络

    “社区妈妈”参与社区事务,很大程度上受私人关系网络影响,这种由“私”至“公”的模式,是东亚社会民主发展的一大特点。Marsh 认为,台湾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化,很可能是以日常生活接触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作为市民参与和信任的基础。利用现有的“人脉”“关系”,从信任度较高的熟人开始动员,逐步构建社区服务组织网络,是台湾社区营造过程中社会资本生产的基本逻辑。

    忠顺里长曾宁旖女士坦言,在从事社区工作之初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人力的缺乏。按照台湾的规章制度,基层村里只配备两名工作人员———一名里长,一名里干事。里干事属于公职人员,半天在区公所上班,半天在里办公室上班。这样的人力资源配置,别说开展社区建设或服务,就连“居民在里民办公室找得到人”都无法保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她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动用自己的“人脉”,一方面联系旧识,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关系”。曾女士之前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相当长一段时期都在学校从事“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并由此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社区妈妈。当她想要参选里长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朋友。基于对她的为人以及能力的信任,大部分朋友不仅积极帮助她竞选里长,还与她一起从事社区服务,成为支撑社区服务网络的中坚力量。曾里长当选之前与里民的交往并不多,但通过在竞选中挨家挨户“拜票”,使她对社区居民的熟悉程度大大增加,
认识了一批乐于服务或拥有特殊才能的热心人。当选里长后,她便邀集了 30 位社区居民担任发起人,组织成立了忠顺社区发展协会,构建起社区服务的组织基础。

    一个人的“关系”资源有限,但众人的“关系”累积、叠加起来,就能形成相当庞大可观的关系网络。在社区发展协会发起成立的过程中,不仅里长,各个发起人也不断邀集自己在社区的熟人,或社区内的热心人士加入社区服务行列。目前,忠顺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约 300 人,在一个 4,000人的社区里,相当于每 12 人中就有 1 位志工。广泛利用社区居民力量实行社区自治,是忠顺社区营造最大的亮点之一。

五、结论与讨论

    台湾社区治理业绩斐然,以“家园”为基础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政策功不可没,这种以建设理想的生活和精神家园的政策设计思路,使“人文”和“生活”首次被提升至与经济、产业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当局发展行动的主轴。在实践层面,台湾社区治理也紧紧围绕“家园”展开:一方面,通过改善社区环境和治安,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通过参与社区建设和服务,促进社区人际互动,凝聚社区意识,加强社区生活的“人情味”。台湾大部分社区工作者以高度家园责任感投身社区服务,“用对待家人的心”对待每一位社区居民,让社区居民在语言、目光、肢体动作等细微之处亲身感受到真诚、平等和尊重,以此建构公共沟通的基础。对“家园”的认同和关怀也吸引了众多女性以“母职”身份角色参与社区工作,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社区的“家园”意味。与此同时,立足“家园”的社区治理策略重视地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色,为关系、传统、民俗等非正式制度进入公共治理领域提供了可能。

    不论是对生活和文化的强调,对个人的尊重,还是对地方社会文化的重视,都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政治”特征。与以往注重宏观体制的“解放政治”相反,当代政治的重心逐渐向微观“生活世界”转移,“生活政治”的意图不在于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它关心的是如何保卫并重建生活方式,强调通过个体的反思和行动,修复已经松弛甚至断裂的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关系,实现幸福和自我。因此,强调社区的“家园”维度,实现社区治理的生活和文化转向,将社区治理引向文化习惯和社会关系层面,牢固地建立民众和社区的物质和精神纽带,也许就是社区治理“台湾经验”的价值所在。


注释:

[1] 杨弘任:《社区如何动起来》,台北:群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14 页。
[2] 吴介民:《解除克劳塞维兹的魔咒:分析当前社会改革运动的困境》,《台湾社会学》(台北)2002 年第 4 期,第159-198 页。
[3] 克兰德尔曼斯:《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艾尔东·莫里斯等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4]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211 页。
[5]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222 页。
[6] 李晓非、朱晓阳:《作为社会学/人类学概念的“家园”》,《兰州学刊》2015 年第 1 期,第 125-130 页。
[7] 陈伯海:《“人诗意地栖居”:论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江海学刊》2010 年第 5 期,第 11-20 页。
[8] Tim Cresswell : 《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第 42 页。
[9] 斯诺、本福特:《主框架和抗议周期》,艾尔东·莫里斯等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罗中峰:《共同体的追寻》,《第一届两岸文化与族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大学,2004 年。
[11] 林瑞穗、林万亿等:《社区发展与村里组织功能问题之探讨》,台北:“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1996年,第 2 页。
[12] 方琼瑶:《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1965—2005)》,台湾大学 2006 年硕士论文。
[13] 申学庸、陈其南:《文化建设与国家发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工作会”,2000 年,第 5 页。
[14] 汤京平、陈冠吾:《民主化、派系政治与公民社会》,《台湾民主季刊》(台北)2013 年第 2 期,第 105-137 页。
[15] 夏铸九:《市民参与和地方自主性》,《城市与设计学报》1999 年第 9 期,第 175-185 页。
[16] 高显莹:《哇! 忠顺真美》,台北:台北市文山区忠顺社区发展协会,2013 年,第 155 页。
[17] 曾旭正:《社区空间营造中“美感历程”的经营》,《社区美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南华大学,1999 年。
[18] 庄雅仲:《巡守社区》,《台湾人类学刊》(台北)2005 年 3 卷 2 期,第 79-114 页。
[19] 荣邵武:《文化亲密性与社区营造》,《台湾社会学刊》(台北)2013 年第 53 期,第 55-102 页。
[20] 李丁$:《公共领域中的亲密关系》,李丁$:《公共领域在台湾》,台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2004 年。
[21] 庄雅仲:《妈妈民主》,见庄雅仲:《民主台湾》,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年。
[22] 蔡华芳:《横山地区客家女性社区参与历程之研究》,台湾交通大学 2009 年硕士论文。
[23] Marsh,Robert M. 2003.“Social Capital,Guanxi,and the Road to Democracy in Taiwan”. Comparative Sociology. 2(4):575-604;
[24] 彭毓文:《运用社会资本对推动社区发展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 2007 年硕士论文。
[25] 曾梓峰:《“新故乡社区营造”挑战 2008 的迷思与出路》,引自“崔妈妈电子报”,http:/ /enews.url.com.tw/archiveRead.asp?scheid=16691,2003 年 1 月 16 日。
[2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62-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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