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智库 数据检索 在线投稿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TOP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资助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

社区作为社会基础的运转单元, 能否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 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建设, 关系到每个社区居民的核心利益, 也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社区文化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1) , 它将文化放置于社区治理的大框架之中, 以文化作为融合社区各领域、各主体间的黏合剂, 与社区各公共事务如社区医疗、社区公共安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教育等领域相连, 帮助建立各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 最终实现全面的社区治理。在社区文化治理的概念下, 社区财政制度需要解决社区配套经费不足、使用效率低下、投资缺乏等问题, 打破政府“事权-财权”的传统投入模式, 从筹资模式、拨付程序等方面按照财政分权模式适应社区文化治理体系, 重新构建社区资助体系。美国作为社区自治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 其社区文化治理的资助体系对我国具有极强的参照性, 可以为后发赶超的中国社区文化治理资助方案的形成, 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资助模式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资助体系符合美国财政分权的原则, 是一个由同级政府横向分权, 各级政府及市场 (包括基金会、企业、个人及其他社区金融机构) 纵向分权的产物 (2) , 各部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虽然社区文化治理各资助主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 但为社区提供支持, 以文化艺术作为纽带联结各有效部分, 带领民众共同解决社区问题, 达到社会和谐的大目标较为相同。美国的社区文化治理资助体系如图1所示, 主要分为政府资助、基金会投入、企业及个人资助、其他社区金融服务四个主要部分, 而政府资助中又包括NEA资助、其他联邦部门资助、州政府资助、地方政府资助。基金会的投入方面按照基金会性质的不同, 分为大型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等。在这些资助中, 基金会投入、企业和个人资助及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占主要组成部分, 而政府资助主要起到政策的引导和示范带头作用。

图1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资助体系图

图1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资助体系图   下载原图

1. 联邦政府层面:NEA为主, 其他政府部门辅助

从美国联邦政府层级看, 对社区文化治理的投入是以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为主, 其他联邦部门共同参与投资的模式。美国国家艺术基金 (后文简写为NEA) 是开展社区文化治理的主要政府部门, 对社区文化治理的资金起到统筹分配、示范带动的作用。NEA于1965年由议会批准建立, 是一个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机构, 对文化艺术领域的资助拥有主要财权, 它的建立使美国政府的政策重心由注重科学技术转为支持文化艺术, 将支持艺术作为美国“合法的政府职责 (1) ”。自20世纪90年代起, NEA的政策方向转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中和, 开始引入公共治理理念, 发展社区文化推动社区文化治理。1990年, NEA提高了给予合作伙伴———州艺术机构、艺术委员会的拨款比例, 将更多的财权下放至地方, 投入比例由原本的20%增加到27.5%, 到1997年, 比例更是上升到40%。另外7.5%的款项拨发给贫困落后的城镇和乡村, 用于艺术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于社区文化治理, NEA在其2014-2018年战略规划中明确表示, 要增强美国社区的发展, 通过投资各种艺术项目以达到改善社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目的, 强调改善社区为目的的资助项目, 积极资助增强社区身份认同以及改善社区环境增强社区独特性的活动 (2)。Miller和Yúdice (2002) 指出, NEA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影响, 并不简单表现在为某一项目拨款那么简单, 而“NEA的1美元投入能得到来自合同、服务和工作机会方面20倍的回报” (3) 。也正是因此, NEA作为风向标, 促使美国文化艺术在社区内的投入逐年增加,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文化艺术机构参与到社区文化治理中去。

作为财政分权的横向模式, 美国社区文化资助并不局限于文化部门, 其他联邦政府部门同样也参与社区的文化治理。由于社区文化治理将文化与社区各公共事务相连, 包括交通和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农业、教育、健康和保健等30多个领域 (4) , 使得与之相关的美国农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美国国防部、地质调查局、国家森林服务中心、国家公园服务中心等部门, 以下拨专项资金的方式参与社区的文化治理。比如由美国农业部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共同发起的承诺区行动计划 (Promise Zones 4Initiative) , NEA从专业方面进行配合, 为这些社区提供文化技术支持和政策引导, 与文化政策制定者、艺术组织、艺术家一起, 使用直接项目资金拨款, 进行社区文化治理, 以促进社区环境的改变。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及国内事务办公室、联合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教育部、司法部、卫生和人类服务部、财政部等一道, 开展邻里重塑计划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 由白宫负责联络, 对社区进行资助, 并结合NEA对其提供文化艺术培训, 使用文化艺术的手段进行社区的发展和重塑。

2. 地方政府层面:分权自治, 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作为财政分权的重要表现, 在NEA的领导下, 55个美国州艺术委员会以及6个地区性艺术联盟负责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资源配置, 对其辖区内的文化艺术活动进行直接拨款。近5, 000个地方艺术委员会 (Local Arts Agencies/Councils) 将州艺术委员会的资助与社区文化治理相连。从图2中可以看出, 美国地方政府在文化艺术中投入最大, 其次是州艺术委员会, 而联邦政府NEA的投入最少。如图3所示, 2014年, 州艺术委员会得到联邦政府3, 810万美元的拨款, 州政府为州艺术委员会拨款3.07亿美元, 而在地区层面, 项目收到的实物支持达到3.5亿美元, 地区和私人捐赠高达27亿美元。除了少数来自NEA的资金外, 州艺术委员会的拨款有78.5%来自本州资金, 这些资金来自一些特殊的艺术款项, 比如征收特别税费、艺术执照以及部分博彩业经费, 还有来源于酒店住宿费和财产税的支持, 等等。由于地方艺术委员会的性质可能是政府机构或私人非营利性组织, 所以在地方层面支持艺术的资金除了来源于联邦政府、州艺术委员会外, 还来自基金会捐赠、私人捐赠、会费等。这种政府投资模式与美国地方自治的传统相关, 地方政府为满足其辖区内各利益群体的共同需求, 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州、地方政府对艺术文化的投入更多是以公众的共同利益为主, 当辖区内居民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增加时, 地方政府对艺术的投入就会逐年增加。除了满足公众需求外, 州、地区艺术委员会 (机构) 还意识到, 这种资助可以更好地支持社区活动并确保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准确、合理地接受到艺术文化服务, 并在决定投入时确保其透明性, 使公民参与到裁定中去, 以此种方式减少公众参与公共文化的壁垒, 对资源进行高效配置, 满足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图2 美国各级政府1995-2015年文化艺术拨款示意图 (根据Stubbs&Clapp, 2015 (1) 整理)

图2 美国各级政府1995-2015年文化艺术拨款示意图 (根据Stubbs&Clapp, 2015 (1) 整理)   下载原图

图3 美国文化艺术投入情况图 (根据Stubbs&Clapp, 2015编译 (2) )

图3 美国文化艺术投入情况图 (根据Stubbs&Clapp, 2015编译 (2) )   下载原图

通常情况下, 联邦政府的资金很难提供给较小的、偏远的、贫穷的社区, 而在分权模式下, 州艺术委员会的资金大多提供给了只有较少预算的艺术类组织, 而且提供给偏远社区的资金比例远远超过居住在该区域的人口比例。如图4所示, 州艺术委员会在2015年投入3, 650万美金支持贫困地区, 投入比例占到25%, 而在该区域生活的人口比例只有17%, 小城镇及偏远地区从大约5, 500个项目基金中得到超过3, 650万美金的资金支持, 可见较联邦政府而言, 地方政府的拨款效率更高、更为合理。

图4 美国州艺术委员会在农村地区投入的比例图 (根据Stubbs&Clapp, 2015整理 (1) )

图4 美国州艺术委员会在农村地区投入的比例图 (根据Stubbs&Clapp, 2015整理 (1) )   下载原图

美国政府的财政分权模式在向地方分权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由于地方政府对基层社区的敏感性, 使得政府资金下放到了原本难以到达的偏远社区, 并为社区中亟须解决的问题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为了更好地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 社区文化治理各主体需要积极寻求除了政府财政拨款以外的资金, 以填补政府无法解决的财政难题。在多种募集资金的方式中, 最重要的资金投入来自第三部门。

3. 第三部门投入:大型基金会、社区基金会解决政府资金问题

美国第三部门的支持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大型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的介入解决了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等问题, 使得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得到了广泛的资金支持。截至2012年, 美国共有86, 192个基金会, 总资产达到7, 150亿美元, 共给予社会520亿美元的资助 (2) 。主要资助社区文化治理的美国大型基金会有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 、沃伦斯基金会 (Wallance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多丽丝·杜克慈善基金 (Doris Duke Charitable) 、内森·卡明思基金 (Nathan Cummings Foundation) 、萨德纳基金会 (Surdna Foundation) 等等。在这些大型基金会中, 以福特基金会对社区文化的资助最为直接。在社会民主、文化民主的感召下, 福特基金会将挑战社会不公作为其工作的主要目的。该基金会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的时间内, 其文化与创意项目 (Creativity and Culture Program) 成为推动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催化剂。基金会设立了一系列资金资助计划, 将自主社区文化治理作为基金投资的战略方向。福特基金会还直接发起并建设与社区治理直接相关的金融中介机构———地方行动支持公司 (Local Initiatives Support Corporation, 简写为LISC) 。LISC作为社区治理的中介金融机构, 成为社区与政府之间合作的桥梁, 将社区困境与政府拨款通过专项基金、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直接对接, 以支持社区治理项目, 改变社区整体风貌。

虽然大型基金会对于社区文化治理方面的影响较大, 但其投入文化艺术资金的比例较其他领域来说并不高, 原因首先在于与教育、医疗、环保等社会议题相比, 文化艺术所获得的关注本身就相应较小。其次, 美国大型基金会在艺术方面大多资助更有影响力、大型的艺术项目。这些基金会相对来说较少关注基层社区文化治理的内容。第三, 社区文化治理项目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投入和关注, 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很难在短期内体现, 而大型基金会通常有自己的资助周期, 并且倾向于投入到已经资助过的项目中去, 因此, 面对层出不穷的社区文化治理项目, 大型基金会通常很难触及。为了填补大型基金会对社区文化治理投入的空白, 一些小型的社区基金会应运而生。

社区基金会起源于美国, 1914年, 银行家弗雷德里克·高夫 (Frederick Goff) 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成立社区信托基金 (Community Trust) , 他把闲置的资金和人们对社区的慈善捐款作为永久性捐赠基金, 组建基金委员会, 以决定资金投资收益的去向 (1) 。这种新型的组织后来被人们称为社区基金会 (Community Foundation) 。截至2014年, 根据基金会管理中心 (Foundation Center) 的统计, 美国共有789个社区基金会, 在这一年中一共为社区提供约65亿美元的资助。美国本土, 每个州都有社区基金会, 其中社区基金会最多的州为印第安纳州 (74个) , 最少的为哥伦比亚特区、爱达荷州、新罕布什尔、罗德岛及佛蒙特州, 这些州各有一个社区基金会 (2) 

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是一个为投资者全面考虑, 投资分配比例合理, 既考虑社会效益, 又注重经济效益的合理存在组织。它的引入对美国社区文化治理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区本身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激发了社区居民投资、建设社区的积极性, 吸引居民踊跃参与到社区的各项工作中去。社区基金会的定义, 可以归纳为一个, 意在提高所属地域范围内人们的生活质量, 不受其他组织、政府或捐赠者影响、控制, 由能够直接反映社区情况的居民负责管理, 为满足社区需求的非营利性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始终寻求当地居民及其他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组织的捐赠, 满足捐赠者需求以实现其慈善目的, 广泛联结社区领导者和合作者共同开展社区项目, 催化、传播、合作并协助解决社区内部急需解决的问题, 有透明并详细的政策条文指导工作, 并告知社区内大众有关基金所有情况, 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公益组织 (3) 

社区基金会投资的方向可以划分为教育、社会服务、健康、艺术与文化、社区改善和发展、环境、区域问题、科技、慈善和志愿服务、国际事务、其他这十一个方向。按照资助比例排名, 如图5所示, 位列前五位的分别为教育、社会服务、健康、艺术与文化、社区改善和发展。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 (1) 为社区的文化治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并对社区文化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和维护。 (2) 为捐赠人在项目投资上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收益, 并以此改善所有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3) 为社区内非营利性组织的运作提供良好的平台以供分享、交流学习, 并提供专项资金或借贷等方式, 帮助文化、艺术组织发展。 (4) 为社区内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提供回报其所在社区的机会, 引导人们直接关注社区活动, 将居民团结到一起, 使社区内的居民拥有自身的影响力, 使得社区变得更有活力。 (5) 在改善参与、引导民众力量来进行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拥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图5 2010年美国社区基金会各领域资助额所占比例图 (根据史蒂文·劳伦斯, 2013 (4) 整理)

图5 2010年美国社区基金会各领域资助额所占比例图 (根据史蒂文·劳伦斯, 2013 (4) 整理)   下载原图

4. 个人、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多途径、多类型地资助社区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资助体系除了包括政府、基金会的支持之外, 也离不开众多的美国民众及各大企业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的支持。根据Giving USA 2016年的报告显示, 全美的捐赠比例中, 有71%的捐赠来自个人, 而基金会、企业及遗产捐赠仅占剩下的29% (1) 。个人利益是促使人们捐赠的主要原因, 个人利益既包括捐赠者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包括其在经济上的回报, 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区居民对辖区内非营利性组织的直接投入。1917年, 美国在个税改革时提出, 凡是捐赠给符合501 (C) (3) 条款非营利性机构的捐款, 都将从捐赠者 (含个人、企业与机构) 的个人所得税中予以抵扣。2011年, 美国个人捐助者平均一人捐赠42美金用在艺术、文化和人文领域 (2) , 这些个人捐赠为美国社区文化的艺术组织、艺术家以及社区项目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企业对社区文化艺术的资助与个人和基金会的资助一样, 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自1936年开始, 公司支持艺术文化领域可以获得与个人同样的税收减免, 公司受到的税收优惠幅度越大, 就越倾向于向艺术领域进行资助。

除实物捐赠、金钱捐赠外, 志愿者服务也是资助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人在志愿服务上花费的时间成本可以间接转换为对社区文化治理的资助。2011年, 有超过130万的志愿者贡献出了6, 500万个小时的时间用在艺术和文化组织上, 这些志愿者大多为高学历、高智商的女性工作者, 如果按每小时25美元的平均时薪来计算的话, 他们每年总共为文化和艺术机构做出了超过16亿美元的贡献 (2) 。美国联邦政府的学习和服务计划 (Federal Governments Learn and Service Program) 、国家和社区服务公司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n.d.) 以及一些学校都有相应的项目, 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奖励, 从小鼓励和培养青少年参与治理、志愿服务社区的文化建设。

多种社区金融服务机构也成为美国社区文化治理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社区金融服务类型复杂, 其中福特基金会组建的地方行动支持公司 (LISC) 就隶属于非营利性社区发展金融机构[Non-profit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宗旨被定义为服务社区治理。面对特定的市场, 作为一个金融实体———提供社区开发治理服务支持的非政府实体, 是由美国财政部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基金 (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und) 认定授权的金融组织, 由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基金提供资金支持, 主要服务于商业金融机构无法惠及的人群及社区。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建立受到1994年《里格尔-尼尔社区发展和管制改善法》 (Rieg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Regulatory Improvement Act) 的影响, 该法案促进了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形成, 为此种社区金融机构提供了资金支持, 规范并监管此类社区治理提供金融服务机构的具体服务内容。

现有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类型主要有社区发展银行、社区发展信用社、社区发展贷款基金、社区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以及小微企业贷款基金等。截至2016年, 已得到美国财政部认定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共有1, 075家, 其中社区银行136家, 信用社287家, 储蓄控股公司86家, 贷款基金551家, 风险投资基金15家 (3) 。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在社区治理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它们为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触及的社区人群服务, 提供了社区治理所必需的资金和财务支持。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通常成为人们购买首套住房或者开始从事社区商业活动以及社区发展公司建设廉租房, 社区公共设施如艺术中心、公共活动空间的改善等等, 并扩展和实施社区文化治理项目的资金来源。同时, 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还成为在社区中人们财富积累的重要平台, 人们通过购买债券、参与股权投资等方式进行对社区的投资, 促进居民对社区的直接参与。

二、美国社区治理资金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 社区普遍存在二元属性及双重事权结构 (1) :一方面, 离不开政府在政策与资金方面的支持和引导。政府仍然是社区发展、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 政府在社区多元主体中依旧有存在的必要性, 存在着“制度型事权”, 资金需要自上而下单向拨款。另一方面, 社区自组织、社区居民进行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必然趋势, 此种“自治性事权”需要灵活利用民间资本进行社区文化治理, 这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国在进行社区治理改革的过程中, 可以借鉴美国社区文化治理资助体系的经验, 在社区中将政府“制度型事权”的财权进行分权处理, 在社区“自治性事权”的处理过程中, 则配以社区基金会、社区金融服务机构等手段和方法进行资金的配置。

1. 政府资金投入模式———分权、少层级、多部门投入

目前, 我国社区治理的资金投入模式, 无论是面对政府的“制度型事权”还是社区文化治理中的“自治性事权”, 资金均采取了自上而下单向拨款的模式。这种投入模式的弊端在于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浪费, 资金无法直接进入社区, 解决基层资金短缺的难题。二是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均匀。偏远社区的意见无法得到中央的有效支持, 这些地区难以得到配套的资金资助。

与我国自上而下的政府拨款形式不同, 美国与社区文化治理相关的资金投入中, 采取财政分权的模式, 将与社区相关事务的事权财权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各级政府所提供的社区文化治理资金普遍采用基金制, 资金申请主体可以是任何一级的社会团体组织, 即便是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 也并不局限于州政府或州艺术委员会的申请, 任何地方社区艺术团体、艺术家个人都可以进行申请。只要是申请计划详细、项目内容丰富、有意义, 评估反馈得当的项目都可以在专家委员会评审之后得到相应的资金支持, 这种模式使得资金的使用更为有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 各政府部门间需要以文化为中轴, 进行合作共生。美国社区文化治理中除NEA、美国艺术联合会、国家艺术委员会联合会文化艺术部门以外, 教育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农业部、国防部、地调局、森林服务中心、国家公园、国家图书馆也积极与文化艺术部门合作, 进行相应拨款, 促进本领域参与社区文化的治理, 以实现本部门服务宗旨在社区的具体体现。

结合美国的经验, 我国需要借鉴美国财政分权的模式, 在横向上由多部门共同参与进行社区文化治理。文化部门、教育部门、住房保障部门、医疗部门等共同增加对社区的投入, 认识到在社区开展文化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其次, 采取政府的扁平化管理模式, 压缩财政投入管理层级, 削减资金下放的管理层次。想要全面地改变自上而下拨款的层级制资金投入模式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在改革的过程中, 可以尝试在资金下放时, 压缩乡镇 (街道办) 这一管理层级, 使资金的投入由原本的“中央-省-市-区 (县) -街道 (乡镇) -社区”模式, 变为由区 (县) 直接向社区进行拨款, 使社区文化治理经费得到充分的保障。第三, 在纵向上由中央向地方放权, 各级政府均在社区治理项目上采取基金制、项目制, 鼓励社区文化治理的实施主体, 积极申报各层级政府提供的资金。

2. 大力发展社区基金会及其他多种社区金融服务

在处理与“自治性事权”相关的资金投入问题时, 单靠政府的资金申请是无法满足社区多种需求的。而美国社区文化治理中的社区基金会, 可以较好地解决“自治性事权”面临的经费问题。社区基金会是公民参与治理的方式之一, 居民为了得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向基金会进行捐赠, 由基金会代为管理和整合相应资金和实物捐赠, 向社区中有需要的组织、群体和个人提供资金和实物支持。社区基金会的存在解决了“政府失灵”的困境, 将有效解决由上至下政府拨款难以触及的基层文化治理主体的资金问题。社区基金会由辖区内企业、居民、社会进行捐赠, 成为社区文化治理关键主体的中介机构、代议者和社区领袖。由于所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众多, 社区基金会在社区相关项目资助的选择上更为谨慎, 并代表大多数捐赠者的利益。当社区基金会的可信度逐步建立并达到一定程度后, 它自然而然会成为社区居民“推举”出来的社区领袖, 在社区治理问题上代表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进行发言。社区居民对基金会进行捐赠后, 也会更加关注基金会所服务的项目, 监管并督促基金会更好地解决社区内存在的问题, 宣传并号召其他社区成员进行捐赠。通过社区基金会, 可以解决居民对社区关注度不高、力量不够难以组织、参与度较低等问题, 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目标。

与美国社区基金会相比, 虽然我国已有社区基金会的存在, 但普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社区基金会的法律政策保障不力。《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且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对于社区基金会而言, 除非寻求辖区内的企业捐赠, 单靠社区居民的捐赠很难达到这个原始基金的门槛。而美国的社区基金会并没有最低的门槛限制, 而是更多地关注于社区基金会资金的监管。其次, 社区基金会影响力不够, 这与我国税收优惠法律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 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税收优惠资格认定标准及程序设计不完善等因素相关 (1) 。美国有明确的税法减免捐赠者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 直接促进居民向社区基金会进行投资。第三, 社区基金会管理制度未能完全体现所在社区的居民意志, 理事会的人员配备须代表广大社区的居民。我国现在的社区基金会大多为街道发起所成立。街道作为行政部门参与社区基金会的管理工作, 无法摆脱行政化的思维模式, 也因此造成社区基金会理事会人员的配比无法代表和体现所有社区居民的意志, 使得居民对社区基金会的参与热情不高。而美国社区基金会的董事会来自该社区的各个区域, 在基金会条例中对董事会成员背景的多元化有着明确的要求, 使董事会成员能够较为全面地代表当地居民。第四, 社区基金会基金投入模式单一, 无法满足多元化投资的需求。目前, 我国大多数社区基金会捐赠为一次性资金, 实物捐赠、定向基金、主题基金及以捐赠人命名基金的基金形式较少, 无法吸引捐赠者的兴趣。而美国社区基金会既有以捐赠人命名的基金, 也包括像文化艺术基金、学校教育基金等定向基金, 吸引捐赠者捐赠以帮助社区发展。

除了发展社区基金会以外, 在进行社区文化治理“自治型事权”的投入过程中, 也应积极探索多种社区金融服务。美国社区金融服务的多样性也为社区文化治理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社区银行、社区信用社、储蓄控股公司、贷款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社区金融机构为社区内居民、第三方组织、小型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 解决了社区文化治理中资金短缺的问题。现阶段, 我国发展社区金融服务机构需要金融主管及民政等部门的共同协商, 从立法、监管、设计等方面逐步健全。因此, 合理借鉴美国社区文化治理资助体系的精髓, 将对我国社区文化资助制度设计提供更为先进的范式, 从而推动我国社区的全面治理, 实现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杨楠.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 (6) :75-85.

[2]甘行琼, 汤凤林.美国财政分权的效率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 (5) :91-95.

[3]Buchwalter A.Culture and Democracy:Soci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Public Support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M].Boulder, Colo:Westview, 1992:4.

[4]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Art Works for America Strategic Plan, FY 2014-2018[R] (2017-02-22) .Washington, DC: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14.https://www.arts.gov/sites/default/files/NEAStrategicPlan2014-2018.pdf.

[5]Miller T, Yúdice G.Cultural Polic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 2002:50.

[6]Stubbs R, Clapp H.Public Funding for the Arts:2015 Update[EB/OL] (2017-02-04) .GIA Reader, 2015, 26 (3) .http://www.giarts.org/article/public-funding-arts-2015-update.

[7]Foundation Center.Key Facts on U.S.Foundations[R] (2017-02-11) .2014.http://foundationcenter.org/gainknowledge/research/keyfacts2014/pdfs/Key_Facts_on_US_Foundations_2014.pdf.

[8]Hall P D.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in America, 1914–1987[J].Philanthropic Giving Studies in Varieties and Goals, 1989:180-199.

[9]Foundation Center.2014Total Grantmaking Foundations:Community Foundation[EB/OL] (2017-03-03) .2016.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foundations/community/nationwide/total/list/2014.

[10]Sacks E W.The Growth of Community Foundations Around the World.An Examination of the Vitality of 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Movement[R].New York:New York Council on Foundations, 2000.

[11][美]史蒂文·劳伦斯.代序:通过社区促进中国的繁荣——建立和支持社区基金会的好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3.

[12]Giving USA.Giving USA 2016 Annual Report[EB/OL] (2017-02-01) .http://www.givinginstitute.org/?page=GUSAAnnualReport.

[13]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How the United States Funds the Arts[R] (2017-01-10) .Washington, DC: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12:19.https://www.arts.gov/sites/default/files/how-the-us-funds-the-arts.pdf.

[14]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How the United States Funds the Arts[R] (2017-01-10) .Washington, DC: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12:19.https://www.arts.gov/sites/default/files/how-the-us-funds-the-arts.pdf.

[15]尹梦琦.社区基金会税收优惠制度研究[J].商, 2015 (37) :219-228.

注释

1 杨楠:《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6期, 第75-85页。

2 甘行琼、汤凤林:《美国财政分权的效率分析》, 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4年第5期, 第91-95页。

3 A.Buchwalter, Culture and democracy:Soci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Public Support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Boulder, Colo:Westview, 1992, p.4.

4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Art Works for America Strategic Plan, FY 2014-2018.Washington, DC: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14.https://www.arts.gov/sites/default/files/NEAStrategicPlan2014-2018.pdf, 2017-02-22.

5 T.Miller, G.Yúdice, Cultural policy,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2002:50.

6 杨楠:《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6期, 第75-85页。

7 杨楠:《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6期, 第75-85。

8 R.Stubbs, H.Clapp, Public Funding for the Arts:2015Update, “GIA Reader”, 2015, 26 (3) .http://www.giarts.org/article/public-funding-arts-2015-update.2017-02-04.

9 R.Stubbs, H.Clapp, Public Funding for the Arts:2015Update, GIA Reader, 2015, 26 (3) .http://www.giarts.org/article/public-funding-arts-2015-update.2017-02-04.

10 Foundation Center.Key Facts on U.S.Foundations, 2014.http://foundationcenter.org/gainknowledge/research/keyfacts2014/pdfs/Key_Facts_on_US_Foundations_2014.pdf.2017-02-11.

11 P.D.Hall, 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in America, 1914-1987, Philanthropic Giving Studies in Varieties and Goals, 1989, pp.180-199.

12 Foundation Center.2014 Total Grantmaking Foundations:Community Foundation, 2016.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foundations/community/nationwide/total/list/2014.2017-03-03.

13 E.W.Sacks, “The Growth of Community Found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 Examination of the Vitality of 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Movement, New York:New York Council on Foundations, 2000.

14 [美]史蒂文·劳伦斯:《代序:通过社区促进中国的繁荣——建立和支持社区基金会的好处》,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第3页。

15 Giving USA.Giving USA 2016 Annual Report, http://www.givinginstitute.org/?page=GUSAAnnualReport.2017-02-01.

16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How the United States Funds the Arts, Washington, DC: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2012:19.https://www.arts.gov/sites/default/files/how-the-us-funds-the-arts.pdf., 2017-01-10.

17 CDFI Fund.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Fund, 2015.https://www.cdfifund.gov/Documents/Final%20CDFI%20List%2001-31-2017.xlsx.2017-02-01.

18 双重事权包括“制度型事权”和“自治性事权”, 其中“制度型事权”主要指政府出于解决社会问题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具体事务, 具有极强的行政意味。“自治性事权”指政府在社区管理活动中逐渐淡出, 交由社区其他主体进行管理的事务。详情请见蒋经法、罗青林:《社区财政制度的重构:背景、原则与设想》, 载《当代财经》, 2012年第8期, 第24-33页。

19 尹梦琦:《社区基金会税收优惠制度研究》, 载《商》, 2015年第37期, 第219-228页。

0
责任编辑:liqun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基于土地管制视角的中国乡村内生..

评论

帐  号: 密码: (新用户注册)
验 证 码:
表  情:
内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