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又重申了这一时代命题, 并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设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点。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需要各级政府在治理中巩固已有成果, 继续深化改革、锐意创新。为此, 治理创新何以可能就成为首先要思考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入手, 即总结前人理论、进行理论深化, 发掘既有实践、总结案例经验。遵循此理, 文章将尝试建构一个解释性框架, 并以地方治理创新的一项案例验证框架, 提炼理论。

  通过文献梳理, 可将既有研究粗略归纳为主体驱动型、环境驱动型和结构驱动型治理创新三种视角。一是主体驱动型创新视角。该视角为微观视角, 重点关注治理创新中的关键主体, 如一把手的作用。俞可平认为地方政府创新项目通常是一把手工程^[1], 根本动力是强烈的个人晋升动机^[2], 韩福国的地区比较研究^[3], 以及耿曙等人的地方领导任期与政府行为模式研究^[4], 共同印证了这一点。核心领导追求晋升而进行的主动创新被称为“政治锦标赛”。在晋升潜规则下, 政府领导出于个人前途考虑, 还会模仿创新后成功晋升的地区领导人的做法^[5]。除晋升动机外还有其他解释, 如核心领导人的本身性格特质^[6], 行政官僚的“政策企业家”角色^[7], 领导人的“觉悟”“良心”和“道德操守”^[8]都能为创新提供动力。二是环境驱动型创新视角。该视角属于宏观视角, 它反对将地方创新还原和简化为核心领导个人动机。例如杨雪冬认为, 治理创新中多数是问题驱动, 少数是利益驱动^[9]; 梅赐琪和翟晓祯认为即使有晋升动机, 每个阶段的作用也非始终一致的^[10]。因此, 政府创新不是领导一时兴起, 也非集体闭门造车, 而是迫于内外环境压力^[11]。引发创新的外部环境压力多种多样, 比如同级政府间的竞争^[12], 国内外形势和社会需求^[13], 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14]。当前我国地方治理创新主要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要求^[15], 这种顶层设计为基层创新实践确定方向、创造相应条件和机遇^[16]。三是结构驱动创新视角。该视角属于中观视角, 认为国家政治、行政、经济等体系的结构设置对创新的影响是多方位的。一方面提供创新动力和条件, 如有学者认为, 中国奇迹根源在于结构性改革, 未来创新动力仍是政府体制的自我革新^[17]。结构改革促进创新原因在于国家为地方创新重新分配了权利, 提供了活动空间、权利保障、资源保障、能力保障^[18]。另一方面体系设置的运行模式影响创新模式, 有学者认为我国地方治理创新是“请示授权”模式, 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权责配置和政府间结构关系^[19]; 在当前治理结构下, 不同权力水平的主体组合类型决定了治理创新的绩效与合法性^[20]。

  可以看出, 既有研究涉及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互为补充的视角, 且都具有相当解释力, 这说明治理创新原因很可能源自多个层次, 而非单一层次要素决定。此外, 三个层次要素处于交互变动之中, 各自影响非一成不变, 因而治理创新解释应当更加注重动态性。基于这两点认识, 笔者认为探索建构一个多层次、动态性的解释框架具有一定价值。文章后面部分将进行三项工作, 即建构框架、论证框架、反思框架。

  本文认为, 治理创新解释框架应该包含不同层次变量, 并体现这些变量在动态相互作用中如何推动变迁。场域理论对此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有益探索。场域概念来自19世纪中期的物理学, 是指物理量在空间中的分布^[21]。社会科学的场理论最先源自拓扑心理学创始人勒温, 他认为对行为的解释需要使用在生活空间中存在的需求、愿望、社会关系去分析, 即行为是个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函数^[22]。此后场域理论得到拓展, 至今已经发展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组织制度主义的场域理论和战略行为场域三种场域理论^[23]。

  布迪厄较早将场域引入社会学, 他认为场域是具有自己的力量关系分布、运行法则的结构性空间, 场域结构由场域中能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决定^[24]。组织理论学家DiMaggio & Powell将场域具体化为“那些由组织建构的, 在总体上获得认可的一种制度生活领域, 这些组织包括关键的供应者、资源和产品消费者、规制机构和提供类似产品与服务的其他组织”^[25]。布迪厄关于社会行动的三个核心分析概念是场域、惯习和资本, 他认为场域中不同位置上的行动者为了保存或者提高自身利益而不断斗争, 其行为倾向性来自各自的惯习, 斗争的手段是各自占据的资源^[26]。Fligstein & McAdam认为, 布迪厄和DiMaggio等人的理论区别在于, 前者关注个体, 是个体主义立场, 场域充满冲突, 后者关注组织, 是整体主义立场, 场域趋向和平, 但二者共同点是较多关注既存场域, 对场域变迁和场域间关系等着墨较少, 因而他们提出了战略行为场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27]24-28。

  战略行为场域认为场域是个人、群体、组织组成的竞技场, 由现任者、挑战者和内部治理机构构成, 而国家对任何场域都有实质性的影响, 如设定规则、宣布其合法性或生死; 场域内有冲突也有合作, 场域间彼此相互联系, 具有生成、稳定和变迁三种形态。场域存在的动力是社会的存在性功能, 即社会为个体提供的秩序、意义、认同等方面的功能, 它形成于人类进化史。社会技能(social skill)是分析场域存在与变迁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指呼吁和帮助建立共享的意义和集体认同, 从而形成合作的能力。

  可以看出战略行为场域比前两种场域理论更全面, 它关注个体、组织、其他场域甚至国家的作用, 分析了场域的三种形态, 研究了不同场域间的关系, 因此该理论对本文框架建构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但它对某些重要问题关注不够:一是具体时空条件对场域变迁起到什么作用。二是规则是场域稳定的必要条件, 那么在场域变迁中规则起什么作用。本文认为将具体时空条件、场域规则纳入到场域理论分析中是对场域理论的补充, 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为此本文建构“地方治理创新的场域变迁解释框架”(见图 1)。

图 1 地方治理创新的场域变迁解释框架

  本文将地方治理创新看做是场域变迁现象, 认为具体时空条件、规则理解变迁、场域中的多层互动模式三个环节依次发生变化, 推动场域变迁:具体时空提供机会窗口, 机会窗口大小限定新场域变迁幅度; 具体时空条件的变化促使对既有规则重新解读, 进而导致对规则的共同理解发生变迁, 但一般不会直接否定既有规则; 对既有规则的共同理解发生变迁之后, 各主体就会真正启动场域变迁, 过程为个体、组织和新旧场域之间的互动。以下部分将使用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

  2007年12月, H区闭门邀请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数位专家, 对教育和科技部门预算进行了听证实验, 获得良好效果。2008年12月, 在总结上一年经验的基础上, H区向社会公开预算初审听证, 改部门预算听证为具体项目听证, 并于2010年出台了《H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初审听证规则(草案)》, 修正了《H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办法》, 由此预算听证进入制度化阶段, 并开始向下辖的乡镇、街道推广。2018年8月3日, H区召开了“慢行绿道实事项目预算绩效听证会”, 将预算初审听证会扩展到预算绩效领域。H区预算听证流程包括公告发布(公布报名方式、资格要求、人数与确定方式、听证内容、时间、地点、所需表格等)、项目听证(规定中立主持人、发言顺序和规则、辩论规则、记录规则)、听证结果应用(听证结果公示、结果上报)。

  H区预算听证是由当时的区委书记S主导推进的, 2014年S书记调往相隔较远的省份任职, 但H区预算听证被保持了下来。从2008年到2018年, H区预算听证共举行了11次预算听证, 共听证45个项目, 每个项目经费从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如2018年12月7日, 听证部门、预算部门、听证代表、专家和社会公众共300多人次召开的2019年预算初审听证会, 听证项目为垃圾分类推进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政策补贴, 预算资金分别为1 074.94万和384.62万元。H区预算听证与传统的听证项目具有明显区别。调研中H区人大某部门一位负责人Z(以下简称Z)总结说:我们现在的预算听证与其他听证, 比如价格听证, 有很大区别。首先预算听证是公开公正的, 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报名, 基本没有门槛, 是我们区的成年居民就行, 人数多了就随机挑选, 不做陈述人还可以成为旁听公众。二是预算听证不预设结果, 听证时候大家可以针对项目预算提出意见和看法, 可以质疑, 可以反对, 双方要辩论, 提出自己的理由, 没有固定结果。三是预算听证程序很规范, 怎么主持、怎么发言、怎么辩论、结果怎么公示、意见怎么上报使用, 都有明确规定, 都是公开的, 网上都能查到。

  战略行为场域理论认为内部变迁始终存在, 外部冲击则容易产生巨变^[27]19-31, 外部冲击要考察具体时空、事件的组合。无论是分析政治还是经济, 都需要了解他们特定的时间情境, 加入时间因素^[28]。在H区创新实践中, 具体时空条件包括公民权利意识提升、技术发展、其他试点的出现, 这些条件一方面为创新提供了机会窗口。对此Z说:我们过去的人大审计方面, 只是形式上的审计。社会上这些年批评也很多, 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所以有些地方人大也开始尝试改革, 像温岭、南汇, 预算审查都有所改变。H区人大某部门一位负责人W(以下简称W)则强调了技术背景:预算听证还要政府的预算管理达到一定水平。有很好的政治体制或机制在这里, 但管理制度上达不到水平也不行, 现在的听证方式放到八十年代初去做的话, 可能也能做, 但预算精细化、信息化达不到要求。我们财政管理、财政改革、财政创新这几年发展很快, 走在全市乃至全国前列。

  空间上, H区地理位置与温岭、南汇较近, 社会生态环境类似。南汇区在2003年推出了“人大代表点菜制”, 温岭2004年探索了“政府预算民主恳谈”, 这些探索获得地方政府与社会广泛关注和正面评价。H区2006年上任的区委书记S是预算听证的主推人, 而S在2003年之前身份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 他对南汇、温岭的创新可能非常了解, 这两地的创新为S提供了明确的示范信号, 即预算领域创新可行, 政治和社会风险低。时间上, 信息时代提高了H区政府预算管理水平, 为预算听证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 同时, 社会需求在时间维度上也有重要变化, 近些年信息传播的便捷、低成本、易获得等特征使得多元主体更容易动员起来, 需求也更容易得到表达, 形成人大预算改革的一个社会压力。

  由此可以看出具体时空条件对触发H区治理创新的重要价值。吉登斯认为, 现代社会时空是分离的, “缺场”也可以产生社会影响, 时空分离是社会现代性进步的极端动力机制^[29]。温岭和南汇的预算创新对其他地方是“缺场”, 但其社会效应塑造了治理创新的象征符号, 精细化、信息化的政府管理方式, 形成了专业知识体系, 抽象的知识和象征脱离其原产地, 对H区预算听证创新起到了示范和支持作用。

  另一方面, 具体时空为创新提供约束, 型塑创新的样式。W说:我们去过温岭调研, 但我们不学他们, 他们太激进了, 他们人大在听证, 政府也在听证, 跑得太快, 我们有自己的情况。H区自认为与温岭面临的具体时空条件不同, 不能简单照搬。进一步证明治理创新受制于具体时空条件, 这也是现实中巨变少于渐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规则是场域中主体互动的依据, 但当具体时空条件为革新开启机会窗口后, 规则就首先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改造通常不是彻底推翻, 而是重新解读、拓展既有规则框架。诺斯认为制度包含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它们的实施^[30], 这里指出了非正式制度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实际上, 我国政府运行中非正式规则或人格化结构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31]。在预算场域中正式规则是依据法律确定的各主体的位置和关系, 非正式规则表现为实际运行中的主体关系。场域渐进变迁中, 发生变化的是对正式规则的理解, 非正式规则惰性更强, 通常不会发生变化。斯科特认为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是规制、规范、文化-认知, 三要素共同构成强有力的弹性框架, 以促进人们遵守^[32]。这三个要素之所以能够发挥制约作用, 原因在于他们代表了不同来源的权威, 人们通过这些权威的不同载体和途径、现实表述来理解这三大要素, 进而指导自身行为。一旦个体对这些规则的理解产生变化, 就会反映在行为上。表 1描述了H区预算听证场域涉及的正式规则要素及其理解变化的影响。

 

  (1) 规制要素变迁。预算场域中规制性要素是预算编制程序, 来源于宪法、预算法等, 规定了预算编制的程序和权责。H区重新阐释了既有规定, 在表述笼统的地方找到了创新空间。W说:预算法第22条规定, 人大专委会对本级预算草案初步方案及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本级预算调整初步方案和本级决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 提出初步审查意见。提出意见时, 应当邀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它只是说邀请参加的对象, 但通过什么形式, 预算法上没说, 听证也好, 座谈会也好。预算法还有一个地方说, 在审查的时候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就是说听证只是形式, 目的是广泛地民主地听取群众意见。

  (2) 规范要素变迁。规范性要素是指权力行使空间, 要求人大代表严格履职, 代表人民监督政府, 该要素的变化为治理创新提供了直接动力。W表达了对职能履行的看法:原来人家说我们人大是橡皮图章, 说起来就是来开会握握手, 听报告举举手, 听好报告拍拍手, 开完会挥挥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要把人大代表融入进去, 只有代表会说真话, 因为他们不是利益方, 我是政府发工资的人, 我说的多可能有问题。人大代表是老百姓, 他就敢说真话, 就是因为以前的预算监督、工作监督, 都存在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问题, 所以才需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 而且还要引入专业人士进行专业性的监督。因为我们内部很多人员专业性不够, 所以要引进专家学者这些一线在做研究的来参与。

  (3) 文化-认知要素变迁。文化-认知要素是一种深层次的价值观, 表述为权力产生的来源, 在预算编制中人大代表权力来源于人民。H区预算听证模式设计上体现了对权力来源即公众的尊重。W说道:我们预算听证通过媒体发布消息, 越多人看到越好。他们有的是媒体报道后报名来参加的, 有的是相关方面推荐的, 如利益相关小区的居民代表, 有的是信访上来的, 比如有些小区这次没有排进雨污水管道维修计划, 有老百姓就来上访, 我们也会把他们找来。还有通过组织的, 比方说我们每个乡镇组织5~10个人, 一般都是镇代表或老百姓, 机关里面的很少, 都是感兴趣的。只要和项目相关, 都可以来。

  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这一职业理想及价值观将H区预算听证的模式塑造为多元参与、辩论式听证会。H区预算听证人员构成上包括听证机构、听证对象、陈述人、中立主持人等, 陈述人包括公众陈述人和专家陈述人, 人数大概是5+5+2, 即5位人大代表, 5位社会公众, 2位专家(一名预算专家, 一名项目技术专家), 另外包含人数不等的旁听公众。每次人数略有不同, 但一般都会高于上述最低要求。另外, 从预算听证项目选择上也能体现出来对职业道德与价值观的理解, W说:听证项目标准之一是群众关注度高的实事项目。所有项目, 只要涉及到钱都是预算项目, 但有一部分是作为政府实事项目。每年市政府、省政府都有向社会公开承诺要做的实事项目, 一定要做成的, 跟老百姓相关的民生项目。

  具体时空变迁引发正式规则理解变化, 这个阶段还只是治理创新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真正的治理创新要通过场域中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实现。指导互动行为的是对正式规则的新的理解及那些未改变的非正式规则。H区预算听证场域变迁包含了个体、组织、场域间三个层次、不同方式的互动。

  (1) 个体互动:社会技能的应用。Fligstein等人特别强调主体的社会技能, 即为创造集体认同而呼吁和动员的能力。H区预算听证场域的变迁中, 党委、政府、人大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互动是通过非正式规则, 私下交流、论证实现的。W讲述了预算听证想法的形成过程:预算听证是我们当时的书记S主推的。改革需要核心领导的支持, 我们当时的S书记以前是D政法大学搞宪法学的教授, 他是有个人追求和理想的。S后来在市人大、X区工作, 后来到我们这里做书记, 他就想在人大领域进行些改革。S与M政法大学的C教授关系很好, 学术方面交流很多, 两人都是搞法学的, 有共同的情怀。S决定做这个事情后, C就过来跟我们谈理念、设计和细节, 他是教授嘛, 专业知识丰富。但是光S书记和C教授想做还不行, 还得人大和政府支持才行。当时我们的人大领导L很有个人魅力, 因为他资历很老, 他跟区长讲话的时候, 区长对他很尊重, 他也很善于沟通。区政府感觉到你人大这么做还是能接受的, 区委又支持, 这个事情就成了。领导他们的个人背景, 共同推动了这个。

这个过程充分展现了个人威望、个人经历、知识构成、个人追求、沟通谈判技巧等社会技能在推动场域变迁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组织互动:有限竞争与互惠合作。W提到预算听证中人大和政府两大主体的互动模式, 本文将其总结为三种。一是遵从模式, 即预算部门接受听证会意见修改预算:有些职能部门态度很好的, 听证完后根据问题就作出修改, 很配合。二是“借力”模式, 即借人大之力约束行政职能部门预算编制:政府有时也主动需要我们人大去支持他们。有时他们也认为这个项目不合理, 但因为大家是平级的, 可能你资历还比我老, 你是老水务局局长, 我是年轻的财政局局长。你今年申请这么多钱, 我觉得不行, 那我怎么去说这个话, 那可能就需要通过人大甚至人大代表的方式来提出来, 给你砍掉预算。三是逃避模式, 即因为不想被听证而选择逃避。Z指出了这种现象:政府有时不愿意被听证, 他可能想做好事嘛, 结果一弄项目就拉到人大来评来议, 他就很难过。因为每一个项目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政府就想着法规避评议, 有时候该干的这个事情不做了, 不做那就不好听证了。

  预算听证需要组织部门之间相互配合, 寻找新的平衡点, 既要保证不伤害职能部门积极性, 又要保证人大对预算编制的审查权。H区人大的做法是有选择性地听证, 而非全覆盖, 这样利于形成互惠关系, 体现了具体时空条件下的谨慎选择。

  (3) 场域互动:新旧场域间的竞争。场域变迁互动的最高层次是场域之间的互动, 它有两种情况。一是新旧场域之间的竞争。W讲了新旧场域竞争的例子:有些价格听证是走过场, 逢听必涨, 因为是它要涨了才开的。为什么我们预算听证会在全国出名了呢, 这里有个故事, 当时是两个听证会同时在开, 一个是预算听证, 一个是价格听证, 他们听证不给老百姓发言的机会, 听完之后意见很大, 我们这边听完之后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我们的规则很公平。预算听证就获得了群众认可, 后面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可见, 预算听证一经推出便获得了社会支持, 但仅有社会支持还不够, 只有同时获得官方与社会双方支持才能确保场域变迁的顺利完成。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2010年9月, H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H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初审听证规则(草案)》, 修正了《H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审查监督办法》, 用以规范预算听证程序和结果使用。至此, H区预算听证场域获得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方支持, 完成治理场域创新, 保证了主推人调离后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另一方面是关联场域的支持。三种场域理论中, 只有战略行为场域比较关注场域之间的联系, 认为场域是嵌入于更广泛场域组成的网络之中的, 它们之间有独立型、依赖型、互相依赖型三种关系^[27]59-80。独立型场域并非指场域本身是独立的, 而是某两个场域之间距离较远可能不存在联系, 但它们各自必定与邻近场域发生紧密联系。场域之间可以互相提供支持。场域变迁过程中, 特定场域与邻近场域和关联场域的互动价值在于获得外部支持。H区预算听证场域创新中至少有两个邻近场域为其提供了支持。一是学界, 即以C教授为代表的法学界, 他们对创新的法律合法性进行了论证, 与H区的党政人大三套班子发生了交集, 设计了方案, 提升了创新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二是媒体, 2008年第一次公开预算听证会时, 邀请了众多媒体、专家参与。2009年预算听证时,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及地方电视台等10多家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官方主流媒体的支持进一步提高了H区治理创新的合法性。

  前文对地方治理创新案例进行的解读表现出修正后的场域视角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有效性, 但要将之更广泛地应用于我国治理创新情境中, 对其作提炼总结是有必要的。

  一是行动主体。如果将治理创新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 那么主动创新情境中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应该成为重点主体; 而被动创新中公众、各种性质的组织、上级政府甚至国家都要被纳入分析框架。两类创新非截然分开, 但各类主体的组合模式、实际作用在主动和被动创新中有所差异。二是场域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由于政府组织制度内在悖论的存在^[33], 非正式制度是无法消除的, 但某些非正式制度在现实治理实践中有独特的积极作用^[34], 二者共同塑造了行动主体的惯习。三是具体时空情境。Pierson指出在政治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中时间的重要性, 认为社会生活在时间中展开, 将政治置于具体时间之中能极大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社会动态过程^[35]。这三者构成了场域分析的三大基础要素。

  场域的三大基础要素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钱穆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一种观点, 认为认识制度必须放在当时所发生的背景之中; 制度由人创立又限制人事, 要研究制度需要先精通一代人事; 制度不会凭空创立和消失, 必有渊源和流变; 制度之创立必有外在需要和内在用意^[36]。这个概括精准表达了制度自身特性及主体、制度、时空环境三要素间的关系。在治理场域创新传导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具体时空条件开启机会窗口。二是行动者主动寻找突破口。行动主体意识到创新机会来临后一般不会彻底推翻既有制度模式, 而是在既有制度模式中寻找可供改造完善的突破口, 这个需求就会触发对既有制度的重新解读和阐释。当既有制度完全不适应具体时空条件变迁, 也无法对之进行改造时, 行动主体才会考虑制定新制度。三是启动场域变迁。机会窗口和对制度的重新解读还仅处于创新酝酿阶段, 外在条件、内在需求共同存在时, 场域变迁才会真正启动。行动主体的社会技能、对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应用, 在个体互动阶段至关重要; 伴随着行动主体卷入互动的是其各自代表的组织, 组织之间的互动有协作也有竞争, 当行动主体之间形成新的协作运行模式时创新就完成了。某一场域内部变迁启动时会与邻近、相关场域发生关系, 这种关系可能是竞争关系也可能是支持关系, 获得多方支持是场域变迁制度化的重要条件。

 场域变迁视角有三个优势:一是跨层次性。场域变迁的具体时空条件可能是地方机遇, 也可能是宏观社会变迁, 关联场域可以来自省级和中央政府甚至国外。二是动态性。场域创新过程有自身逻辑传导链条, 不同要素在不同阶段加入到场域变迁过程中, 形成前后相继的动态过程。三是非预设性。它对行为主体不预设高度或者低度社会化, 即既不认为人会完全依制度行事缺乏能动性, 也不认为人可以无视制度只追求利益最大化, 而是承认行为主体能动性、社会技能的重要性, 但是也强调具体时空、既有制度对行为主体的限制。它对行为主体、组织、场域之间的关系也不预设模式, 而是认为竞争与合作并存, 结果取决于两种力量对比。场域视角也存在不足:一是作为一个理论框架, 缺乏数据支持和检验。二是作为一个解释框架, 缺乏预测功能。

可见, 场域视角是有益视角也是有待拓展的视角。本文将之用在地方治理创新研究, 加入具体时空条件、场域中制度变迁两个新变量, 提出场域变迁的三个阶段, 是一次拓展尝试。但只有将之应用到更多领域的实证案例中, 才能进一步拓展与验证这个理论, 同时也能更好地推进地方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