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动力、方向及特点

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及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它获得了持续性的动力？这是九十年代政治社会学研究首先聚焦的问题。

（一）社会变革的特征

对于政治社会学而言，中国社会变革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是一场有方向的社会转型：新的组织类别、社会身份及关系结构出现，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也经历着大规模重组。这一重组的基本方向，是从全面的行政再分配组织体制中，生长出了资源分配的市场组织体系。

社会学者对这一变迁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结构和财产支配关系的历史性进步：首先，资源的自由流动空间开始出现，这包括财产、资本和人力资源。其次，普通人面对的机会结构出现分化，从较为单一的发展机会向多元机会发展。第三，劳动者地位获得的模式开始变化：从主要依靠政治表现和组织分配，到越来越多地依靠知识和能力；从主要根据资历排序，到越来越多地根据自身努力和贡献。

用政治社会学的眼光看，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显然并非仅仅是经济革命，它同时也是一场社会革命——组织和结构分化，从而改变了社会关系，更是一场政治革命——释放选择、机会、权益和资源，从而改变了权利关系。虽然社会受益程度还存在不小的差别，尚无法令所有人满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多数人从这场社会变革中受益，他们欢迎改革中出现的新型价值原则，这是改革获得广泛社会支持、具有持续动力的基本原因。

（二）路径依赖

上述特征与其他变迁社会的理论描述相似，但尚不足以概括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性所在。因为中国出现了不同于转型理论预测的后果：相对于政治资本，人力资本在社会地位上升中的作用并没有出现超越性优势。如何解释这一点？

社会学者发现转型理论低估了变革对原有社会组织结构的“路径依赖”。这些组织历史上的资源获取和分配模式，不仅参与了竞争，出现了新的形态，而且在变革中发挥着影响。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分配通过国家科层组织按照企事业单位的等级系统进行再分配，这一模式仍然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对资源分配的效力。

（三）组织资格与地位差异

为何会出现组织和制度差异导致的身份类别的现象？因为不同组织和国家中心体制的制度化关联不同，这导致不同组织中的人实现权益的渠道和效能不同。

1949年，中国奠定了社会组织间关联和资源分配的等级架构，这形成了今天社会的代表系统、信息传递通道、利益表达路径及资源要求配置的制度性基础。

作为一种制度环境，这一差别影响着体制外人员和组织的资源利用。民营、外企、自雇者、创业者、新型的经济机构等处于体制外的位置，缺少与行政体制的结构关联，而各种竞争机会、资源分配及财政政策的受益链，主要沿着公务系统或是与其有关联的部门伸延，由此加剧了利益获得机会结构的不平衡。因此，众多社团组织不愿意脱离对挂靠单位的依赖，而体制外的企事业组织则不得不以更大的竞争，付出更多的费用，甚至是通过贿赂，建立非正式的政治关联，来争取机会和保护。这些活动的广泛出现，推动了民营商业和行政权力之间的资源交易，结果不是瓦解和削弱，而是继续巩固了再分配权力。

从整个社会体系看，上述情况预示着，经过四十年经济改革，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化结构业已出现：在体制内，经由单位的社会政治职能，把社会成员组织进国家公共体系中；在体制外，大量的社会个体没有组织渠道连接国家体系的结构身份。

上述研究以中国的证据对转型理论作出部分修正：再分配经济中的身份差异没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得到大幅度削弱，特定的社会组织化条件对新的身份差异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社会学者提示，在中国，“应当注重单位地位，而不仅仅是职业地位”。

 社会变革的稳定性来源

中国的社会变革，吸引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另一问题是有关变革秩序的稳定性来源——相对于其他社会，为何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的紧张、矛盾的积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变革的大局，是因为存在着其他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中和平衡作用。这些发展，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阐明。

（一）发展型意识形态

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以经济发展巩固政治合法性的进程，以利益效能为基础（而不是仅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构建社会秩序的共识，逐渐深入人心，得到全面建立。对财富进行合理追求与积累，以经济发展为工作中心，在社会各界引起积极反响。新秩序的共识性基础，依赖社会上下对发展型意识形态积极接受。

一方面，各级政府的角色也随即转向推动和实施经济建设，一种独特的干部激励模式——晋升锦标赛在各个地方出现，全面推动了基层政府按照发展的意图行动，解决了由上而下的监督和激励难题。另一方面，发展型意识形态与社会“甩掉穷帽子”的热望不谋而合。随着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企业家群体和政府的合作得到广泛发展。政商互助互利变得实际上正当。

（二）绕过障碍

实践中的做事原则正在改变，但由于正式制度的变化相对滞后，所以上述合作的顺利开展，必须寻找各种方法，规避制度障碍。这些实践所采用的规则不同于正规制度，但普遍得到行动者的承认，它们并不直接挑战现存制度，而是“将现有的制度运用于新的或其它目的。”

有关的创新源于政府与经济行动者在具体实践上的互动，它们往往发生于相关方面都拥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二者都可以获益，灵活的安排就可能超越现有正式制度的监管。对社会冲突的处理也遵循了这一模式，学者称之为“二元整合秩序”，即，在保留原秩序的形式下，实施新的行动规则，以降低实际规则变革的冲突性。这样做，实际上没有否定正式制度的规定，又在操作上承认和维护了产权人的利益。

（三）绩效合法性

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过去40年，中国公共物品的提供责任，正在从乡村和城镇的生产生活组织，逐步转移到政府部门。

随着分税制改革、公共预算体制改革和国家支付改革，中国公共财政的配置发生了改变，资金使用的中央调配权显著增强，国家开始进入国民生存风险的保护领域，这客观上在重塑政府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国民的关系，有利于强化政府的责任和权威，并巩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

（四）利益组织化结构

有关转型秩序，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解答：中国的改革触及到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但为何没有形成巨大的反对力量？

政治社会学一般认为，不同的社会实际上以不同形式传递组织化利益并展开冲突。中国的经验表明，虽然中国社会群体在收入、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差别增大，但它们主要是作为经济收入或生活方式现象，而非利益组织化现象而存在，阶级和阶层很少在社会冲突中发挥政治性作用。

理解这一问题，有两个因素是关键性的。一个是组织现象：上个世纪中叶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一个是文化现象：中国人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

1949 年以来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改变了自然选择和流动的社会类别，“阶级”自然分化的过程中断，新的利益组织化单位产生：人们注册或参加工作的具体行政单位。于是，社会中划分身份的根据并非仅仅是资产占有，还有组织位置。

第二个因素有关中国的社会关系特点：公共和私人关系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关，而是功能互用，资源流动较少发生障碍。因此，在不同地位和背景的群体之间，通过非正式关系建立桥梁、交换利益相对容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社会关系结构缓解了不同人群恒定的、基于身份差别的利益对立程度。

这两个因素的关键作用，是构建新的利益结构，形成新的社会分类单位。这一种不同于阶级（同质内聚）的“非同质内聚”现象，分割了社会横向进行组织化联合的动力，从结构上抑制了对抗变革的各种自组织力量的兴起。

（五）基层调节和控制机制再生

与其他的变革社会相似，中国的高速变革也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其中最常见的是对资源的新控制权与历史控制权的矛盾。

对此，基层社会的议事与调解机制再度兴起，采用有弹性、民间熟悉和接受的原则化解矛盾；而由行政力量推动的一项新生矛盾控制机制也在发展。该机制运用利益制衡的原理，对公职人员和基层党员的“现实表现”评定记分，结果用于增加、减少或扣除年终绩效奖金标准计算，并作为个人任职晋升的参考信息，施加组织压力，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做到做好邻里亲属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尽量将问题在基层就地化解的目标。

 结论

中国的社会变革实践证明，渐进转型的巨大动力和稳定性来自于调动传统资源、整合社会力量、运用非正式规则，而主要不是等待正式制度的主动变革。是社会实践以灵活的方式绕过障碍，使正式制度既保持了延续，又不得不作出适应性改变，或者使之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丧失效力。中国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演进，而是依靠历史路径——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它们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大规模地互换或共享资源，促使社会矛盾分隔存在，零散解决，宏观上降低了各种冲突的广泛长期聚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进了商谈和私下的利益联盟产生，这成为稳定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通过这一独特的方式，国家中心体制与各个社会群体“心照不宣谋发展”的关系——某些方面的利益一致性以及相互的需要——得以建立。这是过去四十年，执政之社会基础得以缓慢扩展的基本原因。这种基础性结构的作用，成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器，实际上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

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关系，且不可能发生适应性改变，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尤其是来自基层的实践，对这一理论提供了补充性解释：解答了体制连续性与快速变革为何会同时共存的原因。这一补充不仅可以回应黎安友的“体制韧性”困惑，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多重路径：它既可以沿着对抗——制度此消彼长的正面冲突方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冲突的“名实分离”方式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