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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能型国家体系的改革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
2017-11-17 20:14:49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年第6期 作者:李君如 【 】 浏览:2698次 评论: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今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 就在过去近40年体制改革的基础上, 把制度现代化的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郑重提出了中国要完成从全能型国家体系的改革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历史任务。

一、全能型国家体系的改革

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 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立的全能型的国家体系已经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在不断深化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中, 中国面临如何重构一个有机的可以良性运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这一重大课题。

对于国家治理体系, 在改革开放前, 我国同以往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实行的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 而由党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对于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 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已经指出:“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1](pp.327-329)为此, 他在提出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候, 强调重点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特别是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与此同时, 他也提醒我们:“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 涣散党的纪律, 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1](p.341)他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 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 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 是不可设想的, 那就只会四分五裂, 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1](pp.341-342)

需要指出的是, 邓小平在这里所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和我们今天讲的“国家治理体系”, 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后, 在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后来又经过他本人同意收入《邓小平文选》。也就是说, 第一, 这已经不是邓小平个人的主张, 而是党中央的意见;第二, 邓小平本人从提出到他去世前始终没有改变这一观点。可以说, 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就是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和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 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改革任务, 非常不容易。事实上, 30多年来, 我们无论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还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 致力于解决的都是这个问题。我们深深感到, 要解决这些问题, 非常不容易。问题之难, 不是难在我们要不要改变这一全能型的国家治理体系, 而是难在用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来取代这一全能型的国家治理体系, 建构一个既具有现代化治理特质、又适合中国国情, 能够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国家治理体系。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的难题。

在邓小平提出这一改革任务后, 思想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替代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主张, 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两种观点:一是自由放任型国家治理体系;二是现代威权型国家治理体系。

所谓自由放任型的国家治理体系, 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和管理理论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的体现。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涉, 并且反对政府征收除了足以维持和平、治安和财产权以外的税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自由放任型国家治理模式包括西方式民主体制的弊端凸显出来, 引起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深入思考和质疑。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在决定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 也有人主张在中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模式来建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党中央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 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 同样有人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型的国家治理体系, 他们把党的领导说成仅仅是“政治领导”, 力图改变长期实行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明确的“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对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不是解释为党政职能分开, 而是解释为党组织退出政权机关;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中的党组织不再发挥领导作用, 只是承担保证监督作用;党组织应该像西方国家的政党那样主要在社会开展活动。这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我国有不小的影响, 但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人对此抱有高度的警惕, 由于这一政治主张会严重削弱党的领导而没有为党中央在实践中付诸实施。

所谓现代威权型国家治理体系, 也叫新权威主义, 主张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 政府作为高效的权力组织和运行体系, 应该牢牢掌控国家治理的主导权, 稳定政治和社会秩序以保证国家的有效治理。与“全能国家型”模式不同的是, “现代威权型”治理模式认为, 建立强大的中央威权只是国家治理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政府必须用好手中的巨大权力推动现代化导向的改革举措, 实现国家跃进式发展。[2]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而各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出现了诸如“全民经商”、“倒买倒卖”、“官商勾结”等问题, 这时思想理论界有人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增强政府权威, 而不能自由放任, 实行新权威主义。从那时起, 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同新自由主义显然不同, 而且它注意到并强调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能没有权威, 也不能没有秩序, 这一主张不乏精彩之处, 也有许多合理的方面。但这一理论同党中央致力于推进的“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在中国改革中, 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此党中央“摸着石头过河”, 边实践边总结, 不断探索。概括起来, 在过去30多年改革中, 我们围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以“分权”为重点, 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 党政职能分开;第二步, 政企分开;第三步, 政社分开。也就是说, 我们经历了三次体制职能大分工。

(一) 第一次体制职能大分工:党政职能分开

自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这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原则后, 党和人民作了艰辛的探索。经过国内政治风波,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我们澄清了什么是“党政分开”, 强调“党政分开”指的是“党政职能分开”, 而不是党组织从政权机构退出来, 削弱甚至否定党对政权机构的领导。江泽民在1989年12月29日明确指出:“必须处理好党政职能分开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关系,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根据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组织的不同职能, 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职权和责任。”[3](p.92)江泽民这一论述针对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和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型国家治理的社会思潮。在1990年3月18日阐述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时候, 他又一次强调指出:“党与政权机关性质不同, 职能不同, 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也不同, 党不能代替人大行使国家权力。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 要通过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向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等来实现。”[3](pp.112-113)从那时开始, 中国共产党在厘清“党组织”和“政权机构”不同职能的基础上, 不断深化以“分权”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方面强调要加强党对政权机构的领导, 另一方面又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权力,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尊重和保障人权, 特别是强调要进一步把发扬民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 实行依法治国, 由此形成了既不同于过去那种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 又不同于自由放任型和现代威权型国家治理体系的党政关系。其重要标志就是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明确的, 党对政权机构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什么叫“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其要点是: (1) 党委在同级政权机构和其他各种组织中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也就是说, 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检察院、法院、人民团体之间, 党委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2) 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 首先指的是党委要总揽全局。总揽全局, 一是指党委要立足于全党工作的大局, 集中主要精力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 把好政治方向、决策重大问题、安排重要人事、开展宣传教育、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工作合力、领导群众组织, 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对工作的领导, 保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落实;二是指党委只是总揽全局但不包揽一切, 人大、政府、政协、检察院、法院、人民团体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 自己依照宪法和法律、章程去办。 (3) 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 同时指的是党委要协调各方。协调各方, 一是指党委可以从整体推进全局工作的要求出发, 统筹协调好人大、政府、政协几套班子之间的关系, 统筹安排好纪检和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几个方面的工作, 使各方都能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相互配合, 形成合力;二是指党委只是协调各方而不是取代各方, 各方的事仍由各方去办, 各方之间的事由党委来协调, 包括各方之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由党委来协调。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 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 就是我们说的, 既不同于过去那种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 又不同于自由放任型和现代威权型国家治理体系的党政关系和领导制度。

(二) 第二次体制职能大分工:政企分开

这是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的国有企业存在政企不分、活力不足、权力集中、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来的。从改革开放一开始, 我们就把增强企业的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提了出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明确说过, 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扩大企业自主权, 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到1984年10月20日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我们对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认识到“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 就是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开, “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4](pp.565-566)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说, 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企业。1986年底, 邓小平明确指出:“企业下放, 政企分开, 是经济体制改革, 也是政治体制改革。”[5](p.170)

但是, 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办的企业, 政企不分的问题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一直解决不了。1992年,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之后,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大大拓展了:一是把政企分开的问题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彻底解决, 也就是说, 先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再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样, 政企关系就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来解决了。二是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方向。三是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同市场经济对接并发挥自身的优势, 非公有制经济也可以进入市场同公有制经济展开平等的竞争。这样, 我们要解决的政企关系, 就由原来单一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转变为政府与国有企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这两类不同的政企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政府在处理与国有企业关系时, 不再管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只管国有资本, 并且把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 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 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国有企业则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并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至于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 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也就不存在政企分开的问题, 但是存在政府在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要不要都经过审批, 以及行政审批是管紧一点还是宽松一些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政府努力清理和修订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消除体制性的障碍, 使得民营企业很快发展了起来。

这样, 问题就由政企分开深入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进而又深入到市场治理了。市场治理和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一起, 统称为国家三大治理。市场治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涵盖了对进入市场的所有产业和行业、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技术和信息的管理, 涵盖了从商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运行秩序的规范和监管, 也涵盖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各个方面的治理, 同时还涵盖了对市场经济中活动着的人, 包括业主、员工、客户、股东和其他中介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监管等。市场治理的工具也多种多样, 有法律法规, 也有行政措施, 还要进行大量的宣传。市场治理, 总起来可以概括为两大治理:宏观的市场环境治理和微观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 在中国包括了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两种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的公司治理。中央和地方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 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规范经济秩序的执法活动, 都属于市场治理范畴。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这方面边实践、边学习、边总结、边规范, 付出了很多努力, 也获得了很大进步。比如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又比如在大力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同时, 政府学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调控, 避免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 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推进反腐倡廉过程中, 努力在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形成既“亲”又“清”的关系, 也是完善市场治理的一大探索。

通过这一回顾, 我们注意到, 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市场治理 (包括公司治理) 这一重大问题上, 我们已经按照现代治理的要求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成果。由于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 没有盲目地放弃发挥政府的作用, 同自由放任型的国家治理完全不同;由于我们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决定性作用, 坚决推进政企分开, 同现代威权型国家治理也不同, 我们创造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

(三) 第三次体制职能大分工:政社分开

过去, 在全能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 不仅政企不分, 政府与社会的职能更不分, 政府从行政机构设置到各项社会事务管理都直接延伸到社会基层。与此同时, 社会基层发生的任何矛盾和问题, 责任也都会被群众追究到政府的头上,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极大的压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断多元化、人员流动不断常态化, 加上信息化迅速推进, 传统政社不分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这些新情况。实践告诉我们, 只有实现政社分开, 明确什么是政府应该做的, 什么是社会可以做的, 界定政府和社会各自不同的职能, 改变政府统揽社会、包打天下的传统体制, 才能适应社会变动的新情况。当然, 政社分开不是削弱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 更不是政府退出社会, 而是在继续深化政府改革并推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同时, 厘清政府职能的边界, 创新政府管社会的体制机制, 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得更好, 把政府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做得更加充实有效。同时, 把那些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管不到、不该管的事情剥离出去, 大力培育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 通过培育发展、孵化支持、购买服务等多种机制, 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公共事务中来。

这样, 一个重大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就是:科学的社会治理。应该看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 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程。比如,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后,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要建立健全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又比如, 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社会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后,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完善了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管理格局, 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 强调要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同时,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权、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事项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应该讲, 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这些进展, 是中国共产党深入分析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 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通过这一历史回顾, 我们注意到, 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通过持续不断、逐步推进的党政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 中国在体制变革中经历了三次体制职能大分工, 从以往那种全能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分”出了四个相对独立、充满自身活力、可以承担治理责任的制度性元素——执政党、政权 (包括政府) 、市场 (包括企业) 、社会 (包括社会组织) 。

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

从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中分出四个可以相对独立地承担治理责任的元素, 不是我们推进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我们知道,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社会的有机性就在于社会的各个制度性元素能够整合为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的整体。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同于全能型的国家治理体系, 就在于能够让执政党、政权 (包括政府) 、市场 (包括企业) 、社会 (包括社会组织) 这四个元素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地发挥作用。

横看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兴起的“现代治理”理论, 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 政府不再是国家治理唯一的责任承担者, 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成为治理权力的行使者;多个治理责任承担者之间应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展开合作, 建立互相联系和协调的运行机制, 使之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当今世界, 已经有许多国家开始运用“现代治理”的理念和要素, 对传统治理方式进行改良和完善。我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中“分”出执政党、政权 (包括政府) 、市场 (包括企业) 、社会 (包括社会组织) 四个元素, 意义不可估量, 为我们进一步整合这些元素, 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提供了基本条件和重要基石。

与此同时, 我们注意到,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执政党、政权 (包括政府) 、市场 (包括企业) 、社会 (包括社会组织) 这四个现代治理的元素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组合, 可以整合成不同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是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方向建构的, 各个元素再怎么排列组合都要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一般来说, 执政党、政权 (包括政府) 、市场 (包括企业) 、社会 (包括社会组织) 这四个现代治理的元素, 起码有两种整合方式:

一种是以政权 (包括政府) 为国家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执政党同社会组织一样列入“社会”元素, 国家治理体系由政权机构 (包括议会和政府) 、市场 (包括企业) 、社会 (包括社会组织) 三个元素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范要求, 各司其职而又相互联系, 整合成为一个比较自由但也比较松散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西方许多国家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在他们那里, 政权机构包括议会和政府一旦发生危机, 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照常独自运行。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虽然克服了全能型国家治理的僵硬而又缺乏活力等弊端, 但还不是有机运行的国家治理体系, 有的时候会出现运行故障。有的欧洲国家就出现过多年选不出一个政府的状况。美国也发生过政府因议会通不过财务预算而关门的例子。至于企业和社会组织遇到“成长的烦恼”时, 政府更帮不了多少忙。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劣都非常明显。

另一种是我们在探索和实施的, 由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政权机构 (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 、市场 (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社会 (包括社会组织) 三个元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 各司其职而又相互支持, 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和西方的最大区别, 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另一个重要区别, 是政权机构中政府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接受其监督, 而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西方那样的两院制。这样的制度有两个优越性, 一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一个关系协调者, 政权机构内部发生矛盾时可以由中国共产党来协调, 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发生矛盾时也可以由中国共产党来协调, 由此减少扯皮、提高效率。但是, 我们正在探索的这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新生事物, 还在实践探索中, 还有许多不足, 特别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 社会组织更不成熟, 亟需进一步完善制度、提高能力。

综上所述, 我们在党政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基础上一步一步重构的国家治理体系, 已经从根本上变革了原来的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 正在重新整合为新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具有现代国家治理的特点, 但又不同于自由放任型和现代威权型国家治理体系, 而是政权机构 (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 、市场 (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社会 (包括社会组织) 三个元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 各司其职而又相互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 民主集中型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国家治理体系, 是我们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 致力于探索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尽管我们的探索还刚刚起步, 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 但是方向是正确的, 是有特点、有价值的, 这必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

如果用几何图形来描绘政权、市场、社会三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国家治理结构的话, 这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都是按照民主、法治、德治的规范和程序流动和互动的, 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的, 因此这个结构不仅具有三角形的稳定性, 而且是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稳定结构。而在政权、市场、社会构成的三角形之上又有党的领导, 党和政权、市场、社会之间也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原则, 有一个互动的关系,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三棱锥形的、有张力的国家治理结构。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 我国正在逐步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样的国家治理结构, 不仅具有抵御各种风险的刚性, 而且具有在内力分裂和外力冲击下始终坚韧不拔而不断裂的韧性。这是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那么自信的基本根据。

三、关键在党的自我革新自我净化

当然, 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这样的优越性, 并非没有危机意识。我们始终认为, 能否充分发挥我们制度的优势, 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值得庆幸的是,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自我革新精神、自我净化功能的党, 能够主动适应实践和时代的变化, 不断与时俱进。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优点。中国共产党在自己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经历了胜利和失败、辉煌和曲折, 形成了许多自己的特质和优点。中国共产党既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又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是一个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的政党;既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 又能够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 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政党;既坚持党内民主, 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 是一个能够吸引和凝聚民族精英的政党;既有原则性, 又有灵活性, 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政党;既能够为人民坚持真理, 又能够为人民修正错误, 是一个真正没有私利的政党;既重视学习, 又善于学习, 是一个能够在不停顿的学习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政党。正是这些特质和优点,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无限生机和活力的政党。因此,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虽然很不寻常, 不仅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困难和风险, 而且还常常遇到来自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不同路线的挑战, 以及党员变节、干部腐败等严重问题的考验。但是我们党具有的内在“抗体”和与时俱进的品质, 能够在自觉清除自身肌体中的垃圾和毒瘤过程中保持生机和活力, 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那些力图唱衰中国的人, 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优点, 一叶障目, 必定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 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必须坚持习近平强调的“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 以保持党的先进性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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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 全能型国家体系;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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