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意义]旨在从舆情生态视角提出微信政治谣言的治理对策, 从而为我国网络舆情生态治理提供理论参考。[方法/过程]通过案例分析, 归纳微信政治谣言的传播特点, 并从舆情生态视角剖析治理微信政治谣言存在的困境, 进而提出微信政治谣言生态治理的主要对策。[结论/结果]微信政治谣言的生态治理, 要充分把握微信政治谣言的特点与演化规律, 加强人防与技防的深度融合, 从“主体—信息—环境”整体上推进微信舆情生态的有序建设和健康发展。

关键词：微信谣言; 政治谣言; 谣言传播; 谣言治理; 舆情生态; 生态治理;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7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 普及率达到55.8%, 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 其中, 手机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6.94亿, 占网民总体的92.2%^[1]。实践表明, 以微信等代表的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信息交往和行为方式变革的同时, 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各类安全风险。随着微信用户群的不断发展壮大, 政治谣言在微信平台上广泛传播和扩散, 严重影响了公民有序、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 甚至对国家政治安全构成一定威胁或危害, 因而, 对于微信政治谣言的有效治理也成为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善治的重要议题。目前, 国内学者从社会控制^[2]、党群关系^[3]、政治传播^[4]等多元视角对网络政治谣言的防控进行探索性研究, 但对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谣言的深入研究相对不足, 尤其缺乏对微信政治谣言的针对性和整体性研究。以此, 本文在界定微信政治谣言内涵的基础上, 通过典型案例分析, 归纳微信政治谣言的主要特点, 并从舆情生态角度尝试剖析微信政治谣言的治理困境, 进而探讨微信政治谣言的生态治理的主要对策。

微信政治谣言是政治谣言在新媒体环境中的重要表现形式, 明晰其内涵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它的特征与演化规律。关于微信政治谣言界定, 首先要明确“谣言”、“政治谣言”等基本概念, 从而才能厘清微信政治谣言的基本要件。所谓谣言是一种古老的传播媒介, 通常被认为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5], 在一定意义上, 谣言被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 描述的是公众在“特殊的社会状况”下的意见表达或情绪倾向^[6]。而关于政治谣言的界定, 学界认识不尽一致, 主要观点有:学者沈远新 (2000) 认为作为谣言的一种形式, 政治谣言所涉及的是政治性问题, 是人们传播的毫无根据的政治消息或虽起之有因但却严重失真的政治消息^[7];学者张雷 (2007) 将政治谣言定义为“是个人或集团为了实现特定政治需要, 在没有事实根据或虽事出有因但在传播过程中严重失真的情况下, 对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进行有意诬陷、攻击和诽谤的政治传言”^[2];学者刘莹 (2012) 认为政治谣言是出于特定的给正常政治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的动机和目的, 利用一系列传媒宣传手段恶意散布谣言, 并导致在社会上得以连锁性传播的无法确认其内容、缺乏事实根据甚至是故意、恶意捏造的社会政治信息^[8];学者孙卫华 (2015) 认为政治谣言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公权力机构或公职人员的、在社会中出现并广泛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辟谣的信息^[9];学者巢乃鹏 (2016) 认为政治谣言主要是对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领导人, 或对社会政治事件尤其是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的一种不确切甚至完全虚假信息的捏造和传播^[10]。分析上述观点及相关文献不难发现:政治谣言是政治权力斗争和政治利益矛盾的产物, 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信息, 其主题主要涉及政治内幕、政治腐败、政治人物、重大政策的调整和变动、重大突发性事件、政府行为、以及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等方面内容。于此, 这里的微信政治谣言可界定为:在微信环境下生成或流转的、与政治相关的毫无事实根据或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动机而凭空捏造的政治消息或传言。其对象往往关涉政治安全、特定的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国家政策调整、政府官员的腐败以及重大突发性事件等政治生活领域较为重大的或敏感性的问题, 等等。结合微信政治谣言的内涵, 本文选取了近年关于微信政治谣言的10起典型案例, 从涉政表现、主要动因及负面影响进行比照分析 (如表1所示) , 并从整体上梳理了微信政治谣言的主要特点。

表1 近年来我国微信政治谣言的典型案例     下载原表

1.1 谣言生成目的的多元性

一般而言, 不同的传播主体通过制造微信政治谣言以达到不同的、不正当的利益诉求。微信政治谣言同传统政治谣言一样, 它们都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意图或特殊需要, 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捏造事实或在传播过程中歪曲事实真相, 导致不同程度的传播失实, 对特定的个人或集团散播政治传言, 以期达到诋毁、诬蔑和攻击对方的不良动机和目的[11]。如部分个人及团体攻击政治人物、政府部门以及政治制度来获取一定的政治利益;部分企业及个人通过政治敏感事件攻击国资、外资企业来达到一定的经济利益;部分媒体发酵热点事件吸引受众注意力来获取关注度;部分个人制造并传播微信政治谣言以满足其猎奇心理或者彰显自身存在感, 等等。微信政治谣言传播目的的多元性给谣言生成和演化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微信政治谣言治理的长期性和综合性。

1.2 对政治安全的危害性和高风险性

在某种程度上, 微信政治谣言在微媒体环境中的发酵和扩散, 对于国家主权、领土、政权和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等政治安全构成了常态的风险隐患或潜在危害。从内容上看, 微信政治谣言传播的话题多数触及敏感事件、热点话题和民生焦点等方面, 这使得微信政治谣言往往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敏感性。它们在传播中多数假借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之口, 来增加谣言内容的可信度。加之微信传播的便捷性, 流转速度较快, 再经热议、发酵, 加大了传播覆盖面, 并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 扰乱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稳定的社会运行。因此, 微信政治谣言不论是对主权完整性、政权合法性、执政公信力, 还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传播、民众政治心态等具体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有着一定较高风险的威胁可能和安全影响。

1.3 微信主体的多样性和社群极化

由于微信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 政治谣言在微信平台传播往往涉及网民、网络运营商、媒体、政府等多元主体。在谣言演化过程中各主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也承担着信息生产者、信息传播者、信息组织者、信息消费者、信息管理者等多重角色。传播主体通过信息流转实现与外界环境的能量交换, 并与其他主体间相互作用, 形成主体间链式依存关系———微信舆情信息生态链。因而, 微信的朋友圈和群组往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社群性特征, 这使得微信政治谣言极易导致内部成员的社会分化、公众对立和群体极化, 其危害性较一般谣言更为严重, 如果放任自流, 指望其自生自灭, 则会付出更为高昂的社会成本^[12]。

1.4 传播场域的复合性和生态性

微信政治谣言的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人际传播, 即微信好友之间的点对点的传播, 其传播过程不对第三人可见, 构建具有一定的私密性的封闭式传播环境;群体传播, 是指个人与微信朋友圈或者微信群之间点对面的传播, 其信息传递只有微信群内好友可见, 构建半封闭式的传播环境;而大众传播指的是微信政治谣言信息推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被无限转发与链接, 所形成的全开放式的大众传播环境。由此, 多元的微信传播方式使得微信政治谣言在传播演化中形成线上与线下、内部共享与跨域流转的复合传播场域, 并呈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微信舆情信息生态特征。

网络舆情生态理论是从整体视角研究舆情信息、人、网络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及由它们相互作用而共同形成的网络舆情生态系统的平衡问题^[13]。据此, 微信舆情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及其与外部环境间的信息流转与能量交换, 形成一种相对平衡、良性发展的发展状态构成了微信舆情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微信舆情生态系统的失衡是指微信舆情主体、微信舆情信息以及微信舆情生态环境三者间的非均衡状态, 恰恰这种失衡状态构成了微信政治谣言生成与演化的动力源,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微信政治谣言的生成与演化提供了必要的动力条件和发展空间。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微信舆情主体的行为失范。如微信受众往往缺乏对谣言信息的理性思考, 轻信谣言并转发谣言。微信平台对各类个人微信号、公众号、订阅号等准入门槛过低, 微信运营商缺乏对微信平台信息的监督与管理, 导致平台上传播的信息真假难辨。政府机关信息在微信平台公开力度和透明度不高, 加之缺乏与微信好友的有效互动, 不利于微信舆情生态系统的信息共享与流转;二是, 微信舆情信息的异化。微信平台虚假信息、垃圾信息、有害信息泛滥并且经过微信好友间、微信朋友圈间、各种公众号订阅号传播并转发。蒙蔽事实真相、产生恶劣影响、扰乱社会秩序。三是微信舆情环境的失调。由于微信平台信息传播方式多样, 构建复杂的舆论场域, 加之微信平台管理缺失、法制不健全、制度缺位等原因使得微信生态环境呈现失调状态。

综上分析, 这是由于微信舆情生态系统的失衡与微信政治谣言演化的内在关联, 使得治理微信政治谣言过程中往往遭遇以下主要困境:

2.1 主体间的强关系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

在微信舆情生态系统中, 舆情主体间、舆情主体与舆情环境通过信息进行能量交换和相互影响, 形成链式依存关系。微信好友大部分是基于现实社交关系网发展而来, 这些微信好友间相互依存度高, 形成主体间的强关系, 主体间传播的信息拥有极强的可信度。根据六度分隔理论, 舆情主体之间容易形成“圈子”, 政治谣言在这些“圈子”中传播, 形成围绕政治谣言为中心的舆论场, 政治谣言经过转发和扩散, 在“蝴蝶效应”的促成下使得政治谣言的传播规模不断扩大, 威胁正常的政治秩序, 进而造成严重后果, 也为微信政治谣言的生态治理上带来极大难度。

2.2 信息传播的私密性削弱谣言信息的自净能力

微信不同于微博、社区等全开放式通讯软件, 其对于用户隐私的保护表现为:其一, 不是微信共同好友对朋友圈点赞、评论不可见;其二, 微信公众平台的评论区没有互动交流功能, 并且评论信息会被公众平台筛选。相对于社区、论坛、微博等其他网络交流平台而言, 微信的信息交流具有更强的私密性, 朋友圈和公众平台的闭环式传播, 使得微信舆论不同于微博的‘井喷’式外向型传播, 更多呈现一种蓄积发酵、暗流涌动式的传播形态^[14]。由于政治谣言在微信平台上“闭环式传播”, 微信平台上的政治谣言不能像微博、论坛等开放式平台一样广泛讨论, 不能自发性地消灭掉不真实的言论。

2.3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加大谣言治理的难度

基于现实关系的微信好友形成强关系, 不同圈子之间的好友在朋友圈中不可见, 形成圈子与圈子之间的弱关系, 这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结合营造出复杂的舆情生态环境, 具体表现为:其一, 谣言传播的路径更加复杂。微信群中的谣言链接可能会被分享到朋友圈, 进入一个关系紧密的子网络。朋友圈中有着紧密关系的节点会将谣言的链接分享到更多的微信群中去。如此循环往复、交叉传播, 要想精准追踪并分析清楚一条微信谣言在具有高度异质性、互动性的社区网络中的传播轨迹, 确实非常困难^[15]。其二, 圈子之间的弱关系导致不能产生号召力强的意见领袖。微信用户间私密的沟通方式以微信用户间双向确认的关系建立机制, 封闭性的沟通方式, 大大限制了微信好友的数量和范围, 产生了若干个信息不完全互通的小圈子, 去中心化效应明显。意见领袖在微信中发布信息的范围受到圈子的限制, 因此, 对于传谣和辟谣的影响力有限^[16]。

按照网络舆情生态理论, 微信舆情生态系统的平衡主要体现为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上的整体平衡, 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协调, 其重在强调:在舆情生态环境方面, 对微信运行过程中硬件、技术、法律等对舆情生态系统秩序的有效维护;在舆情主体方面, 讲求不同主体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在舆情信息方面, 表现为正向信息的主导优势, 负向信息的衰减和消亡^[17]。由此, 信息主体、信息和生态环境三者及关系状态构成微信舆情生态系统平衡的关键, 也成为微信政治谣言的生态治理的重要内容。针对微信政治谣言的主要特点和治理困境, 本文构建以“信息主体为根本、谣言信息为关键、生态环境为基础”的微信政治谣言生态治理框架  , 由此探讨微信政治谣言生态治理的主要对策。

3.1 主体层面:规范主体行为, 培树正确的微信生态观

舆情主体在微信舆情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不断进行信息流转和能量交换过程中起着根本性作用, 从信息生产、传播、组织、消费、分解、管理等承担着不同而多重的生态角色^[18]。因而, 治理微信政治谣言的核心在于规范个体、群体、媒体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等不同舆情主体的网络行为, 培育健康的网络价值观和微信舆情生态文化。

3.1.1 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鼓励民意参与决策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 由于信息传播方式发生改变, 传统上采用“围、堵、删”等方式处理涉及政治人物、政治体制等的政治谣言, 不仅对于谣言的消解起不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反而会激起民众的好奇心和叛逆心理, 致使更多、性质更恶劣的谣言产生。于此, 政府部门应主动转变角色, 由政府信息的管理者和发布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引导者, 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和透明, 促进信息共享与流转;还要建立微信公众账号, 开辟民众参与政务的渠道, 在及时公开政务信息的同时, 加强与公众的互动, 推动公众有效参与政府决策, 在治理网络政治谣言过程中, 引聚民智, 消除隔阂, 畅通渠道, 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治理水平。

3.1.2 提高用户媒介素养, 建设微信生态文明

构建文明、和谐、健康、有序的微信政治生态, 是每个微信用户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对微信政治谣言更需要用户具有较高的责任意识和媒介素养。具言之, 一是, 要提高用户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和政治敏感性。对于事关国家政治安全的谣言信息, 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提高对谣言信息的免疫力, 防止谣言信息的扩散;二是, 在发现涉及政治谣言信息时, 要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追踪谣言、查处谣言信息的始作俑者和恶意传播者;三是, 对于一些没有进行实名认证、传递不良信息的微信公众平台要自觉抵制, 远离散播负面、极端信息的群组;四是, 提高自身阅读品位和文化素质, 养成理性思考、文明上网的良好习惯。

3.2 信息层面:形成监督常态化, 确保辟谣信息的有效性

微信政治谣言在公众号、朋友圈以及群组等微信平台生成与演化, 其本质上是一种微信舆情生态中的信息流转与能量交互的过程, 同样也遵循着网络舆情演化的一般规律。对其动态性和阶段性变化的技术监控和及时舆论引导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微信政治谣言生态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2.1 加强对微信谣言的技术防控, 及时做好预警与应对

面临海量庞杂的信息, 技防是治理微信舆情生态的关键所在。美国Agence Virtuele公司推出了一款叫作“谣言机器人” (Rumor Bot) 的软件, 该软件可跟踪谣言, 并分析和确定谣言的出处, 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扮演网络警察, 实时跟踪和分析在线新闻组、聊天室, 并通过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在互联网上追踪谣言^[19]。提高信息追踪技术, 跟踪和分析微信平台上流传的政治谣言, 标记敏感词汇并将其列为追踪重点。结合大数据技术, 实时筛查微信平台上的敏感信息和敏感词汇, 并将其传递给舆情监测部门, 以便其分析谣言的走向, 因时因地处理这些网络政治谣言。对于突发性微信政治谣言事件, 要事先做好一系列预警准备, 成立专门的微信政治谣言治理小组, 在突发性政治谣言事件爆发时, 做好权威信息发布、谣言信息追踪、追责谣言信息源头等预警与应对工作。

3.2.2 充分利用辟谣公众号, 主动推送辟谣信息

要联合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微博、论坛等多种渠道做好微信政治谣言的辟谣工作。微信运营商应设置权威性的辟谣公众号, 针对微信平台上流传的各种政治谣言给出真实、合理的解释, 在民众面前澄清事实真相, 正面打击微信政治谣言。实践表明, 谣言的生成和演化与 (事件的) 重要性、模糊性、以及公众批判能力具有强关联。因而, 设立权威性公众号就是把敏感模糊的关键节点澄清, 消除民众对敏感事件的泛化猜测, 疏解民众不稳定情绪,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稳定政治运行与公众参与秩序。此外, 在公众号上也可邀请政府发言人、知名专家学者等针对政治流言、小道消息等进行解释与澄清。鉴于微信平台上谣言传播的复杂性, 运营商应主动将辟谣信息推送朋友圈, 以确保民众能够实时接收来自辟谣公众号的真实信息。

3.3 环境层面:健全法律法规, 建立信用评分机制

政治、社会、技术以及制度等微信舆情生态环境能够为舆情主体提供价值导向、技术支撑、制度法规、交流空间等平台, 同时也是微信舆情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环境保障。

3.3.1 完善法律规章制度, 依法打击传谣行为

针对微信平台上政治谣言传播这一社会现象, 要建立相应配套的法律措施, 依靠法律手段打击危害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传谣行为。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款规定, 散布谣言, 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如果当事人在主观意识上能判断该消息是谣言或是虚假信息, 不管是原创还是转发, 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网络安全的法律体系, 但是依然有待完善的地方, 将传统媒体的管理体系复制到互联网上, 其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针对微信等社交媒体还需要考虑其传播特性, 建立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法律条款。随着网络技术和传媒科技的高速发展, 网络空间更需要紧跟时代步伐, 系统完善法律规范, 不断净化互联网环境。因此, 深化网络空间法治化已成为微信政治谣言善治的关键举措。

3.3.2 建立信用评分机制, 标记传谣微信平台

虽然微信的好友来源是有现实基础的强关系, 但是也有不少微信好友来源于“摇一摇”、“漂流瓶”等方式添加的陌生人, 加之微信公众号的注册门槛较低, 用户注册后可以随意发布信息, 因而, 这种来源于虚拟网络世界的不确定的关系, 亟需建立信用评分机制。将每个微信号和微信公众号设置信用等级, 人们可以按照信用等级来评定这个微信号和公众号是否可信。针对政治谣言在微信平台上的传播, 可以设置特殊符号来标记, 如果谣言在这些微信号和公众号传播, 可以通过标记的方式将其区分出来, 这就方便有关部门追踪微信政治谣言时有迹可循, 将这些微信号和公众号作为重点观察对象, 实时监控政治谣言的舆情信息。

微信政治谣言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网络生态治理工程, 同时, 网络舆情生态理论可为微信政治谣言治理提供了生态视角和整体性的求解方法。综上分析,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微信政治谣言是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政治活动和网络舆情流转的产物, 更是网络空间生态信息异化的结果, 它在一定程度上关涉着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并有着自身的传播特点和演化规律。

2) 要加强人防与技防的深度融合, 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提高信息监测追踪能力;建立常态化的微信政治谣言监测、预警机制, 利用权威微信公众号, 实时推送辟谣信息, 做好谣言预警应对和舆论引导工作。

3) 要积极培育主体网络素养、健全法律法规等制度举措, 构建有序运转和良性互动的网络生态环境, 从“信息主体—谣言信息—生态环境”整体上推进微信舆情生态的有序建设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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