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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生态治理与绿色发展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 文明是文化的载体。在西方经典文献中, “文化”这个词, 不管是德文 (kultur) 、英文 (culture) , 还是法文 (culture) 都是来自拉丁文 (cultura) , 原意是“耕耘、耕种”, 文化是与农业有关的。“文明” (德文zivilisation, 英文civilization, 法文civilisation) 这个词也是来自拉丁文civilis, 原意是“都市的、市民的文化”, 所以文明是与工业相关的。

从词源学上看, 文化先于文明, 文明后于文化。当然, 在这两个概念演变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解。到20世纪80年代, 关于文化的正式的定义就有360多种。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一般将文化和文明区分开来, 文化是精神层面的, 文明是物质层面的;但英美文化人类学传统则把文化和文明等同起来。

中国古代典籍中, “文化”、“文明”概念最早出现在《易传》中。例如, “ (刚柔交错) , 天文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易·贲卦·彖传》) [1]188。这可能是关于文化、文明概念的最早记载。后来人们将文化视为自然的人化, 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是文化, 文化是与自然、质朴、野蛮相对的文治教化, 它专注于精神领域。而“文明”则兼有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两个方面, 如唐朝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智文明”时说, “经天纬地曰文, 照临四方曰明。”

在所有这些解释中, 笔者最欣赏的有两个: (1) 文化是自然的人化; (2) 文化是一种生存方式。就像海德格尔所说, 一块石头在山上, 它就是一块石头, 但如果拿到展览窗里, 也许就变成一件文物。这说明, 一个“自然的”东西, 如果加以“人化”就会变成“文化的”东西。

关于文化和文明关系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等同论, 例如, 汤因比、亨廷顿、弗洛伊德就把文化和文明等同起来, 弗洛伊德明确地说自己不屑于在文化和文明之中做出区分。二是一致论, 例如, 美国比较文明理论家P.巴格比1说文化包含了文明, 文明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三是对立论, 就是把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化对立起来。例如, 传统德国文化哲学、斯宾格勒、早期和后期的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时期除外) 认为文化即精神文化是指人的心灵、精神世界, 属观念再生产领域, 导致理想主义;文明即物质文明是由文化赋予生命和灵感的, 它是用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社会有效资源, 属于物质再生产领域, 导致物质主义。

笔者认为, 第一, 文明有四个基本要素:物质生产力是文明的果实;科学技术是文明发展的杠杆;文学艺术是文明的精致品;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从广义来说, 文明就是文化;但从狭义来说, 文明是指精神文化。在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之中, 文化是灵魂、文明是外壳。

第二, 生态文明是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从理论逻辑上来讲, 文明可以划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 当然,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加上了一个社会文明。不过, 从逻辑上严格地说, 还需要加以思考, 因为“社会文明”实际上包括了各个方面的, 将社会文明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相并列, 降低了“社会文明”的逻辑层次。从逻辑上来讲, 要把“生态文明”的地位提得更高一些,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这个问题, 明确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 这样, “生态文明”就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类型、新形态。

在四种文明形态中, 第一个文明形态是原始文明。在原始文明时期 (远古时代) , 神话自然观占据支配地位, 它把自然神化;人对自然的态度是恐惧、敬畏, 崇尚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自然文化, 即混沌的原始文化 (这和摩尔根所讲的文明进化论有些区别) 。第二个文明形态就是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 (古代社会) , 有机论自然观占据支配地位, 它把自然人化;人对自然的态度是依附、顺从, 崇尚人与自然自觉亲和的人文文化, 即经验的农业文化。第三种形态是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时期 (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社会) , 征服论自然观占据支配地位, 它把自然物化;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征服、利用, 崇尚人与自然分裂对立的科技文化, 即理性的工业文化。

迄今为止, 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实质上就是科技文明。在工业文明或科技文明时代,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是以机械的征服论自然观为出发点、以科技理性主义为特征、以满足人类需要的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换言之, 工业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简单地说, 就是理性至上、科技万能、个体中心、文明进步。这既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因而受到了《启蒙辩证法》猛烈的批评。笔者以为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 当然不是完全否定, 应该是批判性反思。因为这些观念导致了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离, 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 导致了生态危机。由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与工业文明发展形态的种种弊端, 人们要求改变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走向新的文明, 那么这种新的文明模式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就是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时期, 和谐论的自然观占据支配地位, 它把自然拟人化, 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这个生态文明观受到了生态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欧洲绿党以及联合国等组织的追捧。生态文明是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

第三, “生态治理” (ecological governance) 是通往生态文明的“消极”之路。一是要处理好生态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二是要处理好生态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三是处理好生态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于“国家治理” (national governance) 的概念、特征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七大内容”3, 大家可以参考陶希东的一篇文章。在这里, 只提醒大家注意生态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 不但要实施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 还要实现生态治理。生态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靠的是国家机构和政府组织, 比如说新组建的生态环保部。

“社会治理” (social governance) 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合作、责任共担等方式, 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生态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主要是通过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话、协商、合作等方式对生态问题实施治理。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 不仅要建立社区治理体系、乡村治理体系、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等等, 还要建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就是说, 在社会治理层面上, 生态治理主体除了国家机构、政府组织之外, 还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非政府组织, 等等。

“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 的概念出现在1990年, 最早由德国政治家勃兰特提出的。生态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念”中, 生态治理也许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 (当然, 也存在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全球治理过程中, 要体现中国智慧、拿出中国方案。

之所以说生态治理是通往生态文明之“消极路径”, 是因为对“生态治理”既可以做“积极的”解读即事前预防, 也可以做“消极的”解读即事后治理,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事后治理”。如果“生态治理”停留在“环境保护”层面上, 尤其是停留在“谁污染谁治理”层面上, 那么只能说, 生态治理是通往生态文明之“消极路径”。当然, 如果“生态治理”超越了“谁污染谁治理”层面, 甚至超越了“环境保护”层面, 即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那么就可以说, 绿色发展是通往生态文明之“积极路径”。

第四, 绿色发展是通过生态文明的“积极”路径。关于生态文明危机的根源, 有人说是资本扩张逻辑, 有人说是科技进步逻辑, 有人说是消费主义逻辑。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综合的———既有社会制度方面原因、科技应用方面原因, 也有文化观念方面原因, 但笔者认为, 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工业文明发展形态以及背后的征服论自然观。

生态危机作为生态系统的失衡状态, 是由人与自然关系破裂引起的, 而人与自然关系破裂又是征服论自然观导致的, 甚至可以说, 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模式或科技文明模式的危机, 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 在一定意义上,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 它意味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只有解决生态危机才能走向生态文明, 而和谐发展或绿色发展就是通往生态文明之“积极路径”。所谓和谐发展, 就是要重新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态度既不是盲目膜拜、消极顺从, 也不是肆意征服、无限利用, 而是尊重爱护、和谐共生。这就意味着, 我们应该向自然妥协, 因为“人定胜天”是不可能的, 人对自然的改造、支配、控制、利用应该有一个限度。因而, 必须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做自然的伙伴、朋友, 而不是仆人或主人。笔者认为, 人向自然妥协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才能解决生态危机, 才能走向生态文明。

实际上, 和谐发展也就是绿色发展。所谓绿色发展, 就是指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作为新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目标的文明发展之路, 简言之, 就是绿色生产方式、绿色消费方式、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发展要有新观念、新体制、新措施, 总之, 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建设一个生态安全、生态宜居的美丽中国;努力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构建一个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美丽世界。

注释

1 P.巴格比 (Philip Bagby, 1918—1958) , 美国比较文明理论家。

2 在该“决定”中, 24处提到“治理”, 包括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公司治理、环境治理等;在“十九大报告”中, 不仅提到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军队政治生态治理、基层党组织治理等还提到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生态治理等。

3 在这里, 笔者将“国家治理体系的五大内容” (详见陶希东《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五大内容》, 载《学习时报》2013年12月30日) 修改为“七大内容”, 增加了“治理结构体系”和“治理目标体系”, 并将陶文中的“治理结构体系”改称为“治理主体体系”。“七大内容”即: (1) 治理结构体系——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 (2) 治理主体体系——政党、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各类媒体; (3) 治理功能体系——动员、组织、监管、服务、配置; (4) 治理制度体系——法制、激励、协作; (5) 治理方法体系——法律、行政、经济、道德、教育、协商: (6) 治理运行体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互动; (7) 治理目标体系——法制化、民主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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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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