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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的缺陷及其纠补
2017-10-12 21:08:33 来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作者:张劲松 汤雅茹 【 】 浏览:600次 评论:0

摘要: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由其主导的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政府和企业合作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既有利于发挥政府的服务优势,也有利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过于强化,而企业主体意识又显缺失,两方面的原因阻碍了共治体制形成。因此,促进政府与企业共治体制的形成要正确定位政府主体角色,培育企业主体意识,然后通过政企互动重塑生态治理共治的监督体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快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因此付出了高昂代价,这迫使中国放缓了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的“增长率”。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问题不再是简单的环境保护,而被提到了战略决策的高度。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在生态治理问题中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然而,我国对于如何治理生态,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阶段。当前生态治理普遍采用的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企业服从政府,这种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虽然有着一定的成效,推行起来也较为容易,但存在着难以解决的体制性缺陷,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共治体制,从根源上解决现有体制的不足。

一、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的局限性

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型生态治理的体制,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政府治理结构、市场机制方面存在着暂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一)文明范式转变的局限

“文明范式,是指某一社会形态所赖以运行的基本的发展模式、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等的有机构成体系,它规定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基调、内涵和趋向,具有广泛的公认性、整体性和范导性。”[1]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也就是不同文明范式的演进。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依托技术的发展,以严重扼杀生态环境为基础的。“新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正趋于这样的共识:以地球上 20%的人们,消耗地球 80%的自然资源、65%的电力、46%的肉类、85%的金属品和化学品并产生占全球总量70%的二氧化碳,那种欧美文明发展模式,早已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早已到了以旧文明范型求人类全球性‘生存’而不得,必须转型为共谋“优存”的新文明范型的时候了。”[2]

中国现有的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业文明范式,无法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进行破坏,并无法解决其自身结构性的矛盾。因为,在这种工业文明范式下,企业被动地听命于政府的指令,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而生态治理需要企业自主地自觉地参与并约束自己的行为,时刻承担企业的“生态责任”。“‘环境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结构性特征。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正因如此,政府依靠工业文明是无法彻底解决其本身结构性矛盾的,出路是:在政府主导下,‘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然之路’。”[3]

(二)政府治理结构的局限

首先,现代社会的治理需要的是政府与企业协同的合作方式,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与现代治理方式相悖。中国正处于转型之中,因此政府需要随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调整它的治理结构,以达到社会的要求。“生态治理同样需要重新设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公民与社会之间的权力———权利再配置。”[4]然而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是一种主从关系式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拖垮了政府(因财力不足),拖累了企业(因动力不足)。

其次,现代社会的治理需要的是整体与局部协同的合作方式,现行的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易导致中央与地方利益分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适应社会发展,中央不断下放地方管理权限,1994 年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其主体内容是建立中央与地方相对独立的税收征管。财政分权硬化了预算约束,地方政府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剩余索取者”,而晋升锦标赛也推动了地方政府追求以 GDP 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这些情况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主体。在生态治理中,中央政府代表的是国家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需要从全局角度考虑,更注重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地方政府所代表的是地方局部利益,具有局部性、区域性。“地方政府往往囿于自身利益,对生态治理采取‘不作为’态度,或是寄希望于‘搭便车’,即不想付出治理成本,却坐享治理绩效,其结果必然是生态治理失灵。”[5]

最后,现代社会的治理需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协同的合作方式,现行的政府主导企业形式的生态治理体制易导致制订市场规则的政府打破市场规则的局面。我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也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依据,基于“经济人”假设和“特殊利益集团为谋求政府保护,逃避市场竞争,实现高额垄断利润,往往进行各种寻租活动,于是便会产生政府的寻租行为。”[6]寻租活动给地方官员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诱惑,地方官员发现重工企业给自身的政绩、经济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往往会自愿充当这些企业的“保护伞”。制订市场规则者,往往同时充当了打破规则者。缺乏市场运转规则,则生态治理就无规范可言。

(三)市场运作方式的局限

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的市场运作方式,无法完全适用于生态治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有: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这三者是一个相互循环,相互制约的运动过程。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它需要由政府来提供。政府必须对社会所有成员供给同等数量的物品,而公共物品的另一个特殊属性就是其外部性:“当一个人的消费或者企业的生产活动对另一个人的效用或另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产生一种原非本意的影响。”[7]因此,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和公共性都无法形成具体的市场价格。生态环境的这种公共性及外部性对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提出了挑战,企业在政府的主导下参与生态治理中来,其参与主要在政府的压力下进行,政府以其强制力迫使企业参与生态治理,这并非由市场机制引发,所以企业的参与取决于政府的压力。政府压力大,则企业参与程度深;相反,政府压力小,则企业参与程度小,或仅在表面上应付。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未形成可竞争性的企业参与形式。可竞争市场理论假设在生态治理体制中也无法成立,生态治理的市场并非完全按市场配置,导致了配置治理生态的企业资源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

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无法形成市场机制,它阻碍了生态治理集体行动的形成。生态治理不像商品一样能形成市场竞争机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曾说过:“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被排除在分享由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选择作一个搭便车者。如果所有的参与人都选择搭便车,就不会产生集体利益。” [8]生态环境因为它的公共性,无法向一部分人提供消费,而阻止另外一部分人不消费。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不仅不能产生市场竞争,还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因为,这种体制并不排他,政府以大局为重任,以整体为目标,政府主导下的治理体制与企业自主参与生态治理的逻辑不完全一致,企业的参与更多地要考虑回报,尤其是利润的回报。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往往忽视企业的回报,它注重要求企业承担生态治理的责任。

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也不利于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商品在市场中的价格是根据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的,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使企业无法遵循“等价”、“公平”的原则。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相对较差,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机制,这些地区获得了次发达地区的良好的支持(资源和能源输出为标志),因此次发达地区应该获得相应的补偿。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更注重企业向本地投入资本建设良好的生态,而不引导企业向次发达地区投入生态治理。次发达地区作出巨大贡献,却没有从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市场体制机制在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过程中失灵。

二、政府与企业共治型生态治理体制的优势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市场和政府有着明确的分工:政府解决公平问题,市场解决效率问题。因此,生态环境问题仅仅单一地依靠政府力量或者是单靠市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形成政府与企业共治型的生态治理体制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政府与企业共治的体制也是我国转型期生态治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有利于发挥政府的服务优势

首先,党中央在十六大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强调要创建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一目标指出,政府职能发挥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哈登特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中提出了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生态治理过程中采取政府与企业共治型体制,政府的服务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在治理中担当掌舵的角色,更多地应该和企业一起寻找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鼓励企业科研创新,减少污染物的产出。

其次,政府与企业共治型生态治理体制有利于政府在全社会中树立公共利益的观念。生态环境的好坏并非政府单方面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企业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不仅确保政府提出的生态治理方案的公平公正,还可以确保企业在生态治理中的责任感,使公共利益处于主导地位,真正确保生态环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树立公共利益、共同利益,它需要政府利用现有体制在全社会进行宣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落实。企业和社会能否真正树立绿色理念,这需要服务型政府去主动发挥服务优势,在全社会强力推行。

最后,政府和企业共同治理生态问题,有利于地方政府行政官员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服务的优势。在原有的治理体制中,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利”驱动容易产生寻租行为,而在政府和企业共同治理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将失去寻租对象,无法实现寻租行为。同时也会让地方政府官员认识到,他们只是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并非主宰者,这样可以有效地改变地方官员的关注焦点,主动采取措施促进生态公共利益,并运用服务职能充分发挥自身工作的优势。

(二)有利于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

无论是小型企业,还是大型跨国公司都需要拥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因为,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让更多的熟练工人长留在企业工作,可以吸引更优质的人力资源,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加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企业有着主动承担保护生态的社会责任和建立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

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 [9]企业是生态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治理生态问题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政府与企业共治型生态治理体制中,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在其生产的全过程中贯穿绿色理念。相对于政府主导企业型体制而言,共治体制能有效发挥企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政府倡导、企业主动承担责任的共治体制中,资源和能源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环保形象,还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因此政府与企业共治型生态治理体制是生态问题得到很好解决的有力保障。

三、阻碍政府与企业共治型生态治理体制形成的因素

政府与企业共治型生态治理体制优于政府主导企业型体制,但是,这种共治体制在当前受到来自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各种因素的影响并未形成,分析影响共治体制形成的因素是创制共治体制的前提条件。

(一)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的强化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在职能转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有着一定的缺陷,在生态治理中尤其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环境政策供给职能缺位现象严重。在环境治理问题上,中国关于环境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覆盖面不够广泛,在法律法规的落实过程中也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提出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并且在他们的环境立法体系中将科学技术标准纳入其中。甚至政府“主观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或者说‘超道德’必然陷入‘现象解释现象’的认知怪圈当中,引致行为的‘失据’和‘失序’。”[10] 我国重视和进行生态治理的时间并不长,提出和建设生态文明还是近十年内的事。至于如何进行生态治理,中国无法复制西方的经验,从政府方面来看,一切工作都在摸索中,环境政策供给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需要,也在所难免。在强政府的大背景下,生态治理工作在早期可以选择的方式就是政府主导企业型。对于政府来说,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可以更快地上手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能更有效地发挥自己手上的职权推进生态治理。但是,政府强势地主导企业,不利于生态治理的深入推进。因为,生态治理仅靠政府单方行动,是难以从根源上清除生态破坏源的。生态治理需要政府放下“身段”与全社会合作共治,政府应该提供完备的环境政策,以政策促进多元主体共治体制的形成。

其次,政府生态治理机制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就一直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而在生态治理上的付出相对较少。更因为生态治理是一项需要巨额投资、回报率却很小的工作。长期以来,“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出发点还是以当前利益为主,对长远利益的考虑也是在当前利益有保障的前提下,或者在当前利益无法获得,而不得不进行生态治理时,才迫于压力,进行一次性的投资。”[5] 由此可见,我国当前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机制是存在问题的。“如美国为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森林养护机制、土地休耕计划等;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如欧洲生态产品认证计划;社会组织推动的生态补偿机制,如民间自然保护组织购买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进行保护等。很多国家还建立了国家公园建设制度。”[5]而我国在生态治理机制设计方面还远不如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完善,尤其是生态补偿机制覆盖面还不够广泛。作为生态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府,虽然在国家治理中表现强势,但是这种强势主要表现在发展经济上,而没有强势地进行生态治理。政府越强势,而政府在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中则会显示为弱势,只有当政府强势地将工作重点放在生态治理上时,才会将生态治理体制转化为强势,显然,当前的生态治理体制还做不到这点。

最后,政府生态治理手段相对单一、落后。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是治理的核心主体,它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不同于商业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完全是依靠中央根据编制预算拨款而获得经费来治理生态问题。这种中央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的强化,导致地方政府没有“自利”驱动来积极治理。而因为地域差异存在,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在各个地方表现不一,中央也难以做到因地制宜,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更加便捷。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中央采用的部分治理模式并不完全符合各地实际情况,而地方政府又相应地缺乏内在动力,在内部少动力、外部无制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体制往往出现许多“不作为”的放任现象。中央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的强化,并不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生态治理,更不利于形成政府与企业共治理型生态治理体制。

(二)企业生态治理主体意识的缺失

一方面,企业环境治理责任感的缺失。企业是最大的环境污染主体,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漠视自身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一些企业漠视环境的相关法规,随意排放污染物,给自然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些行为都体现出一些企业在生态治理中缺乏责任,企业的这些不负责的行为,毫无例外地激起了民愤,影响了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近年来,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开始反思企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地唤起生态责任意识。但是,在利润优先的原则下,主动承担生态责任的企业仍然较少,企业生态治理主体意识缺失仍然很严重,共治体制受到了来自企业方面的发展阻碍。

另一方面,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不到位。国际生态治理成功的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生态治理中除了依靠政府主导力量,企业也要参与治理,比如企业在治理中除了需要有较强的责任和道德意识外,还需要政府采取严格的监督体制。在我国,由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企业的一些致污项目和随意排污行为并没有得到有力的监管,相反,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招商引资,达到政绩目标,本应该作为监管主体的政府竟然大力引进污染严重的企业,对企业产生的污染不闻不问,对于民众对企业进行惩处的诉求,政府选择性忽略,甚至政府对有关职能部门下“保证经济发展”的命令,要求包庇企业的违规行为,为那些破坏环境严重的企业项目开绿灯。正是因为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不到位,一些污染企业就会在全国各地寻找“空子”,哪个地方环境监管不严,就到哪个地区去设厂,将污染转移到监管存在“空子”的地区。这种缺失生态治理主体意识的企业不在少数,他们是当前生态污染的重要来源,而他们逃避生态治理监管的行为,是导致共治体制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

四、政府和企业共治型生态治理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途径

(一)地方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的正确定位

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主导者,相对于有缺陷的市场机制和组织能力较弱的公民个人,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利益机构,在现代生态治理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从不同的利益视角出发,基于不同的利益结构,对生态治理政策的选择有着不同的行动偏好。“所谓行动偏好是指在制度体系和行为结构的变迁中相关个体具有明确的利益偏好,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所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制度体系和行为结构变迁中的当事人均应满足这一条件’。”[10]这一偏好,为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不作为”的行为做了注脚。造成这种利益冲突的原因,是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考核主要以获取经济发展速度为尺度。因此,正确定位地方政府生态治理主体的角色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中央向地方规定明确的生态治理目标。这关乎社会、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可以让地方政府不再受经济利益影响,让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具备足够决心和信心。当地方政府具有了明确的生态治理目标,那么地方政府必然会与企业进行合作、协同,以共同完成中央政府交付的生态治理目标。现行的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目标的,地方政府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如何治理生态由政府说了算,这种体制不具备外在压力,也不考量地方生态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中央向地方规定明确的生态治理目标,将促使地方政府必须努力完成,而完成任务不能缺少企业的积极主动的参与,仅靠地方政府主导强制企业去从事生态治理工作是无法实现目标的。

其次,中央将生态治理的成绩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体系中,以增强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行动能力。“经济学者周黎安指出:‘现存理论主要将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代理人,面临经济和财政激励,忽略他们作为政治代理人的特征( 关心权力、职位和晋升),如官场和权力的竞争’。因此,他更倾向于将同一层级的地方官员相对于上级政府而进行的竞争称为‘政治晋升博弈’,或者说是‘政治锦标赛’(political tournaments)”。[5] 当前,我国政府正在实行的离任生态审计工作,就是要地方政府官员明确自己的角色,正确定位自己的职能。生态治理的绩效考核制度越是完善,越能让地方政府官员到当地企业去做工作,鼓励企业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配合政府共同完成考核指标,政府与企业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就有望形成。

最后,中央需要加强对地方生态治理“无为”的惩罚力度。当地方官员以地方经济利益为重而牺牲生态环境时,尤其是引进企业不严格执行环境标准时,上级政府往往会出于自身政绩和任期变量考虑,默许这一行为。面对这种现象,必须严厉惩处政府在任官员的不作为行为,对于政府放任企业污染的行为,绝不姑息。因此,领导干部离任生态审计需要深入进行,尤其是上任和离任时生态标准需要向社会公示,让社会予以全方位的监督。当地方政府官员能够依生态标准进行生态治理时,他们就必然会与企业进行充分的合作和协调,会做到共同治理生态。一般来说,压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强。中央的处罚力度越大,生态审计的标准越严,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越容易形成。

(二)现代企业生态治理主体意识的培育

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的形成,不仅需要企业自身成为生态治理主体,还要让公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潜在的企业经营者)认同自身也是生态治理的主体。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扶持企业成为生态企业来促进企业生态主体意愿的培育;而企业的生态主体地位形成后,对公众中那些潜在的企业经营者来说,能起到示范作用。政府、企业和公众若能在生态治理上形成共识并采取共同的行动,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就形成了。

1.政府通过鼓励扶持生态企业发展,促进企业生态治理主体意愿的培育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消耗了大量生态资源。企业在生产中实现环境资源的节约,节能减排,进行技术创新,研发清洁能源并应用于生产中,这是企业降低运行成本的一种方式,也是企业成为绿色环保的生态企业的重要表现。生态企业是以绿色可循环发展为主要战略,这种战略不仅适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正因如此,政府应通过鼓励和扶持企业成为生态企业来促进企业生态治理主体意愿的培育,它符合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意愿。

生态治理已然是全球问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认同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现代化理念来治理国家。企业是生态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应鼓励和扶持企业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努力引导企业转型成为生态企业。政府应鼓励企业将生态可循环理念融入到经营中,应鼓励和扶持企业在实现商业目标的同时实现生态目标。这就是良性的政府和企业相互促进的共治体制。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主要负责指挥和控制战略,促进企业生态治理主体意愿的培育。

2.企业通过实现生态治理商业化,促进民众生态治理主体意愿的培育

生态治理工作之所以难以全面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是因为这种工作投入大、产出少,且极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如果生态治理实现了商业化,企业或民众能从生态治理中获取收益,那么生态治理就变成了企业和公众共同积极参与的工作了。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治理的作用,比政府主导强制企业和公众从事生态治理更有效。若实现了企业通过生态治理的商业化,从中获益,那么企业就能引导潜在的企业经营者———公众进入生态治理领域。由此可见,通过企业实现生态治理商业化,可以培育民众的生态治理意愿。

事实上,生态治理商业化并非那么困难,它可以通过政府设计合理的商业规则引导企业参与生态治理来实现。国内、国外都有这方面成功的事例。比如,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生态农业园、生态工业园都以绿色产业发展的形式成就了“新农村”、“生态园”。同时,生态治理的商业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公众进入生态治理产业(商业),未来民众中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为生态治理做出贡献,民众生态治理主体意愿正在越来越快地得到培育。

(三)政企互动生态共治体制的监督重塑

1.建立中央与地方合作的环境监督巡查小组基于中央的权威性,可以建立由国家环保部领导的,从各级省市单位挑选的专业人才组成的环境监督巡查小组,对地方生态治理状况实地监督巡查。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地方政府施以压力,给予约束。

政府与企业共治型生态治理体制的形成,必须有一个严厉的外部监督机制作保障。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的一个主要弊端是,政府与企业在生态治理问题上容易产生“合谋”排污,且政府有时还会主动地为污染企业“排忧解难”。而外部监督体制的重塑,可以实现对地方政府的全面监督,迫使地方官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能要求,减少或者杜绝阳奉阴违行为。这种监督体制对出现问题的企业、地方政府都能及时有效地依法施以惩戒,不会因层层上报或者其他各种“保护”导致惩治效果不理想。这种监督体制不仅是中央以行动向地方政府、企业、公民表明要治理好生态问题的决心,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调动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参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增强各个主体在生态治理中的主人翁意识,保证生态治理的稳定有序持久有效的运行。有严厉的外部监督,也可以促进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的有效运行。

2.建立主体多元的监督系统

生态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过程,政府是生态治理的主导力量,基于它的权威性,在监督系统中也应该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政府治理中的局限性要求同为治理主体的企业和个人都应该参与到监督中,弥补政府监督的不足,促进监督系统更加完善和良好运行,保障生态治理的有效有序进行。

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的形成及这一体制的正常有效地运转都需要有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督系统。中国的公众对周边环境越来越不满意,表现出极度的关注,但苦于现有体制,常常是关注而不“出手”! 如何组织起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督系统是当前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形成的又一关键。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尤其是仍有精力参与社会监督的“老年”人力资源丰富,如果组织得力,将极大地推动生态治理共治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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