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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与: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的创新
2017-09-26 22:02:26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6期 作者:张劲松 【 】 浏览:3267次 评论:0


    摘要:政府生态治理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仍不能阻遏生态恶化的势头,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倡导全民参与生态治理来逆转地球生态的恶化。除非有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全民行动的生态治理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化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政府不得不推动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全民运动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愿景目标。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需要通过全民参与的机制目标来实现,机制创新关键就是创造几条极少的例外条件,比如,教化全民生态危机就是民族生存危机、动员全民拯救生态就是拯救子孙后代、激励全民治理生态就是保证生存条件等。在“例外”条件之下,全民参与还是可能的。


一、全民行动:生态治理过程中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生态治理,2013年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要加强宣传教育、创新活动形式,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义务植树”,“不可想象,没有 森林,地球和人类会是什么样子。全社会都要按照党十八大提出的美丽中国的要求,切实增强生态意识,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我国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

中国人一直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是资本主义腐朽性所造成的。但是,自从中国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以后,环境污染也在中国出现,且日益严重。这让中国人惊 醒、反思并认识到生态危机具有跨越地域性和不分阶级性地存在,增长的极限也同样威胁着中国。丹尼斯•米都斯在 《增长的极限》中的预言,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其一,未来的100年中将可能出现增长的极限;其二,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其 三“如果世界人民决心追求第二种结果,而不是第一种结果,他们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得愈快,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这种结论是如此深刻,而且为进一步研宄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以致我们十分坦率地承认己被这些必须完成的巨大任务所压倒”。

应对增长的极限“世界人民”必须立即采取生态治理行动,且这一行动越早采取越有希望,越晚采取则希望越渺茫。然而,自1972年《增长的极限》发表以来“世界人民”的全 民行动未能出现,当然各国政府及许多社会组织的确采取了许多有益的行动来治理生态。中国政府采取的生态治理行动,被世人瞩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认识到 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不可取,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同时治理生态。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生态治理的政策和措施,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作为治理的重大方略;党的十八大更是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中国全民生态 治理行动,已然掀起。

走工业化道路,增长出现极限,自然生态受污染,政府生态治理,采取全民行动,这己经形成一个连续链,这个链的终点依赖全民行动来治理生态,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麓,这一现状让人惊愕地发现,依靠全民行动来治理生态危机,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可能性定理恰恰是科学的基础,只有尊重不可能性定理,才能使我们避免在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事情上浪费资源。因此,生态治理过程中必须尊重这种不可能性。

除非有外在的制度创新,依靠全民行动来治理生态,在现代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民要求经济增长,要求执政党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而依赖经济不断增长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学家们就特别关注这个不 可能性“世界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不以贫穷及环境退化为代价。换句话说,可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这个解释是从地球物质层面这个大系统来说的“在物质层面上,经济是整 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而地球生态系统是有限、非增长的,在物质上是封闭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它将从整个生态系统的母体中吸收越来越多的部分,并且将达到100%的极限如果以前没有达到这极限的话)。因此,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要求经济不仅要永远增长,还得永远加速增长,这就是毫无逻辑的空洞口号。全民要求经济不断增长,这一行为的代价必定是环境退化,从而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全民生态治理的自觉行动,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相反,全民放任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历史长河中俯拾皆是。历史上,有一些古文明的消失,不是因为这些文明不够先进,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这些文明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之后,对自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以致于周边环境无法支撑文明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生态经历人为不断破坏之后,最后导致文明的崩溃。 古两河流域文明如此,古埃及文明亦如此。人类并非没有认识到破坏环境会影响人类生存,也并非这些文明不想治理生态,最主要的原因是全民生态治理行动,实在难以自觉地进行。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公地悲剧’:‘在这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所有人们争先恐后追求 的结果最终是崩溃。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人类的理性行为,导致全民共同行动起来治理生态变成几乎不具有可能性。

最后,生态治理全民行动的不可能性,有时是因为各种灾难性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社会之所以不去采取共同行动 解决已经察觉到的生态问题,是因为某些人能从中获利,而这些人又往往是一个社会中有重大影响力的自私国王、酋长和政客,他们往往会成为社会崩溃的罪魁祸首。即使这些人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生态破坏会影响所有人的利益,他们仍然会采取非理性行为“当个体心中的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常常会产生这种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件坏事有利于我们紧紧依附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因为,某些行为与人类行为的现存“价值观”冲突,全民生态治理的行动不仅不会发生,甚至会产生“全民”破坏生态的行动。如1958年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伐树炼钢,就是在当时党和国家提出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的价值指引下发生的。生态治理全民行动的不可能性,也可以用心理学家常用的“沉淀成本”理论来解释:在现有的价值观体系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前期投入,那怕行为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破坏,也要 继续投入下去,否则前期投入就成了 “沉淀成本”,无法取得预期的收益,即使错也要一错到底。这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出现,我们明知道某些行为会破坏生态,但就是无法形成全民共同行动,有些总会“固执”地错下去。

二、全民教化:生态治理过程中一个政府不得不推动的目标

尽管全民参与生态治理的的行动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全面参与生态治理的行动却是那么重要且不可或缺。因此,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的创新就包含必须教化全民积极 地参与生态治理。保护生态、治理生态任务艰巨,仅靠政府单方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生态治理的管理体制创新需要利用全民的力量,教化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政府不得不推动的一个重要目标。

(一)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主体力量单薄,需要全民教化

从人类的环境史上看,人类与自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是人口过多导致森林和牧场的过度使用,“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它对许多人来说是从古至今的全部世界史和 环境史的核心。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效应由于生态学的加盟,构成了完整的恶性循环”。二是饥饿和对资源的疯狂竞争,它“使得一个持久和有储备的经济方式成为不可能。当前的需要战胜了未来,眼前的个人利益战胜了长久的共同生存利益,森林牧场战胜了森林。牧场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游牧和半游牧的经济形式,并且使农田不再肥沃”。

解决人类与自然所形成的恶性循环,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生态治理责任。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对环境恶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许多必不可少的管理措施。习近平指出: “要清醒地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 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人要生存,生存是根本性的。当前政府对生态治理重要性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是全民性的人口增长,解决贫困与疯狂开采资源,这些难题却不是用现代政府生态治理管 理体制就能单方面解决的。对于全民来说,不断发展是发自内心的需求。因此,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生态治理管理体制, 重新考量经济增长的功效总是必要的,通过提高现存物质存量的效率来发展经济,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无情的热力学定律又告诉我们,不存在完美的物质与能源循环,因此,未来不会存在长期繁荣持续增长的状态。或迟或早,最好早一些,世界经济会实现理性、有序的智力圈,在那里,经济的特征是发展,而不是增长。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教化全民,让所有人都清醒看到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更是不可行的。政府要以创新的方式方法,引导全民发展全新的经济形式。

同时,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还需要做到,当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时,教化全民投身于生态治理的体制创新中来,尤其需要全民创新生产和生活方式“当市场不完善时,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遭到浪费,资源分配丧失效率—个社会要繁荣,政府与经济制度就必须公平,必须创造促使绝大多数人进行投资和创新的激励机制“国家间对比数据的基本规律以及历史记述都表明,那些走上促进持续繁荣的制度化道路国家,是因为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平衡的公平度 增加,才走上了这种制度化道路”。当政府单方面的力量不足以治理生态时,只有教化全民,引导全民创新体制,才能走上保护生态、实现持续繁荣之路。

(二)社会生态治理参与管理力量分散,需要全民教化

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结论:如果人类不立即采取行动治理生态,生态恶化后将出现不可逆转的状况,自然将毁灭于我们今天的不行动。但是,我们又靠什么力量才能让社会采取共同的集体行动呢?人类在同自然界打交道的时候,最有效的不是技术或装备,而是人类的精神力量“如果人类没有想象力,没有创新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自控能力,没有这些为开发有利于人类的某些地理潜能所要求的精神,那么再好的技术本身也不能使人类完成这项工作。就人类而言,决定的要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 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整个大自然的挑 战进行迎战的精神”。

迎战大自然恶化的挑战,靠的是人类的精神力量。从全社会上看,一些社会组织(包括企业)和个人能自觉地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但若要让全社会都参与生态治理的管理体制中来,却几乎不可能。这是因为人类精神力量中一些负面的因素影响,从整体上看,社会组织可能不会选择集体行动。奥尔森分析说“在一个真正的大集团中,每个人只会分领到从集体行动中得到好处的微小部分。这个微小的所得不会刺激大集团中的个人采取自愿的与集团利益相一致的行动”。更何况中国有意愿从事生态治理的集体是如此分散,强制力量又不足的前提下呢?奥尔森还进一步分析,那就是即使出现了“科斯定理”即:交易成本为零时,个人理性可以通过集体理性)的条件,大集团成员的集体行动 仍然不可能,因为“当一个集团足够大的时候,其成员将没有任何激励因素驱动他们进行使科斯谈判成功的成本高昂的谈判与战略互动。因为所有理性的人都会不断努力进入搭便车联盟的次集团中,对他们来说这样可以得到最大的收益”。

参与生态治理的社会力量,因过于分散,选择性的激励措施只有政府才有可能去推行。当前,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中需要用教化全民的方式,以解决社会治理力量过于分散而无法形成有效治理行为的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奥尔森分析后的结论是: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 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范的分工、交换等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

在中国,政府和社会都认识到人类生活存在着个悲剧性的原理:工业化生产毁灭生态容易,创造与恢复生态难。 政府没有太多的机会去选择,也无法逃避立即采取生态治理行动。全民教化,让更多的人和社会立即参与到生态治理中来。这是政府必须做到的一项紧迫的工作,正如习近平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在生态危机威胁着我们的生活和生存时,全民行动,全民接受生态治理的教化,都是当前急迫的任务。

三、全民推动: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的愿景目标

当政府生态治理成效不尽如人意,生态仍然在恶化的前提下,政府也想跳出现行的生态治理管理体制窠臼时,体制创新的余地实在不多,全民推动生态治理就是少有可行的创新制度方向,全民推动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愿景目标。

政府无疑是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的核心行动者,但是政府单方不足以承担起生态治理的重任。若能实现全民都来推动的生态治理,这无疑最能达到政府愿景目标。像世界 上发达国家经历过的生态危机一样,工业化所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同样不可避免地重复着工业时代给其他发达国家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副作用,因此“现实传递给我们一 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只有采用一种超越机器思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才有可能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全民都认识到生态治理重要性的时期,而且生态治理的技术条件也日益成熟。甚至汤因比都认为,现代西方的工业革命为大一统的中国指出比较美好的前景“现代技术伴随着出生率以及死亡率的刻意降低,可能会给未来的世界国家的财政带来闻无未闻的好处。未来的世界国家,不再向穷人和呆滞的农民经济征收难以忍受的赋税,而是依靠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科技的应用,有能力对根本改变其传统的新石器时代的农民生活提供资助。” 当然,即便在这个最有利的时期,我们仍然要确立除政府之外的生态治理最有效最广大的行动主体——全民。

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时期“即使是最有利的时机,由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转变也不可能不间断地完成,但也正是在这断裂的时刻,我们更有必要去 留意对主体的诉求,更有必要去思考那作为文化创新和社会冲突的结果,而非规定行动与意识的社会情境。” 今天全民推动生态治理将被行动者意识到自身在历史中起着逆转生态恶化的重要作用,作为全民中的单个的个人,他们 作用于社会和历史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社会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的,而由个人行动出现的全社会推动,可以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当生态日益危及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时, “明天,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协商会建立起来,而我们目前所处的时刻,不只是一个过往解体和全面感受到危机的时 刻,也是一个召回主体、质疑所有社会组织形式和要求创新性自由的时刻。

今日,全民推动生态治理,政府寄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取得单一的政府治理无法达到的目标,生态治理“局部有效,整体失效”的局面,若没有全民参与,不可能逆转;公众则寄希望通过承担历史责任,让生态更美好,子孙能繁延“历史责任感并是不是激励自然环境保护者努力的唯一原因,关注对安静、恬淡的自然美景的保护也一直是强有力的动因。此外,个人利益的动机也常常十分明显,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试图保护自然美景的人们一直这样做,就是希望能和别人一起分享他们的快乐,并且通过融入美好的大自然来推动公众的健康。”

政府也不愿生态就此恶化下去,政府希望全民共同努力扭转不利的环境趋势。当前,扭转不利形势的条件是具备的,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郜若素所分析其国家的情景一样,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人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他们表示,愿意支付较高的商品和服务价值,而为减缓气候变化埋单。不管其他国家如何做,即使澳大利亚单独采取行动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中国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习近平强调“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我们要大力推动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独木不成林。”中国公众的态度也是同样坚决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雾霾、沙尘暴中,全国有许多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全民推动”,在全民教化的基础上, 全民选择过生态生活也是可能的。“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 成败的关键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尊崇,而哪些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摒弃,并寻找新的价值观。成功属于那些有勇气作出困难抉择的社会和个体,同时也需要运气才会赢得赌博。今日,对于环境问题,整个世界面临着类拟的抉择。”中国政府的愿景是全民行动起来参与生态治理,公众(全民也是不排斥生态治理的,但是“搭便车”的心理及其可能性的存在,当前全民推动并不理想。无论如何,减缓生态恶化的社会基础己经具备,全民推动生态治理也是可能的。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行动时间已然不多了,全民推动的生态治理势在必行。

四、全民参与:完善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的机制目标

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需要通过全民参与的机制目标来实现。在全民行动几乎不可行的前提下,管理体制的创新就是要找到看似不可行中的几条极少且严格的例外条件。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就是创造这几条极少的例外条件。

(一)教化全民生态危机就是民族生存危机

当中华民族处于生存危机中,全民行动救国救亡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教化全民国家处于生存危机之中,这是促使全民行动的最常见的“例外”条件。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中华民族处于生存危机中时,全民行动很容易形成。据《南方日报》载文《抗战期间侨胞捐款占 当时军费1/3》述‘裾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抗战期间的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占中国军费的1/3。另外,加上 其他途径的捐款捐物,华侨贡献共约国币50亿元。1938年9月,新加坡8000名人力车夫通过决议:每日每车捐资,每月每人再捐。当时的《星岛日报》(香港)报道称‘人力车夫是华侨社会的无产者,所得尚不足赡养家室。然而从祖国神圣抗战以来,爱国之殷,绝不后人,捐款购债,颇为努力’ ”。民族危机常常促进全民(包括海外华人)运动“华人华侨固然有巨商富人, 但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低层的劳苦阶层。在东南亚,他们多是小贩杂役;在欧美,他们多是厨师、洗衣工;在南美,他们多是农场苦力。这些华侨们在自己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却为中国和民族的安危,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上至巨商,下至贩夫,民族危亡意识能使全民运动起来,这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所在。

当前,政府生态治理体制创新应从民族生存危机上着眼,教化全民,中国民族又到了一个新的危亡时期。生态危机看起来不见硝烟,可它实实在在地在危及民族的生存。一 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工业化、城镇化之后,我们生存的条件已经越来越严峻,它的确让中华民族陷入了又一次的生存危机之中。中国反对对外扩张,但我们仍然依赖世界贸易,中国生态规模仍然在扩大,我们不仅严重依赖国内的资源,我们也严重依赖国际的资源,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难题。Daly认为“随着贸易扩张,区域的限制与规模越来越不相关,而全球限制与规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贸易可以减少任何一个区域超过可持续规模的可能性,但这同时也意识着,如果我们超过了区域的可持续规模,就更可能超过了地球这个整体的可持续规模。

国际、国内的生态及资源危机都己经来临,这场生存危机在不知不觉中临近我们,因为危机不像以往那样直接夺走我们的生命,也没有立即会让民族灭亡,所以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让严重的危机临近我们身边。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等待全民清醒,生态治理的机会不会太多,现在已经是非常急迫的时刻,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就需要在此时唤醒人们已经到了又一次民族危机之时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危机实实在在来临了,全民行动才有可能挽救这场危机。

(二)动员全民拯救生态就是拯救子孙后代

—些西方经济学家们建议,人类应学会克制对经济增长的欲望,退回到简单的人类生活中去,控制自己的消费,以节约资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包括了节约的内容,但是收效甚微。事实上“有多少人甚至包括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是否会准备接受这一忠告来面对现实呢(如果这将意味着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与物质享受的话)?不难想象,— 般公众仅仅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或者是出于担心后人对他们的评价而自愿节衣缩食”。联合国组织也一再强调要保护代际公平,指出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久的“这些国家的发展决策,由于其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能量,将会对全人类争取世世代代持久进步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如果今天的人们为了现在的发展而将资源和能源都耗尽了,那也就断了子孙的路。理智的人不应如此行动,但人的自利及其放任心理仍然促使人类向非理性的方面发展。这个结果政府也很清楚,只是仍然没有找到一条可行、创新的管理制度来治理生态。采取何种例外才能破局呢?从制度创新上动员全民,让“他”不是“他们”)明白拯

救生态就是拯救他的子孙后代。

在中国,受差序格局影响“他”会关心爱护他的子孙,这 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性。但一升到“他们”,他们也知道一定要爱护他们的子孙,结果并非总能如意。政府生态治 理管理体制的创新,可以从“他”着眼和着手,如果让“他”去干有利于“他”子孙的生态治理事项“他”肯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干。比如,如果能有地让“他”去植树,且非常确定地告 诉“他”,这些树“他”可以作为财产留给“他”的子孙。若真能这样,单个的中国人不用太多的激励,都会以植树行动支持生态治理。

让“他”去做既有利于生态治理,又能让“他”留下一笔可贵的财产给子孙的事,真的那么难吗?事实是否定的。我 们有许多荒山野岭,可以植树,但我们的政策却否认人们植 树后的产权。我们非常重视“集体”及其财产,却往往忽视个人及其财产。生态治理的制度创新并非真的那么难,往往由于人们的固有理念束缚了政策创新,而从产权制度创新上着眼,就可以在一定程序上鼓励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三)激励全民治理生态就是保证生存条件

让全民对看不见的臭氧层空洞以及远在太平洋的“厄尔尼诺”做出明确的行动,实在勉为其艰“毫无疑问,工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导致了对矿产资源的掠夺,但相对之下,人民 大众更容易对环境污染和失去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产生愤怒”。以看不见或远在天边的危机来激励全民参与,常常不能如愿。因为这些危机只能让一部分人清楚地认识到其危害到底有多大,绝大多数人更关注其身边的生态危机。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的创新,就应该从全民(公众的身边事着手,创新制度、改革机制,以之激励全民参与生态治理。

“保护公民有效地参与决策的政治体系’、“具有自身调 整能力的灵活管理体系”等,都是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 求“这些要求更多地体现在目标的性质上,应在国家和国际 发展行动中加以强调。重要的是追求这些目标时的真诚性和纠正偏离目标时的有效性。比如,对可持续发展规划 政策指导上的可再生资源的政策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对可再生资源应当这样开发利用:(1)采掘率不超过再生率;(2) 废物排放不超过当地环境的可更新吸收能力”。这就要求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达到平衡,实现这一平衡应该做到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用速度与可再生替代品生成速度保持一致,且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项目要与开发可再生替 代品的项目配套进行。所有这些理论上的阐述,无疑都是正确的,而“徒法不足以自行”,谁来实现这些原则呢?理论上讲,那是全民的责任,应由全民参与并实现这些理性目标。

从欧洲的环境史来看,欧洲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随着欧洲的城市增长和森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然当作被机械技术改变和操纵的自然来感受。卡洛琳•麦茜特认为“人们正在缓慢但不 可逆转地疏远直接的日常有机关系,而这种关系从洪荒时代 起就一直构成人类经验的基础。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是关 于社会组织理论和经验基础的改变,而社会组织曾是构成有机宇宙的必要组成部分。学术界“从人、自然、社会三者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异化消 费等因素对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影响,对制度、技术、消费进行批判”。中国学者亦认为,中国的环境史亦如此,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而几千年来的农业开垦,这个发源地的生存环境则越来越不太适合中国人生存。

从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方面来看,可以选择的例外机制应该从保证全民(尤其是个人的生存环境着眼。让全民参与自己生活的社区生态建设,让全民参与自己的乡村生态建设,让全民参与城市公共活动区域的生态建设。个体对自己身边的生态建设总是很有参与积极性的,政府要做好的制度创新是吸引个体参与进来,让他们的行动产生良好的社会行为后果。当然,如果制度创新能让参与者从中“获利”,那么机制创新就能让全民主动地参与进来。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是政府未来生态治理管理体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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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与;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全民行动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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