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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17-09-25 21:05:10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2016年第1期 作者:张劲松 【 】 浏览:4835次 评论:0

政府是生态治理理所当然的主体,生态治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指出: 党和政府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1]。中国政府有责任担当起生态治理乃至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在中国已形成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生态治理体系。然而,生态治理任务之艰巨,某个政府甚至某些国家都难以胜任,生态治理要有政府参与,但要去政府中心,形成全社会最广泛参与的多中心治理,这是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中心形成: 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治理主体地位的确立

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中心地位的形成,与其代表的国家利益或区域整体利益有关,全球生态治理需要中央政府出面代表国家进行行动,国内生态治理需要各级地方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主持生态治理。

() 全球生态治理过程中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中心

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后的风险越来越具有跨越地域性的特点,“旱灾、洪水和暴力风暴可以摧毁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整个区域。没有减缓的气候变化可能加剧所有这些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每一种都能够逆转发展收益,危及几代人的福利。……没有一个国家或代理机构可以有效地独立应对跨越国家疆界的风险”[2]。生态风险日益扩大且已经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全球生态治理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开展全球生态风险管理,展开全球生态治理的集体行动,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共同的生态政治活动。

管理全球生态风险成了全球公共产品。这种共同产品同样具有“搭便车”的特性,管理这类风险同样也具有全球性的福利。因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各国中央政府出面代表国家来参与治理的集体行动,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心非各国中央政府莫属,且只有各国中央政府才有能力承担起全球生态治理合作的责任。

全球生态治理首先要以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为中心,这个中心注定是以承担生态治理责任为主的中心,并不仅仅是生态治理模式( 包含与生态治理有关的国际贸易方式) 制订的“权力”或“权利”的中心。

导致地球生态危机首要责任者就是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在过去的四百年里,通过不断地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并不断地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和能源以壮大自己。四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运动,是造成整体地球环境恶化的主因。哪怕这些国家正在走向资源比较节约的“后工业社会”,他们仍然是生态危机的主要制造者。“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也始终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 和更加集约的工业化过程) ,所以也始终促使着环境在不断恶化。而且,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大量研发生产各种毫无价值的商品,鼓励各种废物的产生,只一年之内,工业国家年资源投入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就作为废物排入环境。”[3]发达国家没理由不充当承担全球生态治理责任主体的“中心”。

当然,也只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有能力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心,经过四百多年的工业化发展,发达国家已经具备了生态治理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后发展的国家以及一些极端落后的国家,不完全具备全球生态治理的能力。在当前的生态危机风险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跨越国界的生态危机( 如气候危机) ,那些跨越国界的影响全球以及全人类几代人的生态危机,不可能等到全球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参与生态治理时再来商谈治理,恐怕那时地球已经没有能力支撑人类的生存了。我们面临着严酷的选择: “要么摒弃阻挠把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建立更公正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目标的一切行为,要么面对自然后果,即迅速失控的生态与社会危机及其对人类和众多其他与我们共存物种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毁灭性的后果。”[4]事实上没有选择! 有可能承担起全球生态治理的发达国家,必须成为承担责任的中心,以其为中心形成全球各国中央政府参与的各国中心。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中央政府在国际上自觉地承担起了应有的生态治理责任。中国是全球生态治理的最为积极的参与国之一,中国常常单方面承担起生态治理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就曾郑重地承诺: “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5]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努力,中国常被一些西方学者看好,被认为可能是未来除西方国家之外的另一个生态治理中心。中国从未回避过自己应该承担的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随着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将越来越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生态治理责任。中国已经成为后发展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榜样,生态治理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所有国家不管自己有多大的能力,都有责任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并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

() 国内生态治理过程中代表区域的地方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中心

生态环境的区域性以及生态治理的跨域性,很难让地方政府自觉地承担起生态治理责任。生态治理投入巨大,但是其收益却是跨域性的,具有“搭便车”的属性。这就决定了,某些地方政府常常不愿投入更大的资金和精力用于生态治理。加之生态治理投入巨大而成效往往不能如人意,且生态治理的收效时间长,大量的投入需要在很长的时间后才能勉强看到收益,这往往与官员的任期短相冲突。地方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与难见成效的生态治理,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投入生态建设难以在其政绩考核中加分。

由此,代表区域的地方政府往往在投入生态治理方面的动力不足,在全国范围内,区域性的地方政府对生态治理难以主动进行。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代表区域利益的地方政府就不会采取生态治理的共同行动。如果条件具备,地方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中心,全方位的生态治理的合作也是可能的。

地方政府成为生态治理中心,主要包括两个前提条件。

条件之一: 区域生态治理具有潜在的利益。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愿意成为生态治理的中心需要有充足的理由,生态治理带来的潜在利益就是非常充分的理由。这种潜在收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财富效应。地方政府成为生态治理的中心,它代表地方利益,其生态治理的成就就是地方的成就,一个具有良好生态的地方,就是宜居的地方,也是适宜于投资的地方,生态良好预示着投资环境良好,更适合投资于房地产业、服务业。东部发达地区良好的生态,正是吸引大量的外来投资的重要原因; 二是改革效应,地方政府进行生态治理无不从产业转型升级上下工夫,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生态治理主要由政府有意识地引导产业改革和发展; 三是文化效应,以地方政府为中心的生态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它是现代先进的文明和文化,某一地方政府生态文明程度越高,更高层的政府及基层的公众对其认同度就高,上层与下层都拥护,正是许多地方政府及其领导人所愿。先进的生态文明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上级政府和公众的广泛认同) ,让更多的政府官员在任职期间的生态审计中频频“得分”。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一些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往往充当了生态治理的核心行动者,他们积极推动地方生态治理,创新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区域环境。

条件之二: 区域生态治理的产出高于投入。以环太湖地区的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生态治理的中心为例,国家环保部生态司环太湖生态建设的成效做过如下总结: “环太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在全国已经获得命名的11 个生态县( 市) 中,环太湖地区有7 个( 张家港市、常熟市、昆山市、江阴市、上海市闵行区、浙江省安吉县、太仓市) 。下一批即将公示的14 个生态县( 市) ,环太湖地区有7 个( 临安市、常州市武进区、金坛市、无锡宜兴市、滨湖区、锡山区、惠山区) 。在环保部批准的18 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中,环太湖地区有8 个( 张家港、安吉、闵行、常熟、昆山、江阴、太仓、无锡) 。”[6]正是因为,生态治理具有如此大的收益,环太湖各地方政府早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纷纷采取了生态建设,且成就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这样说,环太湖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热潮出现,它是各地方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自觉与不自觉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却说明了各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二、中心偏离: 生态治理任务的艰巨与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

政府是生态治理理所当然的中心,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中心。生态治理的任务极其艰巨,政府这个中心完成治理任务,实在勉为其难。现行单中心的政府生态治理,其成效显示出政府能力的严重不足。政府治理单中心的失重与偏离,说明了政府实在再难以独自承担起挽救地球生态的重任。

() 生态治理任务的艰巨促使政府生态治理中心的偏离

今天自然生态的日益恶化,令人类沮丧。而更令人类沮丧的是,今天自然生态的危机,不是由于人类不进步,而恰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结果。正如吉登斯所说: “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 riskprofile) 。我用风险景象这个特殊合成词,来描述以现代社会生活为特性的威胁与危机。”[7]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的两百年里,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就在欧洲奠定,“随着欧洲的城市增长和森林越来越遥远,随着沼泽被排干并把人工渠道组成的几何图案强加在地表风景上,随着巨大有力的水轮、高炉、吊车、锻炉和踏车越来越主宰工作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然当作被机械技术改变和操纵的自然来感受”[8]。欧洲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就是通过操纵自然为人类服务,人们通过缓慢又不可逆的方式疏远自然、控制自然,人类从洪荒时代起就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遭到破坏。

在最近的两百多年里,尤其是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人类活动让自然走向了终结。正如美国学者比尔·麦克基本所说: “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已经终结了自然,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欲求、习惯和期望。”[9]的确,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在最近的两百年里,空前高潮,我们追求美好生活,这本身没有错,只是人类在追求美好生活中导致了自然终结的严重后果。彼得·圣吉指出: “实现雄心勃勃又合情合理的物质发展的要求,正在驱使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空前增长的化石燃料消费———这提醒我们去考虑一个令人困扰的议题: 我们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总是紧密相连的。”[10]危机已经发生,自然正趋终结,人类又做了些什么呢? 当前,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我们采取了哪些行动,这些行动是否阻遏了生态危机。

事实证明,生态危机并没有因为各国政府的生态治理措施而逆转。当然,我们不应否认各国政府生态治理所取得的成绩。否认,既于事无补,也于人无益。每一个时代都会走向终结,不管它影响多么深远,从没有一个时代能够永久地存续下去。工业化时代因促使了自然的终结,最终工业时代也将终结。“正如铁器时代的终结,不是因为我们用光了铁; 工业时代的终结,也不会是因为继续工业扩张的机会逐渐消失。工业时代走向终结,是因为个人、公司和政府组织正在逐步认识到,工业时代的副作用是不具有可持续意义的。”[11]个人、公司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觉醒,正是推动工业时代终结的重要力量,也是促使以政府为中心的生态治理中心发生偏离的重要力量。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政府采取的生态治理措施,虽然有效,但仍不足以阻遏危机的扩大,这使人们认识到了源自工业化时代发展模式的深层问题,政府单中心生态治理解决不了工业化模式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而终结工业化发展模式,必须依赖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而任务的艰巨就在这里! 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是极难形成的,所有人和组织的共同努力,共同采取集体行动,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而我们却不得不去这么努力,没有共同的努力就看不到生态逆转的希望。我们知道生态治理中心既要逐步偏离政府,又需要依赖政府全面发动个人、社会组织真正行动起来,朝着恢复人类已然破坏的生态方向去努力。

() 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促使政府生态治理中心的偏离

比尔·麦克基本认为,自然已经走向终结,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结论上,“如果我们现在限制我们的人口、我们的物欲和我们的野心,或许自然能够在某一天恢复它独立的运行机制。或许气温可以在某一天会对它自己的趋势自行调整,雨水也可能会根据它自己的步调做出调整”[12]。我们也认识到阻遏生态危机需要从很多方面开始行动,如限制人口、削减消费、控制物欲,各国政府及一些有识之士也在不断地强调这些思想,很多政府还采取了许多有益的行动和政策措施,且效果不错,但终不能改变生态治理“局部有效、整体失效”的局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控制人口方面来看,很少有政府能像中国这样,采取强制的极为严厉的手段。严厉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人口增速得到了遏制,但是过度的人口控制也将让中国在未来过快地进入老年化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由于人口控制受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政府政策、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失去了控制。人口以几何级数地增长,而财富则为线性增长,当两者无法均衡时,生态支撑将达极限。人自身增长的控制,仅依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像中国政府那样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仍然不免有诸多超生,更不用说对人口鲜有控制的印度等国了,一些后发展国家,经济愈发展,支撑人口增长的能力愈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的可能性愈大,对自然的需求也就更大。增长的极限到来后,“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3]。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来说,明知这个结果将在未来某个时间发生,仍无力回天。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将严重依赖社会自觉起来控制人口增长,政府治理中心将逐步偏离,出现更多的中心。

从控制消费方面来看,政府以保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重要目标,这一目标与自然供养人类的能力有较大的冲突。“生态运动的目光旨在恢复曾被工业化和过量人口所打破了的自然的平衡。它强调我们需要生活在自然的循环之中,与永远进步、开发的线性思维相对立。它强调进步的代价、增长的极限、技术决策的缺陷以及自然资源之保护和回收的急迫性。”[14]满足人类的需求,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社会进步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这是人类的共识。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做呢? 一般来说,各国政府既不愿控制消费,也无力控制消费。因为控制了消费,就控制了需要,也就抑制了增长。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企业停工乃至破产,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就可能迫使执政的政党下台。所以,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依靠政府去控制人的欲求,实在不太“靠谱”。政府这个中心无法实现目标,就需要中心偏离,依赖社会、依赖制度的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消费的控制。

仅控制人口和消费这两个方面,政府能力就表现出严重的不足,更何况治理生态需要政府作为中心去完成的任务有千千万! 政府中心的偏离,已成为必然。如果人类与自然想继续存续下去的话,“消解中心主义,有机化的非等级形式,废物回收,包括更少污染的‘软’技术的简单生活风格,以及劳动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方法,是仅有的开始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共同体中能源和资源的未来分布,应该建立在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整合之上”[15]。人类若不想像今天这样继续下去,要找寻可持续发展之路,消解政府这个生态治理的单中心,是全社会必须立即做出的行动。

三、去中心化: 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取向和实现途径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表明,政府生态治理虽有成效,却未能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政府生态治理现代化需要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制度创新和方式创新。单中心的政府生态治理已经不足以担当生态治理重任,政府在担当生态治理责任主体的同时,还要推进社会多中心的形成,全社会共同治理是必然选择。

() 政府去中心: 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取向

生态治理需要政府承担责任,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中心( 核心) 。生态治理的责任,政府不能推卸! 然而,从治理成效来看,仅有政府生态治理这个单一中心,无法逆转生态危机,因此,还需要政府在治理能力上再进一步,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从治理行动上采取去中心方式,推动更多的人和组织共同参与生态治理。

首先,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去西方政府中心。吉登斯指出,“在工业化社会中,某种程度上在整个世界中,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它摆脱了传统中的稳定关系的支撑,而且,也丧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显得如此固定的( 对于‘内部’和外部的人均是如此的) ‘优越地位’: 西方的统治”[16]。长期以来,因西方国家国力雄厚,科技发展,他们率先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并实现了国内生态治理的高效,这些国家常被看作是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榜样。事实上,这些国家生态治理的现代化建立在高度现代性的基础上,他们将污染的产业转移至后发展的国家,从而实现了本国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后发展国家无法效仿,且以发达国家政府为中心的生态治理体系,常常因后发展国家的生态治理能力不足对这些国家横加指责,更加影响了全球生态治理的共同行动。比如,在中国正在完成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生态治理尤其是全球气候治理常常被发达国家用来阻碍中国发展的工具。“欧洲人通过建构全球气候变暖与全人类毁灭之间的科学联系,再通过建构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科学关系将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暖置于人类活动与人类毁灭之间的中介环节之上,给后发优势国家制造发展障碍。”[17]生态治理需要全球各国政府共同承担治理责任,以发达国家为治理中心的体制,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一体制也不足以承担全球生态治理的重大责任,要让后发展国家在生态治理上有更多的发言权,更充分的利益表达,及获取更多的生态治理技术支持,才能提升全球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去西方中心,形成多方参与的尤其是后发展国家政府有更多话语权的治理主体体系,这是推进政府全球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前提。

其次,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去政府行动中心。“大量经验研究发现,虽然大规模的治理单位是大都市地区有效治理的一部分,可是中、小型治理部门也是必要的补充。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仅推荐单一的治理单位来解决全球集体行动问题的做法需要认真的反省。”[18]我们不可否认政府作为生态治理中心所取得的成效,更要看到单一的政治生态治理中心无法承担起日益严重的环境威胁。保护生态,需要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才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效; 而破坏生态,仅需要极少的一部分就可将千千万万人世世代代保护的成果毁于一旦。以政府单一中心采取的生态治理行动是必须的,却不能看作是唯一的。生态治理需要政府承担起主要责任,而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行动则需要去政府行动中心,要依靠发动更大的主体行动。比如促进企业行动,成为生态企业; 促进人群行动,成为现代生态人。仅靠政府采取提倡、建议、制度还不够,还要让所有人和组织都成为生态治理的行动者。政府作为生态治理核心行动者,是表率; 全社会作为生态治理必不可少的行动者,是地球的护道者。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为政府核心行动、社会全民行动。

最后,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去自我治理中心。今天严峻的生态危机,这一紧迫任务让我们认识到重建家园需要跨地域的集体行动,正如布伦特兰( Brundtland) 所说: “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挑战势必会带来刺激力———确切地说,是强制力———推动我们重新探索多边的解决方式以及重新组织国际经济合作体系。这些挑战超越了国家主权的界线,也超越了局限的经济发展策略和相互分割的科学学科的界线。”[19]生态危机的跨域性决定了中国的生态危机同样是地球的生态危机。如果认为某一地区发生的生态问题,就该这一地区来自我治理,这是大错特错的。“当具体到一国的冲突由于太大而仅靠一国能力难以解决时,即使冲击的影响并不蔓延到国家之外,国际行动也是合理的。管理这类风险成了全球公共商品,带来的福利超越了国界,为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承担提供这一公共商品的任务提供了核心的理论基础。”[20]生态治理现代化需要去自我治理中心,因治理成效具有跨域性,其收益也是巨大的,可见国家间共同“行动带来的福利是持久性的,福利已经超过了控制成本的好多倍”[21]。国际社会的合作其收益是巨大的,一些生态风险若被国际社会确定为治理目标,就可导致未来几代人从中受益。同理,国内跨域的生态治理,也不仅仅是生态危机发生地的自我治理的问题,它是跨域全国范围内所有政府、所有人的共同问题,北方的雾霾同样威胁南方的空气质量。当前,一些不发达国家、中国国内的中西部不发达的地区,都面临着治理能力弱的问题,如果仅依赖生态危机地自我治理,无疑是放任生态危机的恶化。当区域生态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全球( 全国) 生态治理将投入更大、更多的成本,且可能无法逆转生态破坏状况。因去自我治理中心,从共同行动的成本远高于收益,因此,只要有可能,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的政府都要尽可能投入生态治理,这是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必然取向。

() 社会多中心: 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生态治理去政府中心,与树立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多中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多中心的’意味着许多个决策中心,它们形式上相互独立……它们在竞争性关系中将彼此考虑在内,进入各种契约性及合作性的任务,或求助于中心的机制以解决冲突,在一个大都市地区的各种政治管辖机构可能以一种内在一致的方式,以相互协调和可预测的互动行为模式发挥作用。”[22]

首先,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除了政府之外的多中心主体的广泛参与。实现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中心,即以政府为主体的生态治理体系发挥主要作用,更需要去政府中心之后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治理。其中,尤其是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发展的各类绿色组织及其行动支持者,他们将在生态治理中填补政府的不足,甚至成为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生态治理决策中心。当前,就有许多企业将生态建设作为企业的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之一,在政府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为了适应未来市场的需求,他们率先在本企业内部进行转型升级,并花大力气将生态建设作为企业未来的生存根本。的确,生态企业正在迅猛地增长,成为了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没有高调的誓言,有的只是为了将来更好生存的具体行动。这些组织去政府中心,自成中心。其决策自成中心,其行动却与政府生态保持一致。

其次,社会多中心,尤其是个人生态治理的自觉行动,成为了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极有个性的方面。“多中心体系的特征在于在不同维度上多重治理权威,而非单一中心的单位。一个多中心体系内的每一个单位都在特定的领域内展现制度规范和规则的相当独立性。”[23]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单个的人越来越有个性,随着教育文化程度的日益提升,知识群体的自觉,比政府中心的不断说教更有效且动力更持久。没有人希望地球毁灭,也没有人希望把子孙的饭都吃光,理智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其自利理性仍占主导,但这并不排斥其采取积极行动保护生态。这样的主体将越来越多,他们不一定信服政府中心,也有不少人远离政府,他们去政府中心,并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样并非是坏事,因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常常以单个个体的自觉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配合着政府行动。这种个人权威中心,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打破传统工业系统所带来的过度消费,多中心的社会组织及个人通过自觉行动,或自我控制,是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我们熟悉的工业系统是这样的: “工业社会自1950 年以来的驱动因素越来越以消费为主。各类产品几乎都是企业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出来的,即从自然获取原材料,制成商品卖给消费者使用,消费后的废弃物不加处理即返回自然。”[24]如果我们将工业系统置于更为宏大的自然系统来看,如果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和能源的速度低于或等于自然的再生速度,并且能妥善处理好工业系统所产生的废弃物的话,就可看作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政府单中心无法实现,生态治理中心从政府扩展到全社会乃至每一个人,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消费来自人的欲望,只有每一个人越来越理性,控制过度的消费,才有希望消除传统工业系统的副作用。虽然这样做很艰难,我们仍然能看到有许多组织和个人正在采取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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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 多中心; 生态治理能力; 现代化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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