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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晓源 陈家刚:从生态启蒙到生态治理———当代西方生态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2016-11-22 22:52:48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年04期 作者:薛晓源 陈家刚 【 】 浏览:5373次 评论:0

[摘 要] 本文简要梳理了当代西方生态理论的发展态势和基本观点,从生态启蒙、生态产业和生态治理角度把握西方生态文明生长的主要趋势,在理性借鉴基础上归纳概括了西方生态理论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 生态启蒙 生态产业 生态治理

      一、生态启蒙

    1.增长的极限

    早在1972也就是我们尚处“文革”阴霾之时,西方10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等人员约30,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强劲发展的势头,人们狂热追求财富增长的浪潮,会聚罗马,讨论未来人类发展的困境问题。很快,他们推出了一份震世骇俗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教授等撰写的,是他们集体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其主导思想是工业革命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解决困境的惟一途径就是“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未来发展开出的药方是“零增长”。《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认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能解决;“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费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

    罗马俱乐部的知识预警不是空谷之音,得到了世界上有识之士和国际组织的强烈回应。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倡导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思想由理论变成各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和行动计划。知识界的善良愿望和预警,在现实发展面前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事隔20年后面对“增长濒临极限”和“生态的极度恶化”,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发表了振聋发聩的著作:《濒临失衡的地球》。他痛心地说:“每秒钟有1.5公顷雨林消失,现存物种的自然灭绝率突然加速了上千倍,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洞,所有纬度上的臭氧层变薄,保证地球上可以生存的气候平衡可能受到破坏———这一切表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撞。”2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显现并突然加速,现代工业的负面影响全方位展现出来:空气、大气层、水的污染,森林、植被被大规模破坏,土地沙漠化严重,化学废弃物遍地堆放;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滥用人类文明和自然冲突以最强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增长濒临极限———罗马俱乐部的知识预警,再度引起人们深思和关注,成为我们研究生态文明的知识出发点和增长点。

    2.粗放式发展的极限:中国的国情

    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2004年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一些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随之浮出海平面,能源紧缺、环境污染、土地沙化、资源浪费等问题非常迫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无法回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接受记者采访时,强烈呼吁建设生态文明。他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问题,是一个与人口、资源紧密相连的问题。在短短半个世纪里,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6亿增加到13亿)而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倍(从可居住的600多万平方公里变成了300多万平方公里)。我们现在的耕地人均占有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2淡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我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15年后只剩下6种。石油已经连续多年净进口,2010年以后几乎70%以上依赖进口。在人口远远超过土地承载力、资源极度短缺、环境容量极度狭小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却以高消耗、高污染的方式增长着: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2,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经济不稳定的系数为世界平均值的4倍以上。与此同时,我国能源浪费消耗极大,每万美元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3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情,走粗放式的发展道路,我们的资源和环境都承担不起。

    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向理论界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已经进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风险社会,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呼唤生态文明,中国应该尽快化解生态风险,迈步进入生态文明时代。面对目前的问题和发展态势,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科学发展观。他说: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我们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如何建构生态文明?如何依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构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在全球化时代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3.风险社会与生态启蒙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前后,西方有良知的社会学家,开始反思现代化及其后果。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著有《风险社会》(Risk Society:Toward a NewModernity)(1986)、《反思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1994)(中译为《自反性现代化》)、《生态启蒙》(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Essays on the Politicsof RiskSociety)、《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贝克说,“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考虑到即使工业社会也会被淘汰。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4贝克的进一步解释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5比较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最大差异,贝克睿智地概括了人类普遍的情感反映:“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则可以用另一句来概括:我怕!6吉登斯对“反思性现代性”的简要解释是“对进行中的社会生活的监控性”。贝克说:“我们的世界是个世界风险社会。必须将它理解为这样一种现实它进行自我侵害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7针对风险在当代社会的潜伏性和无处不在,贝克提出,必须对现代化进行反思,提倡第二次现代化,呼唤生态启蒙。他认为生态启蒙是“启蒙的启蒙,它将自己的利刃磨得更为锋利,对第一次启蒙的苛求与普遍主义进行鞭策,并在这种意义上成为第二次启蒙。”对生态启蒙,贝克的论述散见在不同研究文集里,现在概括如下:1.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8 2.生态的脆弱性超过我们人类的想象自然的新陈代谢和自我恢复性越来越微弱;3.风险社会开启一种学习过程,人们开始关注环境危机的全球性,人们开始关注政府之外的治理和协商,一种自由的治理正在形成;4.更加强调对风险社会的反思纳入科学研究行动与技术行动的逻辑中。贝克的“生态启蒙理论”要求人们不仅要有更高的环境意识,而且要始终持有对科学及其使用的领域与范围的警惕意识,这就是贝克经常说起的“反思的现代性”。

    二、生态产业:可持续发展

1.从传统产业到生态产业:产业的转

基于对工业文明的理性反思,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要求实现从传统产业到生态产业的转型。生态产业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21世纪的主导产业。

    传统工业文明创造了世界的物质繁荣,但是,这种繁荣的背后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破坏。首先,工业生产过程中只考虑产值、产量与利润,在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同时,为工业生产提供最基本资源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自然资源逐渐枯竭,生态系统越来越失去平衡。其次,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形成强烈反差。工业经济的发展以市场流通为条件,在市场制度下,货币、金钱和物质利益变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必然带来浪费和享乐主义。第三,发达国家在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还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淘汰的工业设备和工业垃圾,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发展,从而造成全球性生态不平衡。

    生态文明是在继承工业文明的成果,批判工业文明弊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自然观与历史观方面,生态文明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放在首位,在维持自然界再生产的基础上考虑经济的再生产,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步发展,强调代际和谐与可持续性。在社会生活方面,生态文明承认社会主体及其利益的多样性,强调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在价值观方面,生态文明在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将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统一起来。生态文明的思想观念代表世界文明进步的新方向,发展生态产业,建设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在我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状态下,我们只能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工业化,发展生态产业。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将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走以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经济、社会和环境均衡发展的新路子;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等等。

    2.生态产业的形式:循环经济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它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必然的选择和重要保证。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循环经济。德国的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经济”,并向生产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延伸。日本的“循环型社会”起源于废弃物问题,旨在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美国早在1976年就颁布实施了《资源保护回收法》,目前,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法国、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相继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废弃物减量化、再利用和安全处置的法律。丹麦通过实施《废弃物处理和回收法》(1990),2002年的废弃物再利用率提高到65%

    对于我国的生态产业而言,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能够在保持经济增长不断翻番的同时,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发展循环经济,可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较低的资源利用水平已经成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障碍;是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日益凸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使我国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会有利于发展我们的对外贸易;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从本质上坚持可持续发展,能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在资源开采环节要大力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和回收利用率;在资源消耗环节,要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努力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益;在废弃物产生环节要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在再生资源产生环节要大力回收和循环利用各种废旧资源;在社会消费环节,要大力提倡绿色消费。树立可持续的消费观,提倡健康文明、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循环经济并非包医百病的良药,不可能解决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因此,发展循环经济,首先必须明确实施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与领域,例如重污染产业和废弃物回收等;其次,单纯依靠政府作用而不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展循环经济是有局限的。循环经济必须以市场为平台,将有关制度建设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

    3.生态产业的指标体系:绿色GDP

    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人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仅依赖GDP的增长还依赖自然、资源、环境之间和谐统一度的提高。绿色GDP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和要求。绿色GDP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绿色GDP可以理解为“真实GDP,不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反映了质量,能更科学地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从政策导向上鼓励全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和重大实践。

    实施绿色GDP可以矫正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而忽略自然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倾向,使政府制定更合理的、保持环境、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的政策措施,规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合理利用。

    实施绿色GDP可以使市场微观主体———企业更注重研发,利用新技术、新工艺,逐步改变过去粗放式的资源投入方式,减少资源浪费与污染,在提高技术水平、产品技术含量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

    实施绿色GDP还可以使公民广泛参与对于发展的评估。实行绿色GDP核算,许多环境因素很难纳入货币核算。可行的办法就是公众评估。例如,围绕公共项目,允许相关的专业部门、独立的专家机构,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与调查,将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写清楚,最后请公众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选择。实施绿色GDP,离不开公众的参与。

    但是,我们有必要理性看待绿色GDP。绿色GDP也是一种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必须警惕绿色GDP使地方政府进入新一轮的GDP崇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早就极力反对唯GDP为中心的发展观认为GDP增长与人民的福利没有必然关系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仅仅是追求GDP的增长,其最终目的在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作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与价值观念的综合过程,发展意味着消除包括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性压迫与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在内的不利状况,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9

    所以,要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还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将绿色GDP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统一框架中,通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解决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也解决其他诸如就业、收入、三农与教育等其他重大问题,使就业更加充分、居民收入和素质能够不断提高、公民的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绿色GDP只能作为手段,而不能作为目的。

    三、生态治理

    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健康的政治共同体中,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或者民间组织,将公共利益作为最高诉求,通过多元参与,在对话、沟通、交流中,形成关于公共利益的共识,做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合法决策。这种多元参与、良性互动、诉诸公共利益的和谐治理形式,就是生态治理。

    1.生态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生态治理是一种节约资源的治理。我国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

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人均耕地不足1.5亩。最近7年间,我国耕地总量已从19.5亿亩降至18.89亿亩。因此,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实现生态治理。生态治理要求必须重视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资源,使有限的资源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实现生态治理的重要举措,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部门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和涵养、接续能力,在合理增加资源的有效供给的同时,努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缓解资源硬约束。每个公民都应当增强资源意识和节约意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节约每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一块煤。

    生态治理是一种多元参与的治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越来越多样化,利益格局也表现出多元性。这些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政治、民间组织、公民个体,以及企业等。因此,生态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10在生态治理中,需要权威,但不存在固定的、统一的权威。政府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威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威中心。

    生态治理是一种良性互动的治理。生态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元主体在追求公共利益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进一步说,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生态治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动态过程,它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维持在生态可承载的能力之内;生态治理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生态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的基础之上,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生态治理是一种通过善政走向善治的治理。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10: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11尽管经济全球化确实已经对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公共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人类政治发展的今天和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抽象地说,善政的内容,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只要政府存在一天,善政都将是公民对于政府的期望和理想。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应当具备以下8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12

    2.生态治理的路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指,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平等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过程、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根据条件修正自己的理由,实现偏好转换,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13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多元性、合法性、程序性、公开性、平等性、参与性、责任性、理性。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协商民主是生态治理的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协商、共识、公共利益。在规范意义上,协商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它强调理性的观点和说服,而不是操纵、强迫和欺骗。在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参与者支持一系列程序规范,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流而不是策略目标。参与者倾听、响应并接纳他人的观点,他们忠于交流理性与公正的价值。讨论能够消除有限理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想象和计算能力是有限和易犯错误的。所以,面对复杂的问题,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讨论而做出最佳的选择。

    在协商理论中,共识是协商的结果,是政治过程参与者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形成的,对所讨论问题表现出的一致性。共识是合法决策的基础。缺少共识,没有达成一致,就无法形成合法的决策。共识是一种更成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舆论。当人们完全了解自己、自己的目标和精神价值,他人、他人的目标和追求时,他们就会在判断时重视这些事实。协商对话是帮助人们就复杂问题形成公共判断最理想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将其个人经验与问题联系起来,增加相互理解,探究问题的价值和假设,并利用理性观念和分析实现恰当的公共政策方向。

    公共利益是指一定区域内公民个体利益的集合,它既反映了公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又与个人的利益存在密切的关联。正是因为公民在参与过程中对某些公共目标有共同的理解,所以,参与者会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受程序性规则的引导并趋向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关注自身利益。协商过程的参与者对公共利益具有强烈的敏感性,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适度牺牲个人利益,在协商之后,他们就明显愿意为社区而协调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公共利益导向能够引导公民实现多元冲突、分歧基础上的一致。

    在治理实践中,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决策合法化、控制行政权力膨胀、培养公民精神,以及平衡自由主义的不足。14同时,协商民主在促进草根民主建设、政治过程的参与,以及推进中国基层政治发展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材料。

    3.生态治理的目标: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社会正义(公正)不单强调公平地分配物品,它也必然指平等地分享保健、教育、食物、住所、文化娱乐、个人和社群的自由表达,以及政治权力。15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

    生态文明所理解的公正,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当代人之间的公正、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正等。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公正原则。

    首先,社会公正能够有效地凝聚社会各阶层力量,推动符合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改革。而政府只有勇于承担自身维持社会公正的责任,才能够在利益多元化的现状中,有效推动各项政策的实施,实现善政。第二,社会公正也意味着制度建设。社会公正反映了社会上多数民众的意愿,它包含着制度重建的深义。唯有通过公正的立法、建立能体现社会公正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建立制度性公正,消除社会不公的制度性根源。第三,体现社会公正的政策能够化解社会冲突。社会公正既能推动社会进步,也能避免因为利益过度分化带来的激烈冲突。第四,推行社会公正的理念,公正的制度和程序对待社会各行为主体,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有助于在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党结构下平稳地推动政治改革。第五,强调社会公正有利于文化重建。只有重建文化和道德秩序,才能真正而又长期地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才能有效地提升全体国民素质,维护社会公正。

    目前对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实现社会公正涉及五个方面。一是实行公正的政治,包括公正、公平、公开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公正的监督机制;二是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抑制司法腐败;三是建立公正的经济运行机制实施公平竞争原则;四是保障公正的新闻报道要推动新闻媒体的公正监督、公正报道、公正经营;五是发展能体现社会公正的文化教育事业,推动文化道德重建、强化义务教育、鼓励文教事业的公平竞争。

    因此,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正外,还必须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正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工作就业的权利、劳动创造的权利、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和接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生态治理。

    四、启示

    1.生态启蒙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性研究,是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反思性融合。生态启蒙体现一种风险意识。只有始终保持风险意识,保持对科学及其使用范围的警惕意识化解风险,才能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生态产业是一种新的生产体系,是政府

    强制规则下的知识与科技创新。随着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规模、粗放式的单纯以增长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向式微,取而代之的将是集约型的、以节约型发展为目标的路径。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是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应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人、自然与社会相互协调的发展道路。

    3.生态治理是全球化话语下善政与善治的

    新体现,是个体、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多向互动。它追求一种更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其前提和基础是贮备丰厚社会资本的公民社会。参与公共事务是每个公民不可或缺的意识与责任。生态治理是一种多元治理,强调公民参与、对话、协商、共识与公共利益。生态治理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民主是生态治理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民主结合起来。生态文明呼唤一种新的知识语境与话语体系,它兼收并蓄了社会主义的公正与公平原则,在社会公正的基础寻求社会效率,使公正与效率达到一种动态的和谐。

 

注 释:

    (1)[]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3)《南风窗》2005319日。

    (4)[]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10页。

    (5)同上。

    (6)[]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1992年英文版第44页。

    (7)[]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227页。

    (8)[]贝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9)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1)俞可平:《善政———走向善治的关键》载《文汇报》2004119日。

    (12)同上。

    (13) Jorge M. Valadez,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Legit-imacy,and Self- Democracy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USAWestview Press,2001.

    (14)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

    (15)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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