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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表征、影响与思考
2017-11-01 16:49:15 来源:《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8期 作者:陈 波 【 】 浏览:3922次 评论:0

【摘 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明显,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人们的风俗习惯都不同程度表现出分化与异质性。农村文化变迁对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潜在的巨大影响:现阶段农村文化处于新旧并存过渡形态;农村村庄作为文化共同体特征日益弱化;农民文化主体性丧失,传统文化再生与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内生动力不足;农村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基础秩序开始瓦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内在的软性变化过程。如何在推动农村现代文化建设的同时,保存并发扬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使农村文化展现出新的活力,需要我们辩证思考中国农村文化变迁中的四对关系:传统现代、“经济文化、“城、国家市场民间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农村文化变迁;公共文化空间;文化主体性;文化基础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在农村,乡土中国即是这种符号化的真实写照。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开篇就写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面貌和农村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革,那种相对静态稳定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中国农村社会已悄然发生了变化。本文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为视角,通过实证调查,考察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表征以及农村文化变迁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

一、国内外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

(一)国内关于农村文化变迁及其影响的研究

国内一部分学者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视角下,从总体上探讨了农村文化变迁的规律、原因、影响、特征等。王国胜《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文化变迁探微》(2006[2]讨论了在现代化过程中狭义乡村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变迁,指出物质经济生活的变化导致了乡村文化的变迁,现代化对乡村文化的挤压和冲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文章还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变迁所呈现出的全新特点和情态:从规模上看是颠覆性的,从过程上看是冲突的过程,从形式上看则体现了肢解整合的统一。陈晓军《中国当代农民文化变迁研究》(2007[3]认为伴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我国农民不仅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政治观念、经济观念、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迁,并分析了导致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吴学丽《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转型》(2009[4]指出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外出务工的增加以及当代大众文化的影响,使得传统农村文化受到冲击并发生变化。其还从生存伦理、亲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三个角度阐述了当下农村文化转型的初级形态特征。张良《农村文化与农村文化建设》(2010[5]从纵向考察了传统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以及目前的农村文化状况,从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三个层次介绍了各时期的农村文化,并阐释了农村文化变迁的背后逻辑。周军《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2011[6]将农村文化变迁原因归纳为内源性文化危机与外缘性文化注入、文化异质性的增强、现代教育与大众传媒的普及等因素,并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小城镇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路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基本路径。朱娅《近代农村家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2011[7]把近代农村家族文化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了解放前、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农村家族文化的发展变迁过程、原因及影响。

还有一部分学者结合具体案例来探讨农村文化变迁及其影响,主要有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2007[8],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私性文化生活不断丰富,而公共文化生活总体趋向衰落,并分析其原因在于三方面,即轻文化、重经济、“缺人才、难合作、“只输入,不培育。夏国锋《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基于鲁西南夏村的考察》(2007[9]通过对鲁西南农村的个案研究,阐述了农村文化生活在建国前、集体化时期以及后集体化时代中的变迁情况,并引入国家和市场两个变量来分析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张金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研究——L村篮球场为个案》(2012[10]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为研究切入点,讲述了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如何从发展到繁荣再到重建的历程及其背后的两种推动力量:国家和市场。姬会然《社会主义乡村的文化图景及其变迁——以冀中南G村为例》(2013[11]以冀中南G村文化变迁及农民的文化实践为研究对象,纵向上主要关注时代变迁中乡村文化主题的流变,横向上主要剖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质,并得出基本结论:农民不是农村文化变迁的看客,农民是有意志的行动者。研究认为,1948年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和文化主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政治文化、市场文化、多元文化。在不同文化主题下,农民能够结合时代环境,进行文化适应、变通、选择与创造。

此外,还有一部分国内学者以某一影响要素为切入点,具体研究农村文化某一方面的变化及其影响。例如李建春《论当代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2001[12]以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为背景,论述了农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并从农民的从业观、市场观、致富观、消费观等方面分析了农民价值观的深刻变迁。张兆远《农民工对农村文化变迁的作用》(2007[13]通过分析农民工城乡流动对文化信息的传递和积累、对城市现代异质文化特质的示范和促进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互动等方面的影响,阐述了农民工在农村文化变迁中起到的作用。陆莉萍《论转型期西北地区农民消费观的变化》(2007[14]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为由自给性消费向商品性消费转变、由贫困型向温饱型转变。这种转变适应了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要求,但也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因而必须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罗正霞《乡村旅游的开发与传统文化的变迁》(2012[15]主要论述了乡村旅游对传统文化变迁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如外来文化加速了乡村地区传统文化的变异、阻碍传统文化的传承、破坏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等。周军、田克勤《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引导》(2013[16]认为文化变迁不仅改变着农民的心理认知结构,也改变着农民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文中阐述了在文化变迁影响下,农民的文化价值目标、文化价值主体、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价值判断呈现出冲突性、务实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并针对这些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引导措施。

(二)国外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

国外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始于19世纪90年代,以美国开展的乡村社区研究为源头。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曾经稳定传统的乡村社区结构,都会受到来自现代化的不同程度的冲击,关于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也因此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国外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内容和思路,主要包括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移民和逆城市化与农村文化变迁的关系,乡村旅游、新闻媒体、互联网等新生事物对农村文化变迁的影响,以及如何适应文化变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罗吉斯·M·埃弗里特和拉伯尔·J·伯德格的《乡村社会变迁》(1988[17],他们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了美国以及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文化变迁,也分析了制约农村现代化的种种因素。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2010[18]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在二战以后的变迁过程,并得出农民的终结这一结论,但这里指的是小农经济的终结,即现代化的家庭经营体制取代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态。美国学者PeterBNelson通过对美国西部乡村的研究,提出农村变迁的三力作用模型,即移民、科技发展导致的经济部门转换以及人地关系的变化,三者共同作用导致的乡村社会文化变迁[19]

虽然国外农村的发展状况和文化环境与我国有很大不同,但外国学者关于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经验、方法和理论,却对国内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荡,中国的农村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学者们开始关注并研究农村文化变迁。国内学者对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基础理论薄弱,理论构建不足。国内学者当前着重于关注某一文化行为的发展历程或历史变迁过程,只是对文化变迁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缺乏更深层次的对文化变迁进行宏观的、科学的理论性探讨。国内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成果滞后于中国农村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实际;二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缺乏整体性和广泛性。国内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大多是结合个案进行具体研究,缺乏从整体上对文化变迁的本质与规律的把握,研究成果不具备广泛的适用性;三是研究主题较为窄小,运用的学科知识单一。尽管当前国内对文化变迁的分析角度日趋多元化,但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单一的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知识,涉及的知识面狭窄,缺乏多学科知识交叉与整合的意识和眼界,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文化变迁并对之进行全面而客观地研究。

由此可知,当前我国对文化变迁特别是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仍存在局限与不足。因而,继续探讨农村文化变迁及其影响非常有意义且有必要。全面深刻研究中国农村文化变迁,对于农村文化建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实证调查

课题组对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18个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发放了《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422。调查对象涉及到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为了统计分析的需要,课题组将调查内容的设置分为两个时段:上世纪90年代和2010年代。这样划分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历史因素,90年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确立,市场经济深入农村,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城乡人口出现持续大规模流动,中国农内生秩序的社会基础结构开始快速解体,农村文化变迁表现更为明显;二是现实因素,能自主填写问卷和回答问题的主要是20-60岁年龄段人群,90年代前出生的人经历了农村文化变迁的过程,对农村传统文化有感情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恰好处于农村文化变迁的快速转型期,带有传统文化的碎片化记忆,更多地追求现代文化。因此,通过对比分析这两个时段中国农村文化的特征,能够展现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具体面向,进一步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

(一)社会关系的变迁:农村社会差序格局松动与瓦解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描叙中国乡土本色时使用的一个社会学词汇,以总结社会生活中人和人关系的一种格局。他在对比中西社会结构后,将西方社会比如成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即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则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是以为中心的差序格局”[20]。实际上,差序格局的存在依附于中国以伦理本位”③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即通过人情关系(主要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文化权利网络。但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明显展现出松动与瓦解的迹象。松动是由于外部因素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影响,瓦解是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农村内部秩序失衡所引起。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说道:当前中国农村,一方面村庄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尤其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出农村进城,使得村庄边界大开,过去规范村民行为的诸多地方性共识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不同区域农村的农民正以不同的速率、方式,共同向人际关系理性化迈进”[21]

1.人情关系日益淡薄

上世纪90年代以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往往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彼时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互相帮扶是生活常态。比如谁家做点好吃的,会送到邻居家里去分享。附近的小孩也是从小一起成长,亲如兄弟姐妹。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浪潮已经渗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交往等各个方面。在利益驱动下,不少农民以经济收入作为支配他们活动的准则,利益原则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就经济关系而言,现在农村普遍产生了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农村生产生活的效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农村社会人情关系的纽带。想象一下这样一幅图景:在清明时节的农田里,以前是自家亲戚邻里一大群人在热热闹闹地插着秧苗,今天插完我家明天插你家,然后围绕着餐桌享受着劳动后的美食,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情的交互关系;现在这种热闹的场面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雇佣几个人驾着插秧机利索地插完回家,机械的轰鸣声代替了人声的喧笑,人际关系趋于理性化。


农村雇佣关系情况



2.邻里关系逐渐陌生

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半封闭的熟人社会,通常几家几户为一个院落,少则几十个院落、大则上百个院落组成一个村落。村落里的人互相往来,邻里之间关系和谐融洽,偶有小摩擦,也都在生活帮扶中逐渐抹平。邻里交往密切,家不闭户,串门访友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农村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外务工,而留在家里的老人大多要照顾孩子,兼顾农活,也很少像以前经常聚在一起话家常。


时代变迁对农村邻里关系的影响分析


邻里关系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矛盾冲突的增多,有争吵等小冲突(p=0.024<0.05)、有打架等严重冲突(p=0.008<0.05),变化明显,农村居民的邻里关系趋向淡化。加上城镇化的加速,土地被征用的村民住进了单元楼,缺少了农村固有的闲话公共空间,邻里之间比较陌生,关系也趋向冷淡。

3.宗族关系日益淡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宗法关系形成的文化权力网络,宗族是体现身份认同的共同体。宗族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护内部秩序、互帮互助;二是借宗族力量参与地方治理。宗族具有极强的延续性,通过族谱、规约、祭祀等方式和途径来维系宗族的内部秩序。调查表明,家谱流传是村民宗族关系维系的最重要纽带,其次村规族约对村民的社会生活影响也较大,大部分村落普遍有每年定期开展祭祀活动的习俗。通过2010-2013年与1990-1995年的对比,可以发现家谱流传、村规族约、祭祀活动开展得越来越少,其影响也主要是象征性的,并没有传统农村社会的那种约束性。

数据显示(见表3),年代变化对宗族关系的三种表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终生扎根在农村的长辈约束,反映出中老年人对宗族关系有继承和决定权。农村而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更是对宗族关系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宗族关系沦为一种形式


时代变迁对农村宗族关系的影响分析


4.代际关系逐渐疏离

传统农村是聚族而居,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关系亲密。小孩能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老人年纪大了之后也能得到及时照顾。上世纪90年代后,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一般以3-5人为主,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减少。调查数据显示,在1990-1995年,成家后分居是村民家庭关系中所面临的最显著的问题,其次为多代同堂,再次是留守老人和儿童较多的问题,家族成员移居外地的问题相对在村民家庭关系中影响最小。2010-2013年,成家后分居依然是村民家庭关系中所面临的最显著的问题,其次是留守老人和儿童较多的问题,再次是多代同堂,家族成员移居外地的问题较之1990-1995年,其对村民的家庭关系的影响力有大幅的提高。这说明成家后分居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是影响我国村民家庭关系的首要因素;而留守老人和儿童较多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4 1990-19952010-2013两时段家庭代际关系状况的变化分析


在表4中,两个时间段中家庭代际关系的四种表现均有显著的改变(p值小于0.05)。上世纪90年代后农村代际关系发生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不再守着自己的土地,而是走进城市寻求发展。代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逐渐疏离的趋势。

5.干群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由于宗族内部约束力量的均衡,村民处于一种自治状态。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征地拆迁矛盾与计划生育矛盾是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主要因素。2010-2013年我国行政村的干群关系相比1990-1995年出现了显著变化。1990-1995年间,影响我国行政村干群关系的最主要问题集中在计划生育上,其次是上访问题,征地拆迁矛盾不突出;2010-2013年,征地拆迁矛盾已上升为影响我国行政村干群关系发展的最主要问题,计划生育矛盾为次要问题,此外,上访现象对行政村干群关系发展影响力虽相对不突出,但群众上访量较1990-1995年间有较为显著的提升,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时代变迁对农村干群关系的影响分析


(二)风俗习惯的变迁:传统文化式微与国家公共文化延伸

20多年来,市场经济、政治民主、法治思想等从前中国社会中鲜有的运行系统得到确立后,交织于传统与现代间的农村文化习俗或许是20年来最不易察觉又最影响深远的变迁事项。

1.传统节日习俗:内容形式的传承与变异

传统节日习俗总体而言主要有除夕(吃年饭)、春节(拜年)、元宵(点花灯)、清明(扫墓)、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重阳节(登高)等等,这些作为中国传统民族节日得以传承。在农村,这些节日主要都是请客吃饭,成为农村过节最主要的内容。除了之外,上世纪90年代农村过节的另一项重大活动就是集体性文化活动,如看皮影戏、听老戏、划龙船、踩高跷、敲锣打鼓等等。但随着农村人口的迁徙,这些传统文化活动失去了得以传承的基础。例如,湖北某地区的划龙船活动,划龙船需要一套完整的演艺班子和演艺道具。演艺班子要有龙船队、锣鼓队、说唱人,这都需要极强的表演能力和技巧。在早些年,划龙船团体在这一地区不定期地有表演活动,特别是在重要传统节日期间。但是,近年来由于农村的青壮年都纷纷外出打工,而老艺人都年事已高,文化技能得不到传承,致使一些经典文艺活动和文艺人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在文化习俗的变迁中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正面临巨大冲击,一些传统文化活动在某些地方已经消亡。

2.传统礼仪习俗:仪式由繁琐趋于简化

传统礼仪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的仪式被弱化了。如小孩过周岁要抓周(在小孩面前摆放各种物品:鸡蛋、书本、钢笔、算盘、硬币、玩具等等,象征安康、知识、财富、快乐等等),老人过寿小孩和年轻人要拜寿(恭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过年拜年小孩和年轻人要给老人磕头,等等,这些仪式现在都简化或者没有了,基本上都是直接送红包。在农村,红白喜事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在以前,结婚要经过六道程序:纳彩、问名、纳吉、纳征、娶妻、亲迎,现在婚礼集中在三天或一天,宴请客人就完事;而丧事以前是前后三天连续有不同的仪式和规矩,现在也相对简化了许多。在当前农村,有另一个现象值得重视,就是结婚和丧事成为大操大办展示财力的一种形式。本来婚礼和葬礼等仪式蕴含着象征价值,这与参与者投入仪式活动获得主体感受有关,当仪式活动丧失了精神价值意义,徒具形式,变成进行社会性竞争手段时,这种仪式就被异化了。

3.日常生活习俗:传统难觅与现代性普及

农村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正在逐步消失,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在现代化的车轮挤压下其生存空间日益萎缩,一些经典的文艺活动在人们的视线中也渐渐褪色,一些民间艺人也随着生活的压力等原因相继转换岗位。与此同时,集镇生活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模仿和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来了城市文化下沉和乡村文化接受现代改造的现象。同时,被称为民工潮的农民在城乡间的空前大流动,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了解城市、参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机会,农民工在城乡间往返,把开放程度高、经济发展快的沿海地区所形成的富有时代新意的文化带到农村,电视、广播、书、报纸、杂志等现代大众媒体也逐渐占据了当代农村文化的主导地位,伴随着现代都市文化对农村的渗透,农村文化开始出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国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注意到了传统文化消亡、现代文化普及的现象,在新农村建设中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2000年后,国家开始在农村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农家书屋、乡村文化站、文化广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文化活动室、有线电视(电视差转站)、图书馆(室)、有线广播、公共电子阅览室、篮球场与排球场等体育场地,并大力推动文化下乡工程,传统戏曲、电影成为文化下乡最主要的内容。国家积极推动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村民的文化需求,丰富了农村的日常文化生活。

(三)价值观念的变迁:身份认同迷失与乡土情怀淡化

农民价值观的变迁是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一面镜子,是社会运行的一种主观反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快速分化,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家庭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即相对稳定的大家庭观念被打破,农村家庭结构与功能发生明显变化:一是家庭规模变小、亲情圈子缩小。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关系趋于简单,农民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淡化,家族和宗族在农民心中的份量相对减弱。二是家庭功能弱化。上世纪90年代前,家庭主要承担生产消费、抚养赡养、婚姻生活与生育等功能,但随着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年轻力壮者都外出务工,农村留下所谓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特别是儿童的抚养与老人的赡养出现极大真空,家庭功能出现弱化。“家演变成为过年过节家人团圆的一个共同活动场所,家变成了农民务工人员短暂温馨的栖息地和已进入城市人士寄托乡愁的载体。

2.教育价值观

教育在传统中国作为改变农民身份的重要出路,历来备受重视。“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也深入农民的心中。在农村,知识、文化是金钱、权利及声望等获得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金钱、权利已经成为农村中独立的价值,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金钱和物质的回报。而教育的高投资成本和模糊遥远的回报期望使读书无用论开始在一些农村蔓延。

3.婚姻价值观

农村社会结构的单一性、农民生产方式的保守性和生活方式的封闭性决定了农民婚姻价值观的稳定性。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动摇了农民婚姻的稳定性。当前农村跨地方、跨省域婚姻已然普遍。本村女子嫁到外地,本村男子娶外地女子,也已成为农村的常见现象。现在结婚的开支越来越大,从几万到几十万数目不等,有些农村彩礼的数目令人瞠目结舌,婚姻的趋利化明显。

4.消费价值观

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渐膨胀,村民的消费观念更新转变较大。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经历了一个由保守到开放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前,农村物质匮乏和收入低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多是传统的、保守的,勤俭持家的观念比较普遍;上世纪90年代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事物,人们的消费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求新、求美的开放型消费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与此同时,一些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扭曲,很多不健康、非理性的因素开始出现,盲目攀比、铺张挥霍之风在部分农村大行其道。主要表现在:一是浪费现象严重。据调查,农村的婚丧活动开支巨大,村民盲目跟风,讲排场、比阔气,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浪费严重。二是消费观念落后。由于缺乏自立意识和科学引导,一些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消费方式愈演愈烈,一些农民有了钱就吸烟、酗酒、赌博、吸毒,特别是赌博之风在农村中尤为严重,一年打工的收入有时就在过年几天中赌博挥霍一空。还有一些淫秽和邪教思想侵入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之中。三是消费结构不合理。农村中普遍存在偏重物质消费而轻视精神消费的现象,很多农民仍然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建房子、娶媳妇和吃穿享用。而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投入则相对太少。

5.乡情价值观

中国农民与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农民对乡土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加之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乡土情谊深深灌注农村。然而上世纪90年代后农民的乡情观念日益淡化。调查显示(见表6),村民对村庄的熟悉度和依恋程度正在逐步下降,普遍认为农村落后于城市,于是想跳出贫困的农村,希望到城市去工作和居住。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大多是年富力强、有一定技能和文化知识水平的年轻人,他们在城市从事各种职业,多数时间在城市里度过,朋友同事相处的时间远大于亲人之间的相处,乡情观念逐渐淡漠,血缘地缘关系开始向业缘转移。由于农民工候鸟式的生活方式,基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农村社会关系结构只是在春节这一特定时段内间歇式存在,已经难以成为一种常态。


村民对一些文化现象的看法(%


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影响

农村文化变迁过程中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体现了转型时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农村文化变迁中所蕴含的现代性体现了农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村民视野逐渐开阔、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个人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一个新型的农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农村文化变迁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涉及到许多层面。

(一)农村文化处于过渡形态,新旧并存导致供需缺位

近年来村民外出务工的打工潮不断兴起,且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主要形式,农民常年在外,受到外面各种思想的影响,不断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逐步认同和接受城市的各种文化和生活观念,农村原有的文化生活方式被打破,农村文化生活方式进入到一个新旧并存的过渡性时期,也即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混合的时期,传统的戏剧、踩高跷、划龙船、耍杂技等文化活动与现代的电影、电视和电脑网络等文化媒体共同存在于农村的文化生活之中。对于国家公共文化供给而言,农村文化新旧并存的过渡形态带来了极大的供给困境:一方面是农村传统文化呈现出加速萎缩之势,另一方面是城市现代文化在农村缺乏扎根的土壤,二者都由于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导致文化的内生力量不足。因此,国家公共文化供给需要同时考虑到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需求和偏好,提供有差异化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

(二)农村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村庄作为文化共同体特征日益弱化

“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22]。”中国传统的乡村是以血缘为纽带组织起来的社区,包括社区文化在内的社区中的各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基于这种社区组织形式。在这一社区组织内,村民共同遵循着乡约、“村规、“宗法/家法,有着相同的文化认同感,农村社区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分层化现象开始日益明显。农村社会分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庄的分化。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一些有条件有资源的村庄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村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一带。上世纪90年代后城镇化加速发展,许多农村在这股浪潮中被吞噬掉。目前而言,按照经济水平和发展状态,村庄可为划分为四种形态:城中村(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已成为城镇)、“城郊村(离城市较近,通过土地出租获取高额收益)、“工业村(凭借各种资源发展工业、旅游业)、“自然村(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村庄之间的差距巨大,并呈现出迅速扩大的趋势。二是村民的分化。村庄的分化也使村民分化成不同的阶层和群体。陆学艺(1990)将农村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治理者、农村治理者等八个阶层[23]。根据调查,村民的职业身份出现了多元化:农民占43.3%、务工人员占30.7%、个体业主占7.9%、政府和事业单位占4.8%,其他占13.2%。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减少,大量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农村居民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弱化了农村基层社区文化认同。以看戏为例,自古以来,看戏一直是体现中国农村社区文化共同体的标识,也是农村居民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平均有60%的农村居民没有看戏2011年为60.7%2012年为59.4%),在东中西部农村经常看戏的人大约不到10%

“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平静缓慢的乡村田园生活节奏,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一种静态的平衡被一种动态的平衡所取代,从而造成持续的不平衡。”“从以血缘、地缘、礼俗为底色的乡土社会,过渡到以市场、理性、法制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断裂和新生的巨大变革[24]。”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现代化和城市化所具有的经济理性和社会流动性作为一种强大力量冲击传统农村社会共同体意识和社区文化模式,瓦解了传统社区结构,传统农村的组织基础遭到破坏,同时对于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也带来了冲击,从而影响着村民的归属感和社区的整合度。

(三)农民文化主体丧失虚化了传统文化再生与公共文化空间重构

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庙宇、祠堂乃至村头树下、水井旁、某户家门口,都是村民们感情、信息交流的地方。这种地缘式的情感一直是维系中国传统乡村社区的核心力量之一,也由此培育出乡民对乡土的喜爱、依恋和依赖。但是,随着乡村社会转型,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传统公共空间渐渐失去其作用,慢慢淡出乡村公共生活,群体性的情感、信息交流也日渐式微[25]。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游离状态,客观上造成农村文化支柱力量的抽离,导致了基层农村传统文化常态性组织与开展的缺失。人口的空心化使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失去基础和文化发展的主体。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民不仅远未重新找到传统的稳定,而且将经受技术革新和经济趋势带来的长期变动[26]

当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五大文化建设工程对全国基层和农村进行统一配置和覆盖,逐步形成全国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但调查表明,农村居民和基层干部对五大工程没有形成足够的共识,部分国家工程与民众日常的需求并不完全吻合。调查显示,对于送文化下乡活动,农村居民回答非常满意的仅占4.6%,比较满意的占17.6%37.7%认为一般31%表示不满意,其中9.7%表示很不满意。尽管整体上农村居民对政府送文化下乡并不满意,但在回答农村文化建设主体应该是谁这一问题时,选择村委会组织上级政府配送的比例分别为37.9%、37.4%,而选择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比例仅为13%。农村居民业已习惯并依赖长期形成的政府公共文化供给,由于自身素质、年龄等多方原因,即便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供给也无法使其得到满足,但又无法形成自下而上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

(四)价值取向失范破坏了农村的精神家园基础秩序崩解

价值取向是折射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也是形成社会发展基本判断的重要依据,更是社会合作、动员和管理的重要资源。村庄作为文化共同体象征着村民的精神家园,自然淳朴的文化品格奠定了中国传统农村共通的基础秩序: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情结、“趋福避祸的民间信仰、“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慈孝道德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良善交往原则、平和淡然的生活态度、充满希望的未来期冀[27]。但调查显示,中国农村居民价值观念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重大转变。传统规范与制约的失效与新的制度没能同步建立,导致人们迷恋对物的占有,对金钱的崇拜,产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在一些贫困地区甚至出现了集体败俗的现象,荣辱观出现扭曲和变形。一些富裕的村民无所事事,赌博、吸毒、各种炫富;一些穷苦的村民则心理失衡,打架斗殴、抢劫,仇富心理严重。孤寡老人在家里无人赡养,使扶不扶成为社会焦点。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混乱,明显的功利化倾向,使社会陷入新的整合困境,信仰的缺失、精神上的迷茫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瓦解,造成了对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在一部分人中间形成了价值虚无、无所适从的状况,造成了价值失范的现象,甚至导致了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及信仰的危机的出现[28]。由此,一部分人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竭泽而渔,处于一种盲目、不安的文化心态,那片精神家园已经遭到破坏、开始坍塌。这直接导致农村基础秩序处于解体的状态,村民失去了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过去20多年中,我们往往更加重视的是具体制度的变革,而对基础秩序的建设却很少给予关注,甚至有时秉持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不惜用毁坏基础秩序的方式来获得暂时性的改革收益。其结果是,作为制度有效运作不可缺少的基础秩序的崩解[29]。”传统社会赖以维持秩序的道德秩序、信用结构以及基础制度如果完全崩解,就会使整个社会的运行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情境中,也消解了制度整合与机制重建的力量,影响到社会秩序的重建。

关于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思考

社会变迁是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根据变迁的原因是发生于社会系统内或是社会系统外,可以将社会变迁分为内发变迁和计划变迁[3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主要是国家推动改革体制机制下进行的一种计划性变迁,这种变迁意在把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力量的推动。同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内发变迁也在国家计划变迁的诱导下相对缓慢地进行。中国农村文化的变迁就是国家计划变迁和内在变迁同时双向变迁的结果。因此,中国农村文化变迁呈现出复杂性、多元性的特征。从时间进程上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推动,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速度是迅猛的,已经超出了农村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在这种不均衡的快速的运行过程中,社会整体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的各面向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怎样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变迁,使社会系统本身所能承受并适应这种变迁,我们需要重新认真审视和处理好农村文化变迁的四组重要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城与乡的关系、国家-市场-民间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四组关系,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运行才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国家社会才会是持续健康的发展。

(一)传统现代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近代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索的主题。“对于大部分现代化论者来说,的意思一样——比如乡里的、‘乡下的、‘土得很’——都揭示一种性质:落后。这种认识因与西方发现观进化论结合,再与富强的工业文明对照,推导出落后便要挨打这种民族国家层面的生死要义,乡土中国所激起的,便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外及内对本邦国度的掀翻重建。由于目标对准农业国家,重点也就落在乡土关联的两个方面,即:开化乡村,改造中国[31]。”因此,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一直被看作是落后的,要不断进行改造,推动现代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被当作对立面来看待。在这种基本认识上,中国农村的传统文化不断地被消解,现已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实际上,传统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两面,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文化提供内容精神支持,现代文化能够丰富传统文化的形式,两者能够很好地兼容发展。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这块乡土上,广大农村沉淀、延续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存在方式,表现在大量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面,呈现在乡土生活中的民族传统习俗、仪式等方面。所以,在推动农村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存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农村传统文化进行适应现代农村生活的创新和改编,使之重新焕发生命力和活力。在现代农村,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文化图景:村民既能组织划龙船、踩高跷等传统活动形式,又有政府组织文化下乡所带来的皮影戏、黄梅戏、花鼓戏等传统戏剧;还能通过有线电视、电脑网络收看春晚、电视剧、奥运会、世界杯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也能通过光碟、收音机观看收听喜爱的小品、相声、杂技、二人转、说书等民俗艺苑,同时还可以去村里的文化广场打上一套太极、扭上一段秧歌、跳上一曲最炫民族风。

(二)经济文化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思想。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这一过程中,农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但同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农村建设,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一直是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境地。2000年后对农业、农民、农村的重视,也主要是关注农村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新农村建设使农村发展取得了新面貌,但是其改变了农村村庄传统的组织形态,更多的是通过搬迁——重建打造一个新农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村传统文化生态。因此,必须要在两个层面上处理好经济文化的关系。一是在国家层面,经济建设要与文化建设并驾齐驱,要充分把握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趋势,发挥两者的互动功能,特别是要重视文化的功能。在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文化功能的扩张与社会从传统产业形态向服务业转化密切相关;其次,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空闲时间的增加使人们包括文化在内的休闲娱乐活动的需求大大增加[32]。因此,农村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瑰宝蕴藏巨大的经济潜能。通过有条件有步骤地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和生态文化旅游可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二是在基层层面,在农村建设上,要有意识地保存和继承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层单位要为农村文化建设创造条件,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民间文化组织,设立农村公共文化示范区,整合既有的各种文化资源,打造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中心,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享受文化发展成果。

(三)的关系

城乡关系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现象,城乡二元结构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形成的,中国古代就有分野。只不过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发展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二者间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了城市的繁荣乡村的没落。许多村庄甚至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被吞噬或消失,据统计,十年间,中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个到100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33]。1978—2012年间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52.6%,年均增速为1.02%。2000—2006年,年均增速为1.05%。2007—2012年,年均增速1.45%。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提速,我国中西部农村将有一大批村庄消失或者空心化。“乡村的终结成为中国不得不关注和认真审视的现象。在此过程中,城乡关系出现了四种不良倾向:第一,形态混乱,即城市不像城市而像农村,农村不像农村而像城市,乡村理应回归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田园风光特色,城镇则更应该体现二三产业为主的紧凑型空间形态。第二,城乡巨大差异造成的人口盲流现象。第三,城乡公共服务的空间隔离。第四,新型空心村问题村的产生[34]。城镇化的发展,绝不意味着乡村的衰落或消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专门组织召开了新型城镇化会议,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一种最直接最简单最真实的心理诉求。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本,增加人文关怀,协调好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协同发展、公平发展、和谐发展。

(四)国家市场民间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国家、市场、民间社会是建设农村文化的多元主体,如何发挥政府、市场、民间社会建设农村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间社会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乡村自治有关。在传统农村,乡绅阶层主导着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民间组织发达,农村社区形成了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经常定时定点的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但是自政治权利进入乡村,农村开始了科层化管理;改革开放后,自然村集合为行政村管理,上世纪90年代后,快速城镇化导致农村大量文化能人和精英流入城市,民间组织开始解体。近几年来,由于农村文化习俗的惯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组织团体又开始复苏,在一些地方,文化中心户、文化演艺队在农村进行各种演艺活动并承办红白喜事。民间社会组织的这些活动符合村民的文化需要和口味,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政府可以引导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民间艺人进行培训,通过成立协会的形式加强交流和合作。2005年以后,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了初步效果,还需进一步科学完善。政府在发挥农村文化建设主导作用的同时,要调节各方的利益平衡点,促进共同均衡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市场机制的作用将使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在经济增长和文化建设上出现日益明显的马太效应,东中西部的区域差距将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而中西部发展中地区跳出低水平文化消费临界值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支持与推动。因此,政府在中间要起到调控作用,积极发挥政府的设计功能、规范功能、刺激功能和干预功能。市场日益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从动力机制的角度看,农村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共同作用下的流动和整合过程。所以,市场要发挥配置资源的优势,促进城乡之间文化资源和要素的流动,生产符合农民群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培育和壮大农村文化市场。总之,在这三者中,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积极培育农村文化市场的形成,引导民间文化团体的成长壮大,使三者成为一股合力,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


注 释:

①在综合参考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分布等基本因素前提下,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梯级区域来分类选取行政村,其中东部933村、中部758村、西部1027村。

②《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调查问卷》有三种类型:村干部卷、居民卷和居民访谈问卷,课题组设计每村发放村干部问卷1份、居民问卷40份、居民访谈问卷5份。因此,118个自然村预计应回收5428份问卷。但由于调研过程中部分村庄人口较少、学生调研出现遗漏等主客观原因,有1份居民问卷、5份居民访谈问卷缺失。

③梁漱溟称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时代变迁数据为90年代:1990-1995年,2010年代:2010-2013年。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

[2]王国胜.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文化变迁探微[J].理论探索,20065):128-129.

[3]陈晓军.中国当代农民文化变迁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吴学丽.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转型[J].理论学刊,20096):78-81.

[5]张良.农村文化与农村文化建设[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周军.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及路径选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61-64.

[7]朱娅.近代农村家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J].农业考古,20116):15-17.

[8]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72):62-69.

[9]夏国锋.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变迁——基于鲁西南夏村的考察[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张金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研究——L村篮球场为个案[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1]姬会然.社会主义乡村的文化图景及其变迁——以冀中南G村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2]李建春.论当代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69-71.

[13]张兆远.农民工对农村文化变迁的作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137-138.

[14]陆莉萍.论转型期西北地区农民消费观的变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73):209-211.

[15]罗正霞,李春花,谢家安,黄云玛.乡村旅游的开发与传统文化的变迁[J].经济研究导刊,201235):73-75.

[16]周军,田克勤.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引导[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3-16.

[17][美]罗吉斯·M·埃弗里特,[]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M].王晓毅,王地宁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8][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9]Peter B Nelson.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1(17):395-396.

[20]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25.

[21]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22]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M].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14.

[23]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01):16-21.

[24]周大鸣.告别乡土社会——广东农村发展30[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392.

[25]秦红增.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53.

[26][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7]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J].中国农村观察,20113):80-86.

[28]李友梅.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425-426.

[29]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的基础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0]〔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乡村社会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2.

[31]徐建新.“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选自徐杰舜、许宪隆.人类学与乡土中国[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32]Culture and Structural Policies. A contribution to employment. wulf-mathies member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responsible for regional policy and cohesion[C]. Meeting 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Regional Policy and Spatial Planning Venice,3-4 May 1996.

[33]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12/24/c_118691302.htm,新华网,2013-12-14.

[34]陶希东.新型城镇化发展需处理好十大关系[N].社会科学报,201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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