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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模式的世界意义
2017-10-13 22:00:32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7年第4期 作者:项晓霞 孟飞 【 】 浏览:4405次 评论:0

引言: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溢出效应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国家治理从来都是立体的演化模式, 它综合了中国的历史禀赋、文化源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从这些背景中, 我们分析出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脉络、渐变形态、当代阻滞, 做出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节点的郑重选择。正因如此, 我们才着重强调了文化的基础性地位和文化治理的重要作用。中国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邃底蕴, 同样, 也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构建了习近平同志所言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模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夯实了我们文化建设的根基;而在与西方文明的互鉴中取长补短, 又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比较优势。综合以上因素, 中国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独树一帜, 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道路研究已经成为显学, 各国学者都想窥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秘诀。然而之前的中国研究较多地从政治或者经济层面来解谜, 有意无意忽略了中国发展的内生性文化逻辑的重要作用。可喜的是, 新世纪以来, 一些学者和西方政要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寻找中国道路的启示意义, 他们不再拘泥于经济数据和政治意识形态, 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中国文化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上。而想要学习中国经验的发展中国家则看到了中国文化治理模式的辐射带动作用, 如果没有独立、自信和强大的文化治理能力, 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便是不可想象的。著名学者拉莫主要从思想文化的维度向世界展示中国道路的特征, 他在《北京共识》中给予中国道路的描述是:“艰苦、主动地创新和试验;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深思熟虑, 不断积聚能量以作手段。确实, 世界上众多国家之所以选择了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 归根到底是文化上的差异。文化塑造人, 人推动社会的发展。文化作为客观的继承物和非正式的制度, 它是深入到一个民族国家骨髓中的。因此, 文化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持久且广泛。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正努力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 这套异质性的话语显然与西方话语拉开了差距。中国创造了自己的话语, 这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一元论和西方话语霸权的关键一步, 开创了不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的先河。中国治理现代化和中国道路的当代发展无论如何都是全方位的演进过程, 而作为智力支撑和意识形态宏阔背景的思想文化不仅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亦是其发挥效能的核心动力源。由此, 中国对待思想文化资源的态度以及如何在现代条件下实现文化治理的现代转型, 这些都值得世界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反思自己的文化建构模式。

一、中国的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延继

中国在思想文化治理方面的成功首先要归结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 对于世界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 中国范例值得借鉴, 正确对待传统、牢固文化根基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通路。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形式, 这就给世界一个直观印象, 即中国人执着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其实, 这只答对了一部分, 现代中国审慎地评价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并使其与现代化大势相适应,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构建更加完善的文化模式和治理文化的议案, 才是答案的全部。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迫切需要追赶世界潮流, 在曲折中探索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而近三十多年来,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稳中求进, 越来越凸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现代化趋势和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否兼容?如何兼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给出了坚定的回答: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它不是我们现代化过程的负担, 相反, 正是因为这些我们视若珍宝的文化底蕴, 涵养了现代中国, 让中国的崛起更加稳定和顺畅。历史唯物主义给予我们足够的启示, 文化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 在更大程度上承担了上层建筑的功能。基于此, 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具有相当大的惯性, 对社会发展具有持久性的影响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 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 不同的文化环境也促使不同的民族国家走向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文明在长期的继承、演变、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 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形态上的独特性恰恰造就了中国文化的不断自我更新, 展现出异于他国的自觉性、适应性、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纳先进的外来文化, 在坚持自我的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 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历史惯性赋予中国发展道路以鲜明的个性特点, 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形态、社会体制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道路之根。没有这个坚强的根系,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以维系, 更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肩站立。贺麟先生的观点是, “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内, 现代绝不可与古代脱节。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文化的发展是内在的生长过程, 传统是动态的开放系统, 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 它关系着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向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的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它勾连了中国的历史、当下和未来, 中国共产党历来善于将传统文化中的进步因素和思想精华作为党和国家进步的精神力量, 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和国家繁荣昌盛的推动力。

中国致力于扎根维系民族发展的文化基本元素, 通过创造性转化, 让丰富的民族文化因子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我们看到, 在现代治理体系中, 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焕发了新的蓬勃生机。第一, 传统文化积淀出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 这其中包括:上善若水的至善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勇于付出的奉献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为中国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和改革开放道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第二, 传统文化中的因子聚合形成了中国人的思维特质。思维方式体现在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传统文化的塑形下更接近辩证思维。中国人的辩证思维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和而不同的中庸思维, 一定意义上中国道路就是一条中庸之道。第三, 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价值观。中国在五千年思维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整体、和谐、天人合一为标志的文化价值观。于是, 在治国理政和对外交往中往往表现出追求整体价值、崇尚和谐精神、大一统的心态。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再度复兴, 这昭示了一个优秀的文化传统的生机活力。世界上的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以此为教义, 文化虚无主义绝不可能引领国家复兴, 只有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才能融入现代、面向未来。

二、中国共产党对执政传统的清醒认识

如果说中国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只是简单的继承, 那么也不可能发挥出如此显著的效用。中国拟定的十六字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显然时至今日都是正确且意义深远的, 不能理解中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汲取, 就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文化建设的现当代转型

在这里, 必须要着重提出, 中国道路对传统的批判性延继还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执政党传统的清醒认识, 在此基础上完善和促生了我们自己的执政文化形态。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史由改革开放为划界, 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历史阶段, 这两个阶段虽然旨趣和内容都存在重大差异, 但是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需要从深层逻辑向度把握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决不能将二者静态、孤立地审视。可以看出, 30年虽走了弯路, 遭受了挫折, 但不等于前30年没有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 也是在前30年建立并巩固起来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成型的。换句话说, 没有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没有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实践奠定的思想、物质、文化等客观条件, 没有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 改革开放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 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赢得了世界声誉, 但不等于后30年就没有问题。前30年和后30年绝不是彼此割裂的, 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习近平同志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中正确地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社会主义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了不同的伟大历史功绩。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 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 如果说前30年的中心是在两极争霸时代里,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存下去, 那么后30年的中心即是在和平年代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问题。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去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我们的事业要发展、要进步, 但不能忘记走过的道路。

我们看到, 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就立刻否认这个国家刚刚经过的历史时期, 这种对历史的彻底抛弃与中国对待历史文化资源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中国尊重历史、借鉴前人、科学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给予中国人民更大的信心, 给予中国共产党更坚固的合法性基础, 更给予中国政府广泛的国际支持。外国评论者的论著普遍对中国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大国风范给予了高度褒扬。他们一致认为, 中国发展进步的稳定器和推进器是中国把历史视作连续发展的动态系统, 不割裂当下发展和历史流变的关系。历史学家阿瑞吉论述了中国的改革与革命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知名学者阿明也有类似的论断:“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的成就———经济均衡增长、大规模城市化和超强的技术吸收能力被描述为奇迹, 如果没有革命所打下的必要的基础, 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世界各国学者总结中国道路的成功时, 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重要思想原点———中国共产党对待执政传统的典范意义。他们认为, 中国的执政党充分考察了曲折前行的治理现代化路径, 也积极内化了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凝结起来的科学执政文化, 所以才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顺畅发展、成效显著。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标杆, 作为执政党, 它积极处理积淀久远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 也继承发扬了在刚刚过去的执政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 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值得世界各国效仿。

三、中国现代化过程对西方文明的甄别和汲取

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品质不仅仅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超越特质”, 而且能够以包容的精神和宏大的气魄对待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这一点看似容易, 世界上诸多国家也这么做了, 但却没有取得成功、或者远不及中国的成就。究其原因其实是中国道路对西方文明有精确的甄别能力, 不一味拒斥, 也不一味接纳。重视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就, 包括吸收各国人民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价值, 从而显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世界文明先进成果的一致性。邓小平曾经这样表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可以看出, 邓小平抛弃了苏联闭关锁国、一门心思搞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思维, 在一定的程度上、在恰当的范围内, 肯定了西方创造的一系列文化和文明成果, 也要求社会主义中国择其优秀的因素大胆汲取。必须承认, 对外开放不可能只是技术和资本的流动, 思想文化也会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涌入中国, 妥善处理外来思想文化就成了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中国经验告诉世界上渴望通过开放来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迅速崛起确实是中国卓越的学习能力的展现, 没有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管理、文化等诸方面的积极借鉴, 也不可能达成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成就。在融入世界竞争体系之后,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交锋, 在这种双向互动中, 我们虚心接受他国的思想文化, 努力将其内化为自己发展的可用资源, 在时代精神鼓舞和文明发展大道指引下, 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更值得一提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握了一以贯之的精髓———自主和可控, 即有目的地学习他人的经验, 有选择地适应国际环境变化。中国的对外开放绝不盲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经验, 甚至与西方的开放模式截然相反。一方面,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我们引进的是资金和技术, 输出的是商品和机会, 绝不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 附带政治条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 在对外开放中, 中国追求自身利益, 但绝不通过干涉内政, 甚至颠覆别国政权的方式来完成对世界的控制, 而是充分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同样, 在对待西方思想文化方面, 我们虚心学习, 却毅然决然地坚持自我, 没有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丧失自己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西方文化非常善于用各种方式传输、渗透, 以达到对边缘文化的控制甚至是消灭的目的。一方面, 西方国家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和信息交互方式向全世界倾销其文化产品, 将文化侵略和经济掠夺合二为一。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用温和含蓄的手段, 以对话、援助等说辞, 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巧妙地输送到发展中国家, 企图在意识形态上颠覆民族国家意识, 破坏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价值环境, 从而彻底消灭异己的力量。在中国, 我们做出了示范性的表率, 即能够对西方思想文化中先进的因素兼容并蓄, 但对西方沉渣泛起的错误思想和敌对思潮则加以坚决地批驳。这样一种文化上独立自信、蓬勃发展的局面对世界各国来说确实是具有吸引力的。

结语:铸造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 让中华文明屹立世界文明之巅

文化自信已然成为近几年国家治理中的关键词和热词, 它发轫于2014年初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同志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思想。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 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及文化自信这个核心概念, 特别是2016年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 他再次强调, 我们中华民族必须长期坚持和积极践行四个自信, 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是坚定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前提和条件。因此,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简言之,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中国的思想文化是一个中华民族的灵魂, 它塑造着中国的坚强脊梁, 同时中国对于文化的遵从和实践恰恰是中华民族得以源远流长的基石。习近平同志一语中的:“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 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 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 我们走自己的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中华民族的自信不仅具有历史禀赋和传统基因, 更是与时代潮流接轨、与人类共同命运切近、与未来美好图景同构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是人类文明崭新篇章的恢弘展开, 它向世人展示了文明形式的异质性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虽然中国的道路被描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也就是说, 它强调了中国特色。但中国特色绝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独特”, 中国道路本身的特殊性中无疑蕴含着来自整个世界的普遍性, 我们仍有很多经验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具体来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的普遍性表征了中国的发展寓于人类文明发展大道, 我们坚持世界眼光, 从而开启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积极接纳和吸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这就包括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延继、对漫长革命征程的总结、对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借鉴等等。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 他多次表示, 中国道路的核心是按照本国的国情,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意味着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出的立足于国内外现实、立足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道路, 绝不是移植或被强加的他国的道路。中国道路是一种建设性实践, 它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变为现实;同时, 它也是创造性实践,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道路推进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也更进一步提升了文化创新的步伐, 它们共同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获得了持续推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治理体系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性质, 在不依赖、不依附、不盲从西方文明形态的基础上, 吸收消化一切文明成果, 不断掌握主动权, 并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 发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崭新人类现代文明形式。兼容并包是社会主义文明观的独特品质, 是人类文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特征。进入二十一世纪,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世界秩序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 全球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 国际局势仍然危机四伏。中国准确地研判出了全球治理失灵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文明观错误逻辑, 于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模式的确立和实践是对阶级社会文明时代的继承、超越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实现个别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 摆脱了对本国利益的狭隘追寻。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在国家治理思想上不断推陈出新, 在国家治理模式上不断创新探索, 获得了卓越的成效。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的角色定位悄然发生着改变, 中国正以自信、有为的姿态承担着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通过一带一路等重大决策部署, 我们加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转型, 从积极融入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 应表现出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强烈担当。总体而言, 中国道路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程拉开了序幕, 而且也给全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忘传统、勇于创新、大胆实践, 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在多样化的世界展现本国的特色, 积极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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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 传统文化; 批判继承;对外开放; 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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