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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报恩与报仇,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
2017-09-30 11:17:59 来源: 作者: 【 】 浏览:1271次 评论:0

活字君按

半个月前,被称为“辱母杀人案”的山东冠县于欢事件引发举世震惊。在于欢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应当如何量刑的司法讨论背后,是我们关于“报仇”这个古老话题的重新思考,和对“报仇”这个命题之下隐含的,对于如何实现人伦正义的深深关切。

在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看来,“报仇”与“报恩”,以及“报答”“报应”“回报”等词汇当中,都体现出了作为一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的“报”这一概念。在活字文化策划,即将面世的《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含义》中,杨先生以史学家的渊博学识和精深见解,对中国社会中的“报”这一话题展开了独到的梳理与讨论,更将“报”这个汉字(而非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情”“关系”“面子”等概念),提高到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的位置上。让我们跟随活字君,一起先睹为快吧!

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杨联陞 著 段昌国 译

中文里“报”这个字有很广泛的意义,包括“报告”、“报答”、“报偿”、“报仇”,以及“报应”。这一些名词的中心意义是“反应”或“还报”,而此一观念是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爱与憎,赏与罚),在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超自然之间,应当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

杨联陞先生在书中认为

中国文化中的“报”字

不能译为英文Response,而应对应Reciprocate

图为柯林斯词典对Reciprocate的解释

因此,当一个中国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应”或“还报”。给别人的好处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s),以期将来有相当的还报。当然,实际上每一个社会中这种交互报偿的原则都是被接受的。而在中国,其不同之处是这项原则有由来久远的历史,高度意识到其存在,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制度上,而且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

社会交换同样是受到重视的一大显学

图为马赛尔·莫斯的名著《礼物》

在儒家的经典《礼记》 中,有很著名的一段: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本段内容出自《礼记·曲礼上》

图为四库荟要本《礼记注疏》书影

这一段后来多次为人所用,已经成为一个谚语。在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中国谚语与俗话》 中,他引述《礼记》这一段,并加上一则俗话:

所谓相互报偿,在理论上就是俗语中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所谓得人一牛,还人一马;或一盒子来,必须一盒子去,都是这个意思。

明恩溥的同一著作中,又引述了一首诗,并加说明:“这一首诗,显示出交互报偿的必要性,阐明朋友交情的真正功用,并且说明了中国帝制下一个基本的原则。”其诗如下:

天上下雨地下滑,

各人栽倒各人爬。

亲戚朋友拉一把,

酒换酒来茶换茶。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

著名汉学家,美国公理宗来华传教士

著有《中国乡村生活》《中国人的素质》等

均已翻译出版

社会关系的反应或还报并不一定是即时的。逢年遇节的往来送礼几乎是即时的,但其他场合如生日或婚丧喜庆的送礼,则只有在对方也有同样情事发生时才能还报。当然,在这些场合,招待亲友的吃喝可以部分抵还所送的礼;如果送来一份薄礼而受到丰盛的招待,这种还报已经是超过了。此类特别场合以外的普通宴饮,也是同样从质与量上计算所给与所得的。

还报也可以是延后的,因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是以家庭为基础,而家庭像一个法人,是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在两个已经建立了友善关系的家庭之间,社交礼之往来不必每次都结清,因为双方在短时间内都不会觉得过意不去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用来表示这种较为随意的友谊关系,就是“过得着”,意思是说“我们之间的相互交谊已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随意一点了”。但在长时间内,这种社交收支则必须保持平衡。其中极重要的一点是所欠的“人情”,这不但包括感情在内,也包括种种社交的表示如庆贺、吊唁,以及适当场合的送礼等,如果没注意保持平衡,就是没尽到社会义务,将使别人看不起他的家族。一个考虑周到的家长常常会在他洗脸盆旁边的墙上挂上一份特别的社交日历,以提醒他。有的穷儒往往因为负担不起适当的回礼,而谢绝所有宴饮的邀请。

但怎样才算是适当的回礼或还报,则依儒家或道家哲学而有所不同。《论语》中有一段: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根据《礼记》孔子也允许“以怨报怨”,我们不清楚这项原则在孔子说来是否相当于“以直报怨”。如果孔子确实提过这两项原则,他的立场必然被后来儒家学者修改过了。这些儒者认为以一个君子而大谈以怨报怨是不相称的。这种修改很可能是受了道家的影响。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道家的理想主义对儒家现实主义(realism)的胜利,因为不论儒家或道家均各有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层面;同时,“以怨报怨”可以是理想主义的,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

一个很实际的理由是,“怨怨相报,何时得了”。为了防止这种永无止境的报仇,政府常会下令禁止报复或血仇世斗,这一点又配合另一法理的理由,就是:社会上的不公道只能经由国家当局来纠正。

杨联陞先生指出,历史上

政府常常基于稳定,下令禁止复仇

图为《三国志·魏书》文帝四年诏

“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

总而言之,“以怨报怨”这句话极少被以后的儒者引用,他们甚至会希望这是《礼记》原书中的一个笔误。

另外一个对“报”的观念产生影响的是武侠或游侠的传说。游侠的兴起是战国时代,那时封建势力衰落,传统的武士阶级丧失了他们的地位与爵衔,这些勇敢独立的武士,又吸收了来自低层阶级的壮士,他们分散于全国,向任何能够用他们的人贡献其服役(甚至他们的生命)。这些游侠的特点是绝对的可靠,他们视此为其职业道德,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就是还报那些真正赏识者的方式。他们的永远打抱不平的态度,使得他们成为那些复仇心切的人最得力的助手。

从太史公《游侠列传》开始

游侠主题一直构成了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

与魏文帝同时代的曹植,就对“幽并游侠儿”大加歌颂

图为《白马篇》书法

到秦汉时代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以后,政府开始限制游侠的活动;这政策主要是根据一项原则,就是公道的行使只能经由代表帝王的司法机构。以后的朝代同样继续这个政策,大致来说颇为成功。自行报仇的人被视同触犯法律者,将被解至公堂接受刑罚(但一个报杀父母之仇的孝子,则是例外:他被判流放而非死刑)。

然而,游侠的骑士精神并未被消灭,《史记•游侠列传》中那些传诵的英雄一直能激起后代的向往,而每个时代中总会产生一些或真或假的游侠人物。

依照一个真正游侠的道德规范,虽然一定会得到报答别人的恩惠,他们给别人的恩惠却不期望任何报偿,许多游侠甚至拒绝报偿,这种德行称做“义”。“义”通常有“正直”的意思,但在这里,它的特殊意义是表示任何超于普通道德标准的德行。下面一段是冯友兰对“义”字的阐述:

“所谓‘行侠作义’底人,所取底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高。如《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施恩拒报,安老爷向她讲了一篇圣贤的中道,正可说明此点。安老爷说,凡是侠义一流人,都有‘一团至性,一副奇才,作事要比圣贤还高一层。’圣贤‘从容中道’照着一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而行。比圣贤高一层者,正此所谓超道德底也。施恩不望报是道德底行为,施恩拒报则即是超道德底行为了。”

本段所引内容

出自冯友兰先生所著

《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

图为本书三联书店2007年版

报的观念也同时应用到所有其他社会关系上,从五伦之首—君臣关系开始,及于其他。在古代就已经知道,报恩是德政的基础,这一点在汉代学者刘向的《说苑》中说明的最为清楚: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兴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复君之恩,而尚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行赏者,亦乱之本也。夫祸乱之源,皆由不报恩生矣。

杨联陞先生认为,从刘向《说苑》表明

中国历来将“报恩”视为德政的基础

重视“报恩”对国家治理的教化作用

图为明成祖修建的大报恩寺塔

1636年荷兰传教士所绘的大报恩寺塔图

董仲舒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这位汉代的思想家发出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国家社会的系统是可与宇宙结构相应的。政府制度的行使应该模仿天道的运行。他所谓的“国之四政”相当于自然界的四时: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凉以杀,冬寒以藏。暖、暑、凉、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凉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

这里所说的“天”,在董仲舒以及其他大部分中国思想家的理论中,是同时指自然界与统御自然界的超自然(神性),其意义有时着重在前者,有时在后者。 我们可以说,“天”不论是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中国人相信它都守遵循还报的原则。

本段出自《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作为全书最重要的篇目之一

《人副天数》集中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命题

图为卢氏抱经堂本《春秋繁露》书影

在杨联陞先生看来,无论“报恩”还是“报仇”,这些由“报”字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个语词网络,都表达着中国人关于社会生活的某种深层理解:在人的交往之间贯穿着确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杨先生将“报”(Reciprocate)视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

本文全长13000余字,为了适应微信阅读的便利,本次推送只摘编了前三分之一部分的内容。在随后的部分,杨先生继续讨论了中国宗教中的“天道祸福”观念,佛家“业报轮回”学说的影响,以及后世的《功过格》《感应篇》等文本中体现的交互报偿原则等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刚刚问世的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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