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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理财:《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序
2017-12-01 08:48:50 来源: 作者: 【 】 浏览:1869次 评论:0

    [按] 张良博士专著《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公共性建构》日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应张良之请,特作此序。


当前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个体化是这场变革一项最深刻的内容。中国乡村个体化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乡村个体化将何去何从?如何理解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作为学者,有必要去做学术性解释。

作为我们研究团队的一员,张良博士一直努力做这项工作。早在10年前,他就跟随我攻读硕士学位,做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调查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变迁,尤其是其公共性的衰落与乡村社会个体化有着内在的关联。于是,我们开始关注中国乡村个体化变革。随后,他又在我的指导下继续深造,将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为中国乡村个体化研究。今天,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便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加工、完善的研究成果。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对中国乡村个体化变革本身作了系统的分析,而且从乡村个体化视角重新审视当代中国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诸问题,以便开出更加有效的诊断疗方,重新建构乡村社会公共性,抑制个体化对乡村发展及乡村治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个体化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变革,而是现代化的一个后果。诚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所言“现代化不仅仅导致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的集中、更紧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以及流动性和大众消费的发展。它同样导致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即从历史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祛魅的维度);以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之中,也出现了个体化变革,“去传统化、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压力,所有这些西欧个体化特征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个体身上”。

但是,中国乡村个体化目前仍然看不到贝克所言的第三重个体化(即“重新植入”社会)的一丝曙光。到现今为止,它主要经历了两波个体化:第一波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从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义国家中脱嵌出来;第二波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领域,越来越多的人从地方性共同体、家族、家庭乃至亲密关系中解脱出来,把日常性生产和生活关系转变为即时性交易关系。这些日益崛起的个体,其中不乏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的个人”,他们“已显示出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和他人个体权利的趋势”,自我主义盛行于无公德的个人间的交往中。在这里,我们无意对这些“自我主义”的个体农民进行道德评判,并且我们也并不占有这样道德高度去评判他们,因为这样的“自我主义”标签并非当下农民所独享。

相对于过去,这些个体的确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或自主性,但吊诡的是,这些自由、自主性又具有一定的自反性,也就是说,这些自由、自主性同时对自身产生对抗、冲突或消解作用——现代社会结构迫使人们成为积极、自主的个体,但同时又必须对所面临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发展出一个自反性的自我。身处个体化变革中的中国农民,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

因何如此?张良博士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后发型现代化的中国将前现代化、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三个进程杂糅、压缩到一起,各种碰撞、各种矛盾以非常密集的方式即刻产生于压缩时空之中,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要素的共存与冲突,促成高度复杂的动态社会系统的重构。中国乡村个体化正是在这一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之中展开的,个人逐步从宗族、阶级、集体的束缚性群体性关系网络抽离出来,独自面对不可控的市场变化和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

除了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脉络中考察中国乡村个体化,张良博士还从国家、市场、社会、文化等维度对它进行综合分析。实际上,也只有在这一立体式分析坐标中,才能充分地展现中国乡村个体化的总体面貌特征,把握其基本逻辑。

中国乡村个体化尽管可以看作是国家、市场、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无疑的是它由国家开启,因为包括市场、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其它诸因素都跟国家密切关联——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规划与主导;乡村社会从总体性结构转变为离散性结构,也跟国家在乡村治理转型不无关系;乡村文化传统的消解和式微,也与改造乡村、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直接相关,它们背后都有国家的影子。就像张良博士所说的那样,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不是现代性自然成长的结果,而是国家规划式变迁的有意为之。

不过,相对前一波中国乡村个体化而言,第二波个体化复杂得多。如果说中国乡村社会第一波个体化主要是由国家开启和主导的话,那么第二波个体化更主要地受到市场、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国家在大多场合下则从前台退隐到幕后,其中某些变化未必是国家当初所期望的,因为一旦市场、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对个体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它们必然会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

二者的作用是双向互动的,乡村个体化反过来也对乡村社会关系、乡村治理、农村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在这部著作中,张良博士系统地分析了乡村个体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作用。他指出,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一方面给农民带来了私人领域的自由、权利,激发了个体的积极性、独立性、能动性,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依附性和保守性,在进取自我和欲望自我的推动下从更为广阔的空间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同时,个体化也意味着乡村共同体归属感、安全感、确定性的丧失,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和社会信任的脆弱不堪,意味着社会风险的个人承担,意味着依靠自己而活和为自己而活。

基于这些分析,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乡村社会个体化也许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由之路,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个体化带来的集体失联、社会失范和极端自我主义,如何重建社会团结,如何实现农民合作、集体组织与动员整合?对于这一命题,张良博士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诊疗方案。这一方案或许未必可行、有效,但我相信它必定会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中国乡村个体化仍在演进之中,关于它的研究有待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认为张良博士的这部著作为这项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基础。在此,我也祝愿他沿着既有的研究路线向前迈进,开辟更加辉煌灿烂的学术道路,其沿途景致定将美不胜收。

 

                                                                                                         吴理财

 

                                                                                                    201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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