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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主体性的培育:社区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2017-12-01 20:28:56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2017年第4期) 作者:陈伟东 陈艾 【 】 浏览:1500次 评论:0

一、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深层问题是社会无行动、居民不行动

社区治理的短板是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社区开始由建设向治理转变, 如何理解社区建设阶段与社区治理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呢?从行动主体及其关系角度看, 社区治理是社区建设的超越, 社区建设是单一主体层级结构, 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网络结构。从2000年开始, 我国社区重在建设, 重点是要解决“有组织管事、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场地做事”的四有问题。加强社区法定组织建设, 包括社区党组织建设、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建设;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逐步形成了一支年轻化、知识化、职业化的队伍;加强财政投入机制建设, 改善社区工作者待遇, 保障社区工作正常运转;加强社区公益服务设施建设, 逐步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党的政治性和政府的主动性在社区建设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积累了一条基本经验“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程度决定了社区建设的力度, 公共财政投入程度决定了社区建设的速度。”这条经验成了人们判断各地社区建设差异的标准。这个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党委在领导、政府在行动, 但社会无行动、居民不行动, 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远未建立, 甚至尚未破题。社区治理是社区建设的超越, 不是指政府行动的终结, 也不是指社区建设内容的过时、任务的完成, 而是指要培育新的行动主体和改革行动主体的关系结构。社区治理就是要改变政府行动而社会无行动、居民不行动的状况, 要从政府单方管理和服务的层级结构中走出来, 建立政府与社会力量跨界合作、协同参与的网络结构。从运作机制讲, 层级结构主要采用的是单一的命令方式, “上级派活、下级干活, 上级检查、下级汇报”, 上下级之间是命令与服从关系。网络结构是多种方式的组合, 包括命令方式、协商方式、互助方式、购买方式、委托方式等的结合, 构成纵横交错的行动网络, 行动主体之间是合作、信任、协商、互惠的关系。

治理是多元行动主体的协同参与网络。社区网络化治理是社区行动主体培育和行动关系调整的过程, 其关键是“化”社区居民、“化”社区组织、“化”社区关系、“化”社区机制。从单一主体层级结构到多元主体网络结构, 需要解决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体制外的横向主体缺失。长期以来, 我们善于利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进社区建设, 体制内的 (纵向的) 各级党委政府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行动, 而体制外的 (横向的) 社会组织无行动、居民不行动;另一个短板是体制外的横向协同缺失。长期以来, 我们习惯行政体制内的纵向协调, 而不习惯行政体制外的横向协调, 各级党委政府部门不习惯部门间的横向协调, 更不习惯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和居民的跨界合作, 形成了若干不关联、无协同的“条线”, 难以构建彼此关联、互动的“网络”, 致使力量难组合、组织难优化、资源难整合。

补齐社区治理短板, 需要增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和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为此, 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界定社区治理中的政府主体性、社会组织主体性、居民委员会主体性、居民主体性, 多元行动者的主体性是如何生成的, 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哪些变化。

二、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和生成是多元行动主体的合作基础

社区治理求变的方向是什么?社区是居民的。社区是居民生活过、体验过的世界, 不是学者描述的世界, 也不是政府想象的世界, 任何人无法将自己描述的、想象的世界硬塞给居民。居民是社区的主人, “唯有成为这样的主体时, 人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让自己及群体的生命更加丰富”。社区是一个脆弱的关系体, 容易受权力渗透和资本渗透, 权力控制使居民顺从, 资本侵蚀使居民原子化和商业化, 权力控制和资本侵蚀使得居民主体性丧失。从本土实际出发, 我国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居民主体性缺失。社区治理是居民主体性培育的过程, 而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和生成则是社区建设中多元行动主体合奏的基础。因而, 社区建设、社区治理应该以培育居民主体、增强居民主体性为目标导向, 消除一切妨碍培育居民主体性的羁绊。

社区从建设到治理, 求变的方向是培育居民主体性。行动研究关于行动者主体性及其生成机制做了大量的研究, 形成了如下观点: (1) 行动者的主体性是行动者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自我觉醒的自主性, 谋求生存境况改变的能动性。 (2) 行动者交互建构主体性, 如教师与学生交互建构主体性, 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交互建构主体性, 行动者以对话形式将他者内化, 形塑混杂的 (mixed) 互为主体彼此进入对方的生活世界, 共同寻找自助与互助的方法, 营造我们可以不同但我们可以共同成长的公共空间 (3) 行动者会遭遇制度排除、文化排除、经济排除等, 教育与被教育、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都会使行动者彼此丧失主体性。 (4) 专业人士应采取增能赋权行动, 充当协同者, 为其他行动者“提供条件, 让人们在获知关于人类处境知识时, 增进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增能赋权是“个体、团队和社群掌管其境况、行使其权力并达成其自身目的的能力, 以及个别和集体地, 能够借此帮助自己和他人将生命的品质提高到最大限度的过程”。

吸收行动研究的观点, 我们认为社区治理是居民主体性培育过程, 它包括以下内涵: (1) 居民主体性培育是居民主体性张扬的过程, 居民主体性是居民自我觉醒、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回应自己需求、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动性。 (2) 居民主体性培育是居民、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交互建构主体性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需要调整自身角色, 充当协同者, 赋予居民对自己及群体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 并在行动中增强自助和互助能力, 在向居民赋权增能的过程中实现政府增能、社会组织增能、居民委员会增能。 (3) 居民主体性培育是对话过程, 对话是居民与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交互建构主体性的有效机制, 对话促使反思, 彼此认识到我们可以有不同但可以共同成长、我们有矛盾但我们可以和解、我们需要自助更需要互助。 (4) 居民主体性培育是不断排除其遭遇观念的、体制机制的、方式方法等障碍的过程, 同时, 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是居民主体性培育的必要条件。

三、居民主体性的培育是多元行动主体之间关系重构的过程

社区治理求变的路径在哪儿?这需要从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与居民的现实关系中, 去发现问题, 去寻找变革的新路径。我们以居民决定权和行动权为聚焦点, 从制度激励、资金扶持、能力建设、资源链接、服务需求表达、服务内容选择、服务公约确定、服务产品提供等八个维度, 来分析行动主体间的关系模式, 透视居民主体性培育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寻找变革之道。从以下表中纵向八个变量维度、横向四个行动主体, 纵横交叉会出现若干不同的关系模式中主要分析我国正在经历的三类社会关系模式。

表: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    下载原表

表: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

模型A:权威管制模式。权威管制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社区网格化管理。它是单一主体层级结构的延续和强化。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实质是通过公共服务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政府垄断权力和资源, 权力和资源在行政体制内封闭循环, 自上而下确定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 自上而下配置服务资源, 自上而下提供服务产品, 自上而下分解服务责任, 自上而下督查考核。权威管制模式背后的理念是“权力本位”, 崇拜权力, 权力至上, 惟命是从, 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权威管制模式的关系结构, 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间、政府与居民委员会间是命令与服从关系, 居民委员会与居民间是管理与被管理和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居民委员会是政府的助手, 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解释政策、执行政策, 把完成政府指令作为首要任务。居民在接受政府控制带来的福利的同时, 失去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权利, 失去了参与社区公益服务和公共问题处置的意愿, “反正有人管自己何必做”成了一种集体的意识。政府发现自身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居民的满意, 换来的却是政府买单、老百姓不买账。居民委员会越来越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这么累、为什么自己这么苦、为什么居民这么冷 (居民不参与、居民抱怨多) 。当“社区是居民的”被置换为“社区是政府的”, 居民主体性就遭遇观念的、制度的、机制的排除。当居民丧失主体性, 政府要应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偏离自己应有的角色, 行动能力会减弱, 行动自主性会降低。德鲁克认为当组织关注它们自己力不能及的社会问题时, 它们的行为是“不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由于专注于它们自己的特定工作而满足了社会需求时, 它们的行为便是“负社会责任的”;当它们把公众的需求转变为它们自己的成就时, 它们的行为是最负责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出现, 除体制惯性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社会的不运转。改革开放改造了经济, 也改变了社会, 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喷发、社会矛盾激化, 人们发现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 现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期, 脱离秩序的风险越来越大。原子化的个人面临社会的不可预期和越来越多的风险, 感到无能为力, 产生个体的焦虑, 借助媒体、网络的渲染, 个体的焦虑像病毒一样蔓延, 个体的焦虑演变为集体的恐惧。经历长期的政府管制和权威控制洗礼的人们集体追问政府在哪里、政府在干什么, 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权威身上。集体的恐惧和对政府控制的期待, 成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社会基础, 强力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人们, 利用集体的恐惧创造出更多的集体的恐惧, 利用人们对权力的庇护创造出更多的庇护。政府和社会同时陷入“集体的恐惧——集体的依赖”、“政府拖累社会——社会拖累政府”的循环中, 在这样的循环中, 人们的主体性难以生成。

模型B:给予服务模式。它的典型代表是目前实施的嵌入式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之间“三社联动”。2011年前后, 上海、深圳、广州率先将社会工作嵌入社区建设, 政府通过制度激励、资金扶持、资源链接等的方式, 培育社会组织, 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 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跨界合作, 在体制之外培育了新的行动主体, 改变了政府行动、社会无行动的状况。社会组织受权力本位和资源依赖的制约, 服务过程中, 将政府目标和要求放在第一位, 关注项目指标完成情况、项目经费执行情况、项目收益情况。在对待居民的态度上, 许多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没有太大的区别, 同样把居民当成是服务的享受者、服务的消费者, 把居民排除在服务的决定权与行动权之外, 居民参与止步于需求表达, 不再参与活动的策划、公约的协商、服务的提供。社会组织关注向居民给予了什么、给予了多少, 甚至有的社会组织为博取政府和居民的认同, 尽力讨好部门、讨好居民。这种给予式服务使居民在得到社会组织服务的同时也增加了对社会组织的依赖, 双方构成依赖和给予关系。有的社会组织力图固化自身与居民之间的给予和依赖关系, 以达到巩固权力、获取资源、拓展空间的目的。有的社会工作者以专业/非专业标准, 把自身与社区工作者区隔开来, 不是寻求与社区工作者的合作而是排斥社区工作者, 招致社区工作者的抵抗。事实上, 在现行的嵌入式“三社联动”, 社会工作者较少的是与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的协同, 更多的是把财政资金转化为活动和产品, 给予居民。杨静认为“现今, 很多做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常常说我们‘给服务对象’一些服务, 将自己放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 仅仅扮演福利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 将服务了多少个个人、开了多少个小组, 举办了多少场活动作为行动的评估指标, 却不关心问题的根本成因, 没有‘社会’的视野, 随意操控和使用服务对象完成他们设计和申请的‘项目’, 满足自己的职业成就感, 服务对象除了被服务之后得到一时吸鸦片似的快乐外, 生存环境没有改变任何”;“如果是居高临下的助人关系, 强调助人关系中的社会工作者的权力和权威的作用, 助人关系也可能转变为压迫关系”。王醒之认为“在这样‘助人—受助’的关系结构中, 虽然受助者经常处于失语的困境里 (不断地被助人者代言/阉割) 并丧失了主体性, 但其实双方的主体都被禁锢于其中, 助人者被迫同时演出既得利益者与受压迫者两种角色”。

模型C:赋权增能模式。与嵌入式的“三社联动”不同, 2013年开始, 湖北省、苏州工业园区、成都市成华区、济南市历下区等地走出了一条内生式“三社联动”之路。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借力打力, 通过制度激励、资金扶持、能力建设、资源链接向社区工作者赋权增能, 再借助社区工作者向社区居民赋权增能, 在社区内部自主生成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相互增能、集体行动的机制。湖北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和东沙湖社区工作委员会、成华区民政局和成华区委区委党校、历下区民政局等政府购买服务, 委托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加强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建设。从2013以来,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与地方政府、社区工作者在共同学习、共同探究、不断完善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技术。通过提问式方法, 引导社区工作者就“组织居民参与, 我们面临的困惑是什么、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开展对话, 把话语权交给社区工作者, 引导社区工作者自我反思自身的工作经历, 自我反思对待居民的态度, 自我反思自己的实践经验, 共同寻找改变的方法。对话式训练有助于双方彼此认识到我们大家是一个集体, 我们大家有关心相同的问题, 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寻找方法。经过4年的努力, 这套技术基本形成体系, 它包括居民需求调查技术、居民公约协商技术、公益积分兑换技术、资源链接技术、居民活动创意技术、社区问题治理技术、社区社团培育技术等。这套技术贯彻的理念是“社区是居民的”, 把决定权和行动权交给居民。这套技术是要协助社区工作者通过自我反思, 完成角色转变, 从包办者/控制者转向引导者/协同者, 学会与居民一起成长。这套技术是要为社区工作者提供一种引导居民自我赋权、自我增能的方法。同时,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协同政府通过政策激励和资金扶持, 鼓励社区居民委员会策划和运作社区公益服务项目, 坚持服务居民与组织居民、居民赋权与居民增能相结合, 社区工作者引导居民自我表达参与公益服务的愿意, 把服务活动的策划权、服务公约的制定权、服务供给的行动权同时交给居民。2016年12月,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召开了首届社区社工实务论坛, 把话语权交给社区工作者, 来自湖北、济南、苏州、成都的20位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分享了他们把居民组织起来、让居民自治起来的成功案例。这些案例显示: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居民在彼此赋权增能的过程中, 使社区服务从“为居民服务 (for) ”到“和居民一起服务 (with) ”再到“由居民自我服务 (by) ”的转变。赋权增能模式, 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居民不行动的状况, 使政府部门 (官员) 、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 、社区居民委员会 (社区工作者) 、社区社会组织 (居民) 各自明晰自己的主体性定位, 政府的主体性是从政策、资金、资源链接等方面给予扶持。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是协助社区居民委员会学会向居民赋权增能的方法。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体性是向居民赋权增能, 在居民增能的同时增能自身。居民的主体性是在吸收外部能量的过程中自我组织起来, 回应自我的、社群的需求, 应对自我的、社区的问题, 改善自我的、集体的福利。四者之间的是一种协同关系, 如果把社区治理比作汽车运动, 政府 (发动机) 提供能量, 通过社会组织 (变速器) 和居民委员会 (传动轴) 把能量传递给社区居民 (车轮) 。

为什么要、为什么能借助社区居民委员会这个中介来促进居民主体性培育, 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台湾社区营造采取自下而上、彼此组织、集体的行动来谋求处境的改变, 社区营造是社区自组织过程, 但居民仅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自组织起来, 需要政府制度和资金的扶持, 也需要专业工作者在知识、资源、能力等方面的协同。大陆与台湾在体制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现行法律和政策赋予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自治的职责, 尽管居民委员会的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会给它带来困扰, 但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协助居民觉醒意识、重拾权利、重担责任, 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事实上, 大学、大学教师与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者一样都处于国家体制内, 同样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 大学教师都可以做到协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那么, 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将社区工作者排除在培育居民主体性的过程外。社区工作者比社会工作者在增强居民主体性方面的愿望更强烈。社区工作者处于制度结构的夹层, 对上要为政府分忧, 对下要为百姓解难, 既不能得罪领导, 也不能得罪居民, 行政命令与居民索取、部门内耗与邻里纠纷常常使他们陷入两头受气、出力不讨好的境况, 他们对体制弊端及其给自己所带来的痛苦有更深刻的体验。社区是铁打的营盘, 社会工作者可以是流水的兵, 可以随项目的结束而离开, 但社区工作者生活在社区、扎根在社区、铆钉在社区, 时时感受到居民主体性缺失给自己造成的社会负担。只有培育居民主体性才能促使自己减负, 是他们谋求改变的能动性的根源之处。社区工作者了解社区情况、知道如何与居民打交道, 是他们的先天优势。蕴藏的社区工作经验、有温度的实践知识是他们能动性的源泉。在居民主体性培育的过程中, 不仅政府官员要学会与社区工作者合作, 社会工作者更需要学会与社区工作者合作。

四、居民主体性的培育是居民自我激活行动要素的过

居民主体性的培育需要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 由内部要素系统和外部支持系统构成, 既需要外部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赋权增能, 也需要自我赋权增能, 自我觉醒意识, 自我争取权利, 自我承担责任, 自我组织起来, 自我行动起来, 激活内部行动要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依据, 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社区治理求变的关键在于促使居民自我活化, 激活自我的行动要素。然而, 现实中, 居民自我行动要素残缺: (1) 居民自治无意愿。居民需要摆脱长期以来政府包揽、居民委员会包办所养成的依赖习惯, 就像独生子女一样,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动手意愿自我雪藏。 (2) 居民自治无动力。居民与社区集体利益的关联度低, 存在集体利益搭便车动机, 居民自治缺乏动力。 (3) 居民自治无规则。每个社区都有居民公约, 但公约是自上而下形成的, 不是居民对话形成的, 居民没参与、无认同, 居民没决定、不执行。 (4) 居民自治不持续。居民参与或者不参与不是单纯靠自愿的更是要靠激励的, 在缺乏激励的情况下, 持续参与的可能性较低。 (5) 居民自治无方法。居民缺少协商对话的知识和方法, 居民自我赋权增能的可能性低和可行性弱。

社区治理求变的关键是促使居民自我活化行动要素。从2013年开始, 我们协同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不断积累实践知识, 在“泥泞低地”找到通向培育居民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实践经验一:自表意愿自成社群。社区工作者用日常生活经验的话题导入, 告诉大家:人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有积极性, 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没有积极性;在社区集体行动中, 有的人参与意愿强烈一些, 有的人参与意愿会弱一些。让有意愿的人先行动起来, 让更多的人慢慢地自我醒悟。在与社区工作者借助介入的知识和方法, 通过参与式需求调查方法, 引导居民自我表达自己的需求、自我表达自己的意愿, 自我寻找自己认同的意愿社群。大家慢慢懂得了人类需求和意愿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慢慢学会接纳、包容、等待。对话形成的意愿社群和动员找到的骨干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 前者是自我选择的, 后者是被人选择的, 前者是自己行动起来做自己的事, 后者是被要求行动起来做他人的事。锁定了意愿社群就迈出了社区集体行动的第一步。

实践经验二:自我组织自我联合。意愿社群具有类型多样、规模小的特征。“小的就是美的”, 多样化和小规模的社群具有“一小四大”的优势。“一小”指的是社群人数规模小;与此相关是“四个大”:他们意愿的相同或相近程度最大化、他们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最大化、他们组织起来的可行性最大化、他们集体行动的可靠性最大化。奥尔森认为“一个集团是否可能在没有强制或外界诱因的条件下为自己提供集体物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团中个人的数量, 因为集团越大, 任何一个人就越不可能作出贡献”。即使人们有行动意愿, 如果不能自我组织起来, 也会因缺乏组织而难以行动。要让缺乏经验的居民自我组织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难的是居民自我发现自己的“老大” (社团领袖) 。我们协助社区工作者引导居民3人一组根据自己的意愿策划N次活动方案, 通过协商, 共同确定活动开展的顺序, 采取3+X依次递增法, 每次活动组织者分别有3人, 第一次活动组织者3人同时参与第二次活动的组织, 依次递增下去, 到最后一次活动时, 所有的居民分别参与活动组织1至N次。这个过程让居民自我累积组织经验, 自我寻找自己心目中的“老大”, 从而自己建立自己的社团。近3年来, 社区社会组织开始有了多元发展, 除原有的兴趣类团体外, 一批公益类、志愿类、问题处置类的团体发展起来。社团的发展过程是社群的组织化过程。伴随社团的多样性发展, 社团内部成员间的凝聚力会增强, 同时, 社团间的冲突也会产生。实践的新情况带来实践的新行动, 社团联合起来, 建立社团协商对话机制, 引导社团围绕社区公益开展集体行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利用开放空间会议技术, 引导社团负责人对话“社团活动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是什么、社团发展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 引导人们自我反思实践历程, 寻找规避冲突的方法, 社区治理理事会、楼道自管联盟、商居自治联盟、社团公益理事会等这样的社区性的联合组织逐步建立起来。新的行动使实践者获得了新的认识:先建微社团, 再联合社团, 居民自我组织起来, 自我行动起来,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但结果是牢靠的。

实践经验三:自订规则自我约束。社群的集体行动需要社群自我订立规则, 行为规则让人们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 这是人们合作的必要条件。居民公约不是一种空洞的道德说教, 而是与具体的人群、具体的事务、具体的空间相关联的行为规范, 它是多样的、多元的, 如社区图书室公约、社区广场公约、社区棋牌室公约、社区活动室公约、社区楼道公约等呈现出一致性和多样性并存的特征。我们协助社区工作者引导社团成员讨论服务公约, 他们的对话路径是从“我们的期待、到我们的担心、再到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最后到表决通过公约”。反映对话过程很细致、很扎实、很费时, 慢工出细活, 促使社团成员深思熟虑, 仔细推敲哪些是自己可以做到的、哪些是自己做不了的, 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公约订立实践使行动者真正体验到:居民有能力为自己订立行动规则, 不需要他人替自己做主;“谁参与谁认同、谁订立谁执行”是人类的行为惯例。这一过程使人们保持审慎态度, 摸索出个体理性通向集体理性的方法和路径, 避免出现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

实践经验四:自选积分自我激励。居民如何强化自我与社区公益的关联度, 如何自我激励参与社区公益的能动性, 这是居民自我激励、居民主体性自我觉醒的难题。长期以来, 社区志愿者被道德绑架, 人们把社区志愿者当成神而不当成人, 错误地认为社区志愿者就是奉献不图回报。不少的社会服务机构招募社区志愿者, 经常遭遇人们的质疑“我奉献了, 那我又能得到什么呢”。志愿者是人不是神, 我愿意奉献爱心为他人服务, 同时, 我也希望他人为我奉献爱心为我服务。社区志愿服务应坚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 否则, 就会陷入“我为人人、人人坑我 (占我的便宜) ”的困境。新的认识促使社区建设需要采取新的行动, 新的行动催生新的机制, 公益积分兑换出现了。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协同社区居民委员会引导居民讨论“根据自己的意愿, 我可以做哪些公益?”“我做了公益, 我可以积多少分?”“我希望兑换哪些服务或物品, 用多少积分兑换?”引导居民自我制定公益服务清单、公益积分清单、公益兑换清单。通过以服务换服务、以资源换资源、以时间换时间等多样化的方式, 让人们把“公益的我”与“生活的我”统一起来, 避免“人格分裂” (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公益积分兑换行动带来了奇迹:长期以来, 居民共同期盼的邻里互助、邻里守望在城市社区成为现实, 居民通过服务邻居获得积分, 用自己的积分从邻居兑换服务, 以此循环往复, 构成一个邻里互助、邻里守望的行动网络。

实践经验五:自定责任自我担当。社团成员在“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哪些公益”的反思性实践中, 居民自我找到了两类社会责任:一是维持社团成员间合作的责任, 遵循自我订立的行为规范;二是开展邻里互助、社区志愿服务的自我责任。居民自定责任自我担当的行动促进了苏州黄石等地建立事务分流机制, 把社区社会组织事务、社区居民委员会事务、街道办事处事务合理划分, 居民做自己愿意做、能够做的事, 居民委员会做自己能够做、居民做不了的事, 政府做自己能够做、居民做不了、居民委员会做不了的事。事务分流正在继续进行中, 这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摸索的过程。这是一种以意愿、能力为基础的自下而上地责任分流机制, 不同于传统的以权威、命令为基础的自上而下责任分解机制。

实践经验六:自找资源自我维系。没有无资源的社区, 只有无发现资源的眼光。这是我们在协同居民链接资源的行动中获得的认识。无论是社会服务机构或者是社区社会组织单靠政府供给资源都是不可持续的, 增加行动的自主性、持续性都需要人们学会自我链接资源。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协同社区工作者通过心智图、鱼骨图、蜘蛛图等方法, 引导居民搜索社区人力资源和单位资源, 建立社区资源分布图, 这一过程是快乐的、激动人心的, 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奇地发现“原来我们社区有这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紧接着, 在向社区工作者和居民提问“我们向单位拉赞助, 单位愿意吗?”中, 大家在讨论中反思, 社区工作者和居民也认识到:长期以来找单位拉赞助的做法实际上是我们占便宜、别人吃亏, 要是我也不会有积极性。人们通过自身的公益积分兑换行动, 慢慢知道资源链接同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惠过程。社区工作者、社团成员与社区人力资源提供者 (如社区能工巧匠) 、社区单位资源提供者展开对话“我/你可以提供什么资源?我/你可以积多少分?我/你可以用积分互换什么”。这种对话过程犹如揉面团, 你/我之间不断互换位置,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横向地扁平化的资源链接既是一个资源拓展的过程, 也是社区志愿者发展过程, 志愿者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出现了服务类志愿者、资源供给类志愿者、活动策划类志愿者等等, 这也许是我国社区逐步迈向“全民公益时代”的一种新路径。

五、结论

居民主体性培育是社区治理的社会根基和国家治理的社会土壤。“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自助互助精神是居民个体、社群真正成长为合格公民的根源, 如果这种共同体精神能在社区落地生根, 就能成为国家实力和民族活力的真正来源。没有居民主体性的觉醒, 社区只会有应急式的管理和救济式的服务, 不会有真正意义的治理。没有居民主体性的觉醒, 社会没办法良性运行起来, 国家治理也会因社会土壤的贫瘠而落空。

而居民主体性的培育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 它是通过对等的关系、对话的方式来实现的。这对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组织来说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明思想观念的改变是多么的艰难。但若没有深刻的思想革命, 在居民主体性培育的过程中, 我们便难以扮演好协同者的角色, 难以做到与居民一起行动, 在行动中形成一个共存的集体, 并在集体行动中实现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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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 行动研究;居民自治;居民主体性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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