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探究台湾农村社区营造机理，认为符合工商社会逻辑的产业构建是农村社区营造基础:以工商社会逻辑为基础，因为工商社会创造了消费需求;采用自主治理摒弃集体行动困窘是农村社区营造路径:以自主治理为路径，因为自主治理可以摒弃集体行动困窘，凝聚共识;市民社会的成长并向农村扩散是农村社区营造的“社会资本”:以“社会资本”为网络，借助“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消除分歧。
关键词:台湾;社会变迁;工商社会;农村社区营造;自主治理;社会资本;市民社会
台湾农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呈衰败趋势。因此，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有计划地动员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并配合当局有关部门的支援，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能，改善农村环境，成为 70年代后台湾当局在农村施政的核心议题，由此开启了台湾长期的农村社区营造行动。但是，由于大陆学者对台湾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在政治与经济
领域，对台湾社会特别是台湾农村社区营造行动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台湾农村社区营造进行研究，探析台湾农村社区营造机理及其对大陆农村社区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符合工商社会逻辑需要的产业结构演变是台湾农村社区营造的基础
台湾农村社区营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的一次重大社会变迁，从表面看，农村社区营造是弥补工农差距和城乡差别，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笔者更认为它是一种推动农村社区加速融入工商社会的一种集体行动。
台湾第一阶段采用外部资源输入性模式营造农村社区。而“第一阶段农村社区营造历史证明，由政府主导的依靠外部进行资源输入性的农村社区营造计划，由于没有激活农村社区内部的活力，致使发展目标落空。因此，在农村社区营造的第二阶段，由政府主导变为农村社区主导，由资源输入转向农村社区内部挖掘潜力的发展模式”，这就是顺应工商社会逻辑的农村社区营造行动。
首先，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台湾已经确立了城市的主导地位和工商社会的基础特征，这就意味着农村社区的发展必须要建立起与城市社会的互动交流关系，农村社会的运转也要遵循工商社会的逻辑才能获得成长。但是，这种互动交流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城乡社会的平等地位，摆脱工业化与城市化造成的城乡社会对立的局面。因此，农村社会的发展必须改变其行为方式，向城市的工商社会行为逻辑看齐。所以，在农村社区营造集体行动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也就发生着农村社会的本土资源资本化的实践。但是台湾农村社区所拥有的可以支撑发展的自然资源，确实是很有限的，并不足以完全支撑农村社区的发展。此时，台湾农村社区的营造，经历了对支撑该社区存续资源进行重新认识的过程。在工业化时代，能够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除了货币资本、技术资本之外，工商社会也将知识、信息，甚至自然风光以及个人技艺等文化遗产“资源化”，并使其实现经济价值。在台湾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种“资源化”过程，这一过程不但将之前毫无经济价值的自然风光“资源化”，而且也将各种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化”，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品等等。“资源化”不但解决了农村社区营造中经济基础支撑匮乏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有助于农村社区的稳定发展。
在各种各样利用当地资源强化社区产业的行动中，台南下营乡农会将社区内存在的观光资源加以规划，“不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将地方性的资源整合利用，借由点与点间的连接强化地方吸引力，结果既促进了就业，也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收入”。南投桃米社区在营造过程中，通过复活历史文化资源，唤起社区居民的共同记忆，从而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同时也作为吸引游客的项目增加了收入。新竹南浦社区主要利用以信仰和日常规范为中心的文化体系促进居民之间的合作来营造社区。“南埔村目前透过社区大学的课程，每个礼拜五晚上固定教授居民客家传统文化，藉由重新取回本应是过去大家所共同拥有的文化来促进居民对于社区的向心力;另外，还藉由石爷祭以及迎妈祖的活动来扩大居民的参与，并且让各个居民都可以看到这些祭典所带來的集体利益。
其次，工业生产与城市文明既制造了雷同的生产模式，也创造了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很多需求来自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对所谓过去的美好生活的回忆。而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则是来自于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某种拒斥。也即一方面人们享受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充满了对这种生活的排斥，比如城市生活确实很便利，但是大气环境的污染、人际关系的冷漠却成为他们向往另一种生活的理由。有鉴于此，农村社区营造从工业化与城市化造成的社会文化的分裂处找到了进路: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资源化”过程，就是将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心理的、精神的缺憾在农村社区圆满的过程。这是因为农村社区优美的自然风光、精巧的手工艺品、人情世故和文化典故使得城市人口
耳目一新，仿佛找回了失去的乐园。比如南投上安社区在社区营造中就充分挖掘了“瓮缸嫂”、“永天宫掷杯文化”、“桃芝平安祭”、“ 鹊桥”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由此看来，台湾农村社区营造中，打造农村社区发展的经济基础的行动是一个很有思想深度的活动。这种思路既遵循了工商社会运转的逻辑，同时又以复活工商社会发展过程中丢失的精神文化作为其持续发展的资源，而这些恰恰是城市社会所缺乏的。因此，台湾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一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工商社会运行的逻辑向农村扩展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扩展又带有一定的价值导向，即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之伤的治疗，也因此使得农村社区在发展过程中找到了其在与城市互动过程中的坚实资源，使得城市的各种要素向农村流动具有了可能性，为城乡互动和平等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也意味着农村社区将会从城市获得不断支持并得以延续。
二、采用自主治理、摒弃集体行动困窘是农村社区营造的路径
台湾农村社区营造呈现了广泛参与的局面，即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方式。其中，既有政府的参与，还有专家、学者、NGO 及社区民众的参与。
(一)台湾农村社区营造实践与自主治理理论不谋而合。
农村社区营造这一标准的集体行动包含多重成分的集团成员:政府、专家、学者、NGO 和社区民众。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一个行动集团中，个人会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常常不是致力于集体的公共利益，个人的理性不会促进集体的公共利益”，这就意味着集体行动面临失败的困窘。但是从台湾农村社区营造的绩效来看，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制度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事务的治理困窘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结构来解决，尤其在政府权力难以渗透到的基层，蕴藏着大量的自主治理资源，一定条件下的人们能够为了集体利益而自主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从台湾社区营造过程来看，它主要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自主进行农村社区营造，这与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不谋而合。台湾农村社区营造是在地方分权政治施行后，地方自主治理能力提高的结果。
(二)台湾地方分权政治与农村社区自治相辅相成，提供农村社区自治实践可能性。
地方分权是台湾政治制度变迁的结果，也是促进台湾社会变迁的力量。台湾在 1990 年以前实行威权政治，之后，开始向民主体制转型，转型之后推行地方自治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政府成为享有自治性权力法人，并且这种自治性权力受到法律等政治体制、财政等经济体制保障。“在此之前，政策的决定、财源、以及事业等各方面，都是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以‘上意下达’的方式执行。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过去那种中央集权的时代，逐渐转变为由地方政府发挥各自智慧与潜力，自行经营地方。”在地方自治体制下，地方社会成长起来，地方政府成为管理地方事物的核心，这种政治结构的变迁既是台湾社会结构变迁的表征，也对台湾社会变迁起到了推动作用。地方事务成为地方社会关注的中心，并在选举政治体制下得到强化。在台湾选举政治之下，选票成为决定地方政府领导人去留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获得地方执政权，政治候选人在施政纲领方面积极迎合地方社会的利益，满足选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从农村社区营造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来看，在地方分权之前，农村建设是台湾当局主导，但在地方分权化之后，变为一种地方性事务。农村社区也是农村的治理单位，社区的治理机构通过选举产生，社区基本是社区居民自主治理。“社区营造方案的提出，虽有政府部门、社会专家的协助与介入，但主要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由于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强调居民的自主性，社区营造中常有各种不同意见产生，而且社区营造议题逐渐多样化与多面向化，其工作内容势必涉及到不同单位的配合，因此社区营造主要是在社区居民、专家、行政部门之间进行沟通，最后整合为社区居民的意愿。由此，也锻炼了社区居民表达利益的能力，提高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与关心公共事务的意识。
三、台湾农村社区营造注重积聚“社会资本”
市民社会的成长可以累积“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农村社区具备“社会资本”能量的多寡，对社区经济、环境、治安等有重大的影响。透过“社会资本之胶与润滑剂功能的发挥，可以将社区紧紧地扣在一起，以使居民能为社区利益采取集体行动，有利于社区营造工作的推进。特別是处于相对劣势的社区，当一个劣势社区处于分歧或衰退的情境，社会资本的营造被视为是可挽回颓势的一项策略，而且是分期社会的粘合剂。
(一) “社会资本”助益农村社区集体行动。
从“社会资本”助益集体行动的作用而言，“社会资本”在集体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是为公民的自愿合作提供了社会网络与非正式规则，这种非正式规则表现为一种道德习惯和行为，“这种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依赖于民众的横向交流，是民众在自组织机构内平行交流的民主合作的氛围中形成，规范的自我约束力大大增强。”
从集体行动的角度而言，“社会资本”更能够消除分歧，促进合作，解决集体行动的困窘。罗伯特·帕特南认为:“当大量的公民参与这些社团，公民之间有持续性的交往，成员就会倾向考虑长远利益而非短期的好处;互惠交换的规范亦必须在稳定和重复不断的交往中慢慢形成，社团能提供这样的环境;社团亦提供沟通的媒介，特别是个别成员过往诚信表现的信息，将有助人们选择合作伙伴，继而促进合作;社团提供一种集体的记忆，将以往一些缔造公共物品的成功经验累积传递下来，有利改进集体行动的策略。” 因此，“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窘。”
(二)“社会资本”积聚的有效路径。
台湾农村社区积聚“社会资本”的实践中，通过借助非政府组织力量和培育农村社区主体的有效路径，推动农村社区营造集体行动。
1．借助非政府组织力量培育“社会资本”。“台湾市民社会的成长是台湾社会变迁的结果”，市民社会成长滋生民众自主意识和逐渐释放社会的力量，台湾农村社区营造与市民社会的作用密不可分。市民社会的成长使得台湾民众可以自主地提出一些社会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导致台湾出现城乡差别，农村逐渐衰败的现象，其实是社会变迁中资源重新分配的结果。但是，在台湾市民社会与地方自主性强化的时代背景下，非政府组织蓬勃涌现并迅速法人化，其在社区规划、社会福利、教育教学、环境保护等多样化的社会活动中，勾勒出了非政府组织所担负起的社会架构。一些非政府组织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帮助一些衰败的农村社区恢复生机，成为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农村社区与外界连接的一种社会网络或者“社会资本”。“在组织生活层面，非政府组织以其强有力的慈善与公益感召力实现了组织成员的一致性行动，使差异化的个体需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在社会生活层面，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功能上的互补与价值上的一致性追求，使社会的一致性行动在横向上迈向了更广、在纵向上走向了更深。”例如台东布农文教基金会，“在当地社区扶助下的观光休闲产业不仅为社区带来经济发展，间接地创造了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透过产业链接达成社区永续发展的可能，而社区中产业的结盟可以连接各式社会资本，提升社区生活品质与发展”。
在趋于地方分权的时代，台湾农村社区自主经营的可能性在成长。在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农村社区营造也试图在以农村社区为核心的多元草根民主的社会动员中构建社会的认同，以解决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危机。
2．培训农村社区主体，集聚“社会资本”。在台湾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政府推出计划，非政府组织配合实施，通过改变农村社区成员的观念然后引起其行动的改变，促进农村社区营造的集体行动。而这种观念的变革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有针对性的开设的一系列的农村社区培训课程来达到目的。这些课程所起的作用从学习内容看，学习不仅是掌握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思维，而且是为了与社区营造行动相结合，促进社区营造活动以推动社会变迁。“社区课程学习重视社区居民如何习得以集体方式促进社区发展的行动，籍由学习活动让个人置身在社会网络的连接、互动和支持当中，成为新的网络和连接的催化者，促进社区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从学习的性质看，社区学习已经不是学习工具性的知识，而是在改变社区成员的行动，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化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以及社区成员对公共利益的认同，建立起新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
总之，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发育以及这种趋势在社区营造这一社会行动中向农村社会的渗透，不但将农村社会转化为市民社会，而且通过转化，重新构造了农村社区的社会认同意识和社区成员对公共利益的新观念;不但积累了社区的人力资本，而且积聚了社区的“社会资本”。正是社区“社会资本”的累积，消解了社区营造这一集体行动中的分歧力量，使集体行动趋于一致，推动农村社区营造。
近年来，大陆积极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以弥补城乡发展差距，而台湾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经验。对于处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大陆而言，台湾社会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第一，在目前大陆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工商社会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也需要积极利用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第二，在大陆已经具有村民自治的民主土壤，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工商社会情况的农村社区自治路径，同样需要社会组织成长参与自主治理，化解利益纠纷，破解农村社区营造中集体行动的困窘。第三，通过有针对性地自觉培养村民的工商社会意识，逐步营造大陆农村社区特有的“社会资本”。第四，台湾农村社区对农业产品的开发注重挖掘其人文内涵的做法，也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 肖文高．从社区发展到永续社区:台湾社区工作的检视与省思［D］．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 黄祈惠．休闲农业结合农村永续发展之探讨 以台南县下营乡为例［C］．台湾地方乡镇观光产业学术研讨会，2004．
［3］ 黄一翔．农村再生计划之自主治理制度分析─以新竹县北埔乡南埔村为例［D］．台北:“国立”台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 曾柏森．台湾农村社区永续总体营造之研究［D］．台中:“国立”中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5］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2．
［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 余逊达，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275、51．
［7］ 王雨，张京祥．台湾的社区规划研究与实践及其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13(5)．
［8］ 陈亮全．台湾社区营造之展开［J］．住宅学报，2010(1)．
［9］ 黄源协，刘素珍． 社会资本对台湾社区发展之政策意涵［J］．行政暨政策学报，2009(7)．
［10］ 吴光芸，杨龙．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J］．东南学术，2006(3)．
［11］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5．
［12］ 罗伯特· 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M］/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7－ 168．
［13］ 黄代珩．台湾社会转型的历史分析架构［J］． 改革与开放，2011(16)．
［14］ 石国亮．论社会治理领域内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J］． 学习与探索，2011(4)．
［15］ 王琇婷．推动农村社区发展组织的研究———农会、合作社与非营利组织之比较［D］．南投: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6］ 方雅慧．偏乡社区营造:宜兰社区的课程案例［J］． 教育实践与研究，2008(1)．
［17］ 刘镭．现代农业发展的台湾道路:服务型现代农业的实践与价值［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