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台湾社会正处于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期, 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 并逐步与文化、经济等要素碰撞融合, 催生了各种新的经济形态。其中, 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社区经济, 在“社区营造”运动推动下逐步发展壮大, 成为岛内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本文通过梳理分析台湾社区经济发展的历程与典型案例, 归纳其形态、特征与功能, 并尝试提出对大陆城乡社区发展建设的经验启示。

台湾自上而下推动社区建设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1966年台当局推出“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 将社区发展建设列为社会福利七大工作项目之一。早期的社区发展建设主要以完善硬件基础设施为主, 通过自上而下的财政拨款, 实现城乡社区基本生活设施的普及化。进入1980年代, 台湾经济快速增长的负面效应逐步浮现, 特别是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引发社会强烈反弹, 加之台湾当局威权政治逐步松动、民众公民意识逐步抬头, 以环保为主题的“社区运动”频繁爆发, 比较著名的有鹿港社区“反杜邦事件”、美浓社区“反水库事件”等。这些以保护环境为核心主张的社区运动促使台湾社会开始反思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否恰当, 并推动“永续生活”的理念逐步渗入台湾社会[1]。

几乎在同一时期, 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益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显现,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皆出现区域发展失衡日趋严重、经济政策难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欧美相关研究者开始反思以城市为中心、以大型工业为重心、通过大型企业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力型发展”模式, 开始探索通过发掘地方资源与潜力、调动本土社区和中小企业积极性、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内生型发展”模式, 逐渐形成以社区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新典范[2]。

进入1990年代, 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号召建立“台湾生命共同体”, 时任台湾“文建会主委”申学庸与“副主委”陈其南借鉴日本“造町”运动, 发起“社区总体营造”运动, 强调“以社区共同体的存在和意义作为前提和目标, 通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 凝聚社区共识”, 并提出“经由社区的自主能力, 使各地方社区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 也让社区居民共同经营‘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3]。此后, 台湾社区发展建设由过去注重环境保护向保存社区历史文化以及发展社区产业方面拓展, 并通过吸收西方国家社区经济发展经验, 不断探索台湾自身特有的社区经济发展模式。

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强调“人、文、地、产、景”五类议题的有机结合:“人”是指社区建设对社区内部人员需求的满足;“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的延续;“地”指社区地理环境的保护与特色发挥;“产”强调发展在地经济及社区产业;“景”指营造社区公共空间, 创造独特景观。其中, 发展社区产业、活络社区经济成为“社区营造运动”的核心环节, 也是社区实现“永续发展”的关键。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其他经济形态相比, 社区经济追求社会效应优先, 主张运用经济手段解决社区问题。从概念上看, 社区经济包括以家庭生计为诉求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诸多商品或服务的活动, 力图实现一种非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交换活动, 以建立一种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 并强调社区居民由下而上的普遍参与, 充分发挥各个不同群体的才能、技术与经验, 以服务社区中的其他成员。

从台湾社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 可将主要满足社区内部需求的社区经济活动称为内需导向型社区经济, 将以外部市场为主的社区经济活动称为外需导向型社区经济, 其具体形态主要包括以下若干方面:1、提供社会服务, 为社区老年群体及残障人员提供送餐、长期照护等生活照料服务, 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托育、课后辅导, 为社区提供环保清洁服务等。2、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结合地方特色发展风味美食、农特产品、工艺产品, 结合社区自然资源发展观光休闲产业。3、发展文化产业, 挖掘并保存社区文化历史、传承民俗技能、推广文化艺术活动[4]。

为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社区经济的运营方式, 本文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法, 通过案例解析, 具体分析社区经济在实践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并归纳其所具有的功能 (参见上表) 。

当前台湾社区经济个案众多, 选择典型案例依据以下原则:1、个案必须具有代表性, 能够体现出不同社区经济类型的内在特质。如外需导向型社区经济强调发展富有在地特色的产业, 且产业经营主体应为社会企业而非单纯的非营利组织或营利性企业, 以实现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相平衡。内需型社区经济则以提供社区服务为主, 强调社区内部成员的充分参与、活用社区内外部资源;2、个案应展现出台湾城乡不同地区社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社区经济根植于当地自然条件、人文社会环境与经济条件, 不同地域拥有的资源禀赋各有差异, 所发展的社区经济呈现出不同面貌;3、个案应为当前营运状况良好、发展较为成熟、有一定影响力的案例, 通过“解剖麻雀”式分析可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启示。

基于以上三原则, 本文选择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社区与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高雄市甲仙乡与2021社会企业作为外需导向型社区经济典型案例。两者都深度开发利用当地自然资源, 前者重点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后者重点发展有机食品。同时两者都以社会企业作为产业营运主体, 运营状况良好, 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选择台北市中正区忠勤里与“幸福食物银行”作为内需导向型社区经济典型案例, 其作为都会城市中弱势群体较为集中的社区, 充分利用社区内外条件, 极力为社区民众提供社会服务, 并开办了台湾第一家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换取食物的食物银行, 获得广泛社会关注。

案例一: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社区与新故乡文教基金会[5]

位于南投县埔里镇的桃米社区, 属于典型的乡村社区, 曾经因经济落后, 大量年轻人出走都市。1982年南投县埔里镇选择在桃米社区附近建设垃圾填埋场, 被外人称为“垃圾村”。1999年台湾爆发“921”大地震, 埔里镇桃米社区是重灾区。曾担任台湾著名杂志《天下》、《人间》记者的廖嘉展和颜新珠夫妇, 1999年创立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 在“921”大地震后持续深度参与桃米社区的震灾重建以及社区营造。

因对震灾有深刻感受, 桃米社区重建迅速凝聚共识, 选定桃米向生态保育与观光休闲的农村社区发展。桃米社区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等各类外部资源的支持下, 陆续完成社区生态资源调查、环境绿化美化等硬件建设, 并逐步开展社区文史记录等各项社区营造工作, 推动生态保育、环境伦理等永续发展理念渗入社区, 将桃米社区发展为蜚声海内外的生态村。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在“陪伴”桃米社区发展的过程中, 也逐渐向社会企业转型。

案例二:高雄市甲仙乡小林村与2021社会企业[6]

小林村位于高雄市甲仙乡, 周边多山, 为原住民山镇。2009年爆发的50年一遇的“莫拉克水灾害”使小林村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在小林村长大、在台北上学创业、开办网络法律咨询网站的蔡讼谕决定回乡打拼, 被村民推举为小林村自救会会长。三年内, 蔡讼谕和村民在社会各界资源的支持下, 逐步重建小林, 并创立“日光小林”品牌, 2012年获得台湾莫拉克风灾民间贡献奖的肯定。

2013年, 蔡讼谕推动小林村社区组织转型, 8月正式成立“2021社会企业”。一方面, 获得台湾“百佳泰”董事长简添旭先生支持, 得到无偿转让的“老梅膏”技术, 立足于小林村周边特有的无公害自然生长的青梅资源, 深度开发“老梅”系列产品, 发展以小林村为主体的“老梅经济圈”;另一方面, 坚持社会企业精神运作企业, 规划打造上下游配套、连接小林村周边区域的老梅产业链 (包括观光区、产业区等) , 实现周边地区的经济共荣。

案例三:台北市中正区忠勤里与“幸福食物银行”[7]

台北市中正区西南隅的忠勤里是一个“著名”的老旧“三多”小区:老人多、中低收入户多、新住民多。据统计, 忠勤里有6950位里民, 是台北市弱势族群比例最高的小区, 超过65岁的长者达1195人 (17%) , 其中66位长者是独居。小区里的忠义国小, 高达40%的学童来自弱势、低收入、新住民弱势家庭, 属高风险家庭占了7成。

担任年里长17年的方荷生, 成立“台北市臻佶祥社会服务协会”, 一面深挖社区内部资源, 一面努力连接台湾社会各类资源, 逐步建立起一张社区关怀网络, 从点到面地服务居民:提供独居及弱势长者送餐、取餐、共餐服务;为弱势少年儿童开办国中小课辅班;将南机场小区里荒废成为垃圾场的将军宅邸改造为适合老人、小孩学习与社区居民活动的“南机场乐活园地”。最引人注意是成立台湾第一家小区型食物银行-南机场幸福食物银行: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 如社会募捐、与超市合作等形式保障物质供应, 另一方面采用居民参加社区服务累积点数再兑换物资的形式使社区互助合作得以持续发展。

整体而言, 社区经济发展是台湾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有助于激发台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提升社区共同体意识, 同时推动良性价值理念在社区生根。

社区可持续发展不仅意味着社区人口规模的相对稳定以及社会活动的持续活跃, 还意味着社区的共同记忆得以保留, 社区的地方特色不会被工业化大生产抹灭。台湾社区经济发展是社区营造思维的深化, 强调社区产业必须根植于社区特色。依此思路发展社区产业不仅可保证社区居民的收入来源, 进而增强社区吸引力, 还将发挥保护地方文化特性、存留在地历史记忆、凝聚社区共识的作用。桃米社区选定生态保育作为社区产业的核心概念, 既是对过往“垃圾村”历史的反思也是对“921大地震”的沉痛怀念。小林村发展“日光小林”品牌、选择青梅作为核心产业资源, 则是表达对遭遇灾难的不屈服、只要有阳光就能生存的理念, 同时延续了原住民对自然的尊重。另一方面, 社区还可挖掘社区内外部资源, 为社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 提升社区居民社会福祉。忠勤里社区善用内外资源, 将一个人口老龄化严重、高风险家庭比例极高的衰落小区建设为台北市著名的“乐活家园”。

社区经济发展目的并非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资本增值的幅度, 而是运用经济方式实现社会效应的最大化。桃米社区发展生态旅游, 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就会, 还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生活, 使居民获得更完整的发展。忠勤里社区以发展思维运作社会服务:一方面鼓励居民互助合作, 以自身劳动换得物品;另一方面则高度重视社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 如社区餐厅坚持优先雇佣弱势群体, 为弱势少年儿童开办国中小课辅班, 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咖啡培训班、培训就业技能, 使其能有一技之长。

新文教基金会以“社会企业”方式运作“见学园区”, 不仅使得尊重生态成为桃米社区的核心价值, 更使“爱与互助的概念, 真正成为震灾反思的价值体系”。忠勤里社区以互助合作形式运作“幸福食物银行”、聘用弱势家庭成员在社区餐厅工作, 促进一种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换生活在社区扎根。

当前, 台湾社区经济已产生了广泛经济与社会文化效应, 并对台湾当局经济政策产生了显著影响, 成为台湾当局解决青年群体就业、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的途径之一。

经过20余年发展, 台湾社区经济涌现了一大批极具地方特色、富有文化创意的产业与产品, 推动了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进步, 并提高了台湾社会的旅游竞争力。台湾自上世纪90年代便推出“一乡镇一特色”的产业规划, 高度重视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开展后, “产业文化化, 文化产业化”概念逐步深入社会, “一乡一特色”向“一区一特色”进化, 贯彻美学理念、融入文化创意、打造差异化产品成为台湾地方产业特别是社区产业产品的重要特征, 涌现出池上有机米、白米木屐等一大批精致并极富特色的社区产品。同时, 社区经济发展推动了台湾“造景”运动的深入发展, 使得自然旅游资源并不特别丰富的台湾社会拥有了大量“人造”社区文化景观。2008-2015年, 台湾在实施的“新故乡社区营造第二期计划”中, 规划发展了超过670条社区文化旅游路线、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社区旅游导览人员, 建设了一批各有特色的社区旅游景点, 典型如南投县桃米社区、彰化县鹿港老街、花莲县牛犁社区、台东县布农文化小镇等, 对包括大陆游客在内的境内外游客产生了极大吸引力, 助推自由行等深度体验式旅游成为台湾旅游市场的热点。

台湾社区经济发展超越了传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模式, 强调“造人”与社会效应的最大化:一方面推动社区成为台湾社会福利支持体系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则加速了台湾社会观念结构的转型, 使反思经济单向度增长、强调自我个性舒展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深入台湾社会肌理。

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负责人颜新珠将社区营造称为“基进”运动—推崇一种回到土地、回到社区、回到生活的主张[8]。在这场运动中, 岛内各界精英分子 (包括文化人、大学教授、返乡大学生以及中产阶级) 成为这场“基进运动”的中坚力量。由桃米社区生态产业可以看出, 社区营造视角下的社区经济发展实质是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生活创意产业, 它主张一种生态的、悠闲的、慢节奏的生活方式。经过20余年的发展, 台湾不少社区经济成果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 证明不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 伴随着社区建设与社区产业的发展, 强调参与公共事务、保护自然生态、关怀弱势群体等理念深入台湾社会。在此, 岛内有人将“社区总体营造”运动视为近30年来台湾社会影响最深也最长远的文化论述与文化政策[9]。

当前, 社区经济发展已成为岛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形态, 台湾当局将其纳入整体经济政策框架, 视其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缩小区域发展差异、解决青年就业的途径之一。国民党执政时在2014年举办的“经贸国是会议”上, 将“发展在地型产业与社会企业”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 提出“拟订在地产业发展策略, 考量当地产业优势、地方需求及文化脉络, 并结合在地资源, 发展小而美、具在地文化特色产业, 如健康、看护等生活型服务业及休闲农业”;在协助青年就业方面, 也提出“辅导青年结合社区发展, 投入在地产业, 吸引年青人返乡就业”;并提出“发展根留台湾的文创产业, 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品牌”以强化经济自主并维护文化主体性[10]。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2012年大选时便提出“在地经济”发展模式, 强调有计划引导青年壮人口回到家乡, 从事“在地经济”, “把活力带到台湾的每一个社区”, 其在2016年就职演讲中, 则进一步强调通过产业创新激发新的成长动能, “以出口和内需作为双引擎, 让对外贸易和在地经济紧密连接。”

台湾社区经济作为“社区营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取得部分成功, 对大陆的社区建设与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陆在对偏远欠发达地区进行扶贫开发建设时, 政策制定者往往把焦点放在社区“缺陷”和“不足”上, 希望引入外部资源、协助社区解决问题。在这种“需求为本”的政策思路指导下, 当地部分社区精英为求争取更多资源, 往往容易不断夸大社区所存在的问题, 容易使得社区安于负面标签、并依赖外力[11]。

相比较而言, 台湾在发展社区经济过程中, 坚持“资本为本”模式, 注重以“资产”的视角重新认识、联系和动员社区所拥有的各类“资产”, 力求通过深挖社区既有的“长处”与“潜能”, 逐步建立社区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社区所拥有的“资产”, 既包括每位社区成员的个人能力和技术, 也包括社区内各类非正式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社区外部的各类正式机构, 如行政部门、私人企业、学校、医院等, 也可列为社区资产并进行深度开发。案例三忠勤里里长方荷生, 便是以“资产”视角看待小区的“三多” (老年人多、中低收入者多、新住民多) 的状况, 并将社区外部的企业 (家乐福) 、各类社会组织、社会福利机构都纳入可进行开发的“资产”, 通过相互协作, 打造出以社会服务为主要形态的社区经济。这种强调“先内部挖潜, 再引入外部资源”的发展理念对于大陆未来的扶贫建设颇有参考意义。

当前, 大陆很多旅游资源丰富的农村社区都以发展旅游产业作为繁荣当地经济、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相关研究表明, 虽然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面影响, 却因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 对当地居民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未能实现旅游业与当地社区的协同发展:1、大部分旅游区居民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廉价报酬, 无法获得其所拥有的旅游资源的资产价值, 旅游经济收入主要被旅游区当地政府以及外来旅游业开放商获得;2、当地社区居民因自身教育程度较低、社会资本拥有量较小, 难以开发出符合当地旅游业 (如生态旅游) 需要的旅游项目[12]。

相比较而言, 台湾在发展社区经济过程中, 将社会企业作为社区产业的主体, 以实现社区产业与当地社区的协同发展、当地居民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提升:1、强调社区居民并非仅为经济组织的受雇者, 而是社区经济发展的全面参与者。从案例一、二, 我们可发现, 社区产业的发展方向并非由外部精英单方面决定, 而是外部精英与社区居民协商、凝聚共识的结果。2、利用“社会企业”运作体系, 建立回馈机制, 逐步扩大产业盈利所得的在地分配比例, 推动在地居民社会福利提升。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结合国际经验和自身实践, 提出从“经济”层面、“社会与环境”层面以及“社会创新”层面检验社会企业的实践效益, 包括分析组织经营的利润表现、创造出的弱势就业数量, 以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13]。3、强调社区居民应全面参与社区建设特别是社区经济发展建设, 并非以就业, 还全力提升当地居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力求从根本上改变其弱势地位。这种发展理念与模式对于大陆农村社区的旅游产业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 台湾社区经济发展属于狭义层面的“社区经济”, 其发展经验具有相对局限性。广义上看, 社区内所发生的一切经济活动皆可称为社区经济;而以非营利组织作为行动主体、以社区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社区经济活动, 则属于狭义层面的“社区经济”。脱胎于“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以非营利组织为中心的台湾社区经济发展更多属于狭义层面的“社区经济”。这种类型的“社区经济”在岛内的兴起与台湾逐步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密切相连。1994年台湾推动实施“社区总体营造”运动时, 其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 当前台湾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 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则超过4万美元。而当前中国大陆整体经济发展尚未突破中等收入水平, 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区域差距巨大、经济形态极为多样, 这就使得台湾社区经济发展经验在大陆面临较强的局限性。相关研究已指出, 单靠社区经济发展并不能根治贫穷问题, 而必须与整体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相配合才会有较好效果[14]。

另值得注意的是, 大陆社区经济有其自身历史沿革。大陆社区经济的前身是街道经济, 属于改革开放前“单位制”社会的特殊产物, 是城市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某一级政府机构的隶属经济。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大陆城市社区的发展, 街道经济逐步向社区经济转型, 其经营主体主要还是营利性主体[15]。在未来大陆的社区建设当中, 我们可有效吸收台湾社区经济的发展经验, 将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社区建设的中心位置、注重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遏制资本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逐利冲动, 以促使社区发展建设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但客观而言, 当前大陆非营利组织发展整体水平仍较低, 无论是人力资源培养还是组织建设都存在严重不出, 尚不能满足大陆社区发展建设的需要, 仍需充分发挥企业等营利主体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