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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合作治理的结构要素与实践机制

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 两岸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 两岸人员往来的规模不断增长、层次不断提高。两岸医疗卫生合作协议的签署, 显示两岸合作已从经济领域拓展到了社会公共领域, 两岸合作的议题在扩大。交通的便利、信息传递的迅捷和合作的深化使得各种跨越边界的两岸共同事务越来越常见, 传统的管理手段日益捉襟见肘, 在多元语境下通过政府、公民、社团组织等多种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广泛参与生成的两岸合作治理应运而生。

一、两岸合作治理的内涵和特征

在两岸隔绝的年代, 各自面对和处理的公共事务相对容易, 无需或者很难寻求合作。2005年4月底,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共同发表《两岸和平发展五项愿景》, 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时代。2008年5月国民党重新在台湾执政后, 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两岸双方根据“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原则把和平发展的重点放在解决相关社会民生问题上。两岸正在逐步进入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 两岸面临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 并伴随复杂化和多元化的态势, 比如环境保护问题、跨境犯罪等, 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手段的多样化、交往领域的多层次, 同时伴随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迅猛发展都在呼唤两岸走向合作治理。首先, 两岸经济合作不断深化, 规模持续扩大, 层次日益提高, 为两岸走向合作治理提供现实诱因。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的签订, 打破两岸经贸往来壁垒, 实现了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各界大交流、大合作格局初步形成。两岸人员往来由2002年的380万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710万人次, 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两岸同胞休戚与共, 利益攸关。其次, 两岸双方确立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立场, 为两岸走向合作治理提供互信前提。“九二共识”这个政治上的基本共识初步达成, 成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所在。除了达成基本的原则性共识, 两岸双方在具体的政治互动中也秉持同理心, 并形成互相体谅、避免为难对方的默契。再次, 两岸文教交流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所可能带动的认识与价值观的趋同, 是两岸合作治理的认同基础。作为交往主体的两岸基层各文化艺术团体、宗教团体、教育团体等, 通过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合作与交流, 推动两岸基层民众展开理性对话合作, 努力打开心结, 增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和感情融洽, 化解隔阂, 增加两岸民众对彼此情势变化的认知, 增进了认同。由于两岸共同事务的跨两岸性和跨领域性, 比如两岸海上运输、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等, 两岸间交错的利益关系需要协调整合催生两岸走向合作治理。

治理的概念起源于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发表的报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中对非洲“治理危机”的描述, 1990年的《治理与发展》报告则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治理的看法:治理就是各种各样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私人企业以及社会运动“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1]在发达国家, 治理成了缓解公共服务危机的良方;在发展中国家, 治理被看做实现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公共行政的有效途径。合作治理是近年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旨在解决跨域跨部门公共问题的一种新治理形式。[2]Ansell和Gash在研究了127个合作治理案例之后把合作治理界定为:“一个或多个公共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一起参与正式的、以共识为导向的、商议的、旨在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或管理公共事物或资产的治理安排。”[3]本文定义的两岸合作治理是指为了解决那些仅凭单一组织或部门而无法解决的在两岸交往中出现的两岸共同事务 (包括两岸经济事务、法律事务、文教事务、卫生事务等) , 两岸公权力部门与两岸民间社会所采取的两岸合作的制度安排, 其核心要义是最大限度地增进两岸人民共同利益。

两岸之间的持续合作, 既需要高层的解决机制, 也需要日常交往中建构良性的公共生活。两岸合作治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两岸合作治理的主体多元化。两岸合作治理的主体是一个由多样化的参与者组成的包括公权力部门、私营企业、第三部门、个人等公私行为体构成的复杂网络结构, 如两岸各种行业协会、台湾海基会、海峡两岸交流协会、中国大陆红十字会组织和台湾红十字会组织等。各种治理主体在两岸治理机制中扮演不同角色, 发挥不同的作用, 在两岸治理结构上重要的是将所有相关的公民都包括在内, 形成两岸合作治理的共同体。第二, 两岸合作治理的权力分散化。两岸合作治理的多元主体直接带来治理的多层级和多向度, 资源分散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在持续协调的基础上对权力的公平、合理共享, 而不是两岸公权力部门享有唯一的、独占性的统治权力。如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签署部分协议的过程, 1993年4月签署《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协商主体为海协会与海基会。两岸公权力部门在两岸治理中承担的是平衡两岸间各个层次的治理, 使得不同的治理安排得以实现, 而非为它们制定特定的策略和计划的元治理角色。第三, 两岸合作治理的机制综合化。管理两岸共同事务既可以依赖公共机制, 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志愿机制等, 既可以凭借正式的法规制度的管理, [4]又有各治理主体自愿接受并享有共同利益的非正式的措施或约束, 包括两岸达成的协议、公权力的授权、法律规章等实施多重治理和反复互动。

两岸合作治理主要是针对两岸特定的共同事务协调目标与偏好的共同策略活动。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要求, 最初的政策制定和制度供给来源于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的交流和协商, 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创造选择性激励进行制度创新。在两岸合作治理过程中, 多元化的两岸合作治理主体面对共同的问题, 依靠彼此的优势和资源, 对话树立共同目标, 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 通力合作,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集体行动, 从而最终建立一种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的两岸合作治理网络。两岸合作治理所展示的是这样一幕发生于两岸公共空间的情景:共同事务处于公共空间, 与公共问题相关的多元主体惟有围绕着两岸共同事务相互协商合作, 寻求两岸共同事务的解决之道。[5]

二、两岸合作治理的结构要素

两岸合作治理是一种由两岸公权力部门、两岸私营部门、两岸第三部门及两岸民众相互运作的动态依赖关系, 公共利益由对两岸公共服务的单纯满足上升为对共同体优良生活的共同治理, 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不断化解冲突和矛盾, 满足各治理主体的利益的同时, 最终实现两岸社会发展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两岸合作治理的结构要素, 主要是指在解决和处理两岸共同事务过程中的关键性的几大要素, 使得各主体在两岸合作治理机制中能够相互协作、相互支持、相互制约, 将功能发挥到极致。构成两岸合作治理的结构要素如下:

1. 合作治理的认同要素:信任

信任是两岸合作治理的前提, 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信任使两岸之间的信息交流更为顺畅, 降低了两岸治理的成本, 有助于培养两岸人民对两岸合作治理机制的认同感和自觉服从, 信任水平越高, 两岸合作治理的效率就越高。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两岸长期的政治对立和社会隔绝, 双方互信基础非常薄弱。2008年以来, 两岸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互信, 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两会”制度化协商机制, 签署了多项协议, 范围涉及两岸海运、旅游观光、食品安全、共同打击犯罪、医药以及核电安全等方方面面, 逐步化解影响和限制两岸交流互动的各种障碍过程, 两岸互信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但是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湾当政十几年, 不断进行各种“台独”分裂活动, 煽动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敌视, 的确对两岸的互信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 要确保两岸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高度重视、精心维护两岸政治互信的意义至关重要, 否则不仅将难以累积扩大新的互信, 而且业已存在的互信也容易遭到侵蚀甚至毁损。[6]两岸合作治理所需要的初始信任并不高, 两岸“两会”的交往机制已经表明现实两岸关系中的信任关系已经能够满足建立两岸合作治理模式的初始信任要求。以祖国大陆的台商为例, 由于经营习惯相同, 身份背景类似, 不难以台商协会身份发展出相互信任。此外, 台商协会与祖国大陆社会团体或政府的互动交往模式对两岸合作治理的信任基础也产生影响。[7]在两岸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中, 与仅建立于文化认同上的弱信任不同, 两岸必须寻求具体的途径建构起一种强的认同型信任, [8]才能使双方消除对对方的刻板印象, 从内心上自觉两岸同属一个不可分离的共同体, 使得两岸合作治理机制因得到两岸民众的相互信任、资源合作而能够得以有效运作。互信使两岸乐意于合作, 而在合作治理中所达成的互惠又反过来增强信任, 这就会使两岸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稳定。

2. 合作治理的逻辑要素:规范

规范是人们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 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如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清晰的游戏规则, 就不存在合作关系。”[9]两岸合作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相互尊重的规制”, 其策略是协商制定规则, 重点是公共责任分担的合作体制。规范既隐含两岸对现存正式制度的默认和接受, 更是对传统、习俗、非正式规则等非制度化“规范”的守护和遵行, 为两岸合作治理提供有效的社会机制资源和有力的社会秩序保障。正式制度包括两岸互动的协议和组织结构, 在制度性规范方面, 迄今两岸所签署的种种协议都发挥了对两岸关系规范化的作用, 这些必须继续获得深化巩固。自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协商以来, 签署18项协议, 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 对两岸交往与合作作出了制度化安排。2010年6月, 两会领导人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海峡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 两岸经济关系由此跨入了新的历史纪元。两岸之间的良性互动交往客观上要求高效有序、互惠互利、合作互信的社会规范的产生。2008年以来, 两岸形成先易后难, 先经后政, 以协商代替对抗等默契, 在这些默契形成发展的实践过程中, 两岸逐步形成相互宽容、相互留面子、努力存异求同等非制度性规范。宗教规范在两岸关系网络中起约束成员的行为、引导成员行为方向和协调成员利益关系的作用, 比如妈祖文化要求信众以善的标准行事, 在闽台商中信仰宗教、祖先祭祀或参与民间信仰的民众高达九成以上。[10]社会规范的存在, 使得两岸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具有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 促进了行动主体之间的良除互动, 降低了人们搭便车的行为。随着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和两岸社会之间横向交流的增强, 两岸民众在组织中能够达成某种妥协, 相互宽容和理解, 并在复杂博弈中形成惯例、规范、关系期待和遵规行动, 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秩序。

3. 合作治理的载体要素:网络

“就人的主体性而言, 以往的社会结构只能比喻成‘蚕茧’, 而合作治理赖以生成的网络结构则可比喻成‘蛛网’。”[11]有效的两岸合作治理需要依靠两岸互信和互惠规范, 而信任和规范的培育都必须以网络为载体。两岸合作治理的网络中, 各行为主体之间彼此依赖其他主体的资源, 相互之间依赖性越大, 越容易形成合作与协作;并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两岸共同事物的管理。对比传统安全, 包括网络信息、流行疾病、跨境犯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两岸非传统安全合作涉及两岸的共同事务和共同利益, 两岸在这方面的合作空间相当大, 合作治理的可行性很高。两岸关系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 它的载体是各种民间组织。在两岸关系中, 各种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等,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 这种网络结构确保了公民参与两岸共同事务的权利, 促进了两岸的合作共治。例如红十字会为两岸的救灾合作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1990年9月, 为了合作打击两岸间的违法犯罪活动, 祖国大陆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在金门举行商谈, 就解决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问题进行协商, 并签订了《遣返作业协议书》, 史称《金门协议》。之后两岸红十字组织在联络联系与见证双向遣返作业、两岸寻亲、民间交流、灾害互援、生命接力、水上救生、青少年交流交往等方面进行了良好合作。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 大量自治性、多元性社会团体聚合了两岸间的物质、精神资源, 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且能在政府无力或不愿介入的社会领域里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维护两岸共同利益, 维持两岸民众交往互动的和谐社会秩序。

“只有合作的相互服务才会使人们之间密切地联系起来, 使人与人之间实现心灵的沟通和相互印证。”[12]两岸合作治理一定意义上是规避冲突的制度选择, 认同要素 (信任) 、逻辑要素 (规范) 和载体要素 (网络) 是其中三个关键性的结构要素, 通过协调配合两岸政治系统的公权力运用, 解决两岸关系中集体行动的困境, 对两岸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重建两岸信任、规范和网络是实现有效两岸合作治理的基础, 只有具有高度的参与意识以及合作意识, 才有可能形成对两岸共同事务的两岸合作治理格局。两岸合作治理使得“信任与互惠”和“网络与制度”的效用呈现在两岸之间的互动合作中, 实现资源连结、互动伦理增强、共享意愿巩固的目标追求。

三、两岸合作治理的实践机制

两岸合作治理要求厘清是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制度和运行机制能够成为生成两岸合作治理行为的“发生器”。正如卡蓝默所指出的:“任何地方的革新只要更为恰当, 能够增加社会资本, 能够持久地扩大回应挑战的范围, 同时又尊重一定的共同原则, 对所有人来说, 便是一种进步。”[13]两岸合作治理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极其复杂的综合治理工程, 合作的目的是实现那些仅靠单个组织而无法达成的预期目的, 妄想一蹴而就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 但采取正确的策略、选择合适的路径完善两岸合作治理模式将有利于克服两岸合作治理的困境, 从而实现对两岸共同事务的合作治理。

1. 优势互补, 优化多元主体的两岸合作治理结构

过去的两岸关系中, 通常都是公权力压倒性地应对两岸关系, 随着两岸时空环境的变化, 需要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互补, 不是仅依靠公权力部门的权威, 而是依托合作治理网络, 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的确认与认同来实现两岸合作治理。现阶段, 两岸公权力部门主要提供法律制度和政策管理, 提供各种机制鼓励新的制度安排, 同时考虑在两岸事务层面进行主动的战略收缩, 让两岸民间社会的力量走到前台, 激发社会自身的活力, 创生新的具有正面效应的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例如, 厦金海域的垃圾漂浮问题, 两岸公权力部门出面进行合作治理容易涉及政治问题, [14]如果是两地的环保型民间组织通过对话协商共同推动进行治理则效果更好。两岸民间组织间更容易形成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关系, 两岸公权力部门需要不断促进两岸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环境等跨域合作治理, 建立促进两岸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支持性机构比如两岸环保基金会、两岸文教交流基金会或者两岸体育社团联合会等, 充分利用大型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能力和资源、利用小型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渗透能力和灵活性, 建立辐射型的两岸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可以考虑开放两岸非政府组织在慈善事业、环境保护和关怀弱势群体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跨两岸的非政府组织联盟, 比如两岸环保联盟或者两岸抗震联盟等, 以此来协调行动, 充分调动两岸民间社会的积极性, 参与到环保、救灾和应对突发事件等领域的合作中来。两岸公权力部门策略地管理伙伴协作网络以及各种治理形式、力量、机制之间的协作渠道, 同时更需要重视代表各阶层利益的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等两岸民间社会组织的往来, 促进两岸人民的了解和认同。

2. 整合资源, 健全有效参与的两岸合作治理机制

两岸合作治理就是采取包括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媒介等多轨治理模式, 两岸公权力之间、一方公权力与对方的非政府组织、两岸非政府组织之间彼此进行着有效合作共同参与两岸的共同事务, 目标是实现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首先, 要搭建两岸共同事务参与平台, 通过扩大参与规模、疏通参与渠道、创新参与方式、增强参与效果、保障参与权利等措施不断推动公权力之外的两岸治理主体积极参与两岸共同事务的治理。比如, 各级地方政府不断促进两岸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环境等跨域合作治理。在参与方式上, 公权力部门以外的治理主体可通过参加听证会、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提供信息和咨询建议等方式参与共同治理。其次, 两岸公权力部门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 并推进两岸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发展, 寻求合作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最终形成公权力部门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两岸合作治理格局。比如, 在医疗卫生方面两岸医疗团体协商两岸医疗合作治理制度, 从而成立民间性的医疗协作机构, 在传染病、疾病预防等领域进行共同监管, 参与制定统一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15]同时, 建立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组织机构, 形成健全、独立、理性的多渠道、多维度的两岸交流网络体系。最后, 为各种两岸事务的民间组织、咨询智囊组织提供宽松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充分发挥其在表达民意、鼓励两岸民众在两岸共同事务上参政议政、培养两岸民众政治参与能力和形成政策决策意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两岸共同事务听证会、两岸关系研讨会、两岸精英论坛、两岸智库论坛等都是可以尝试的对话机制, 对两岸民众参与两岸共同事务有积极作用。在两岸中组织起公开、公正、透明、有效的决策网络, 鼓励各种治理力量在两岸共同事务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展开策略博弈, 人们通过商谈或对话的沟通方式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并调整相互关系, 通过交流对话更加理性而逐步趋向于共同的价值观。

3. 激发动力, 建立两岸合作治理的激励和监督机制

有效的激励是驱使两岸合作的动力源泉, 要针对不同的治理主体性质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激励机制的方向应该是围绕和平发展与两岸人民福祉的主题, 继续发挥政治系统的权威性分配功能以及社会领域内价值尺度的作用。[16]对于公权力部门而言, 可以在某些两岸交流的重要地区比如厦门、东莞等地, 尝试把地方公权力部门的治理绩效与收益挂钩, 对两岸合作治理绩效良好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奖励, 提供两岸合作治理水平。对私人企业而言, 要积极探索合作治理的形式, 充分发挥民营资本在两岸合作治理中的作用, 提高效率, 增强活力, 对参与某些高成本、非赢利性等特点的两岸共同事务的私人企业, 政府可以给予补贴或税收等其他优惠政策。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交流, 一方面要放松制度限制, 大力促进两岸民间交流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要加大舆论和媒体宣传力度, 通过精神表彰以鼓励和肯定其致力于两岸共同事务治理的努力和品质。同时, 有监督才有压力, 有压力才能催生合作治理的动力。通过建立共同授权的专门性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机构, 成立“两岸共同事务委员会”, [17]共同组织、协调和监督两岸共同事务合作的问题。构建两岸合作治理的有效评估机制, 包括利益关系人评估、社会评估、独立的第三方评估, 可以是两岸公权力指定的部门, 也可以成立两岸民间组织活动的信息中心、评估中心和管理委员会等独立评估机构, 针对两岸合作治理项目进行项目和绩效评估, 并且设立社会问责的门槛指标和测量指标。两岸公权力部门要依法对其他治理主体进行严格而合理的监督, 保证两岸合作治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也要对公权力部门进行监督, 提供建议、形成压力以促进其更好地治理共同事务。只有这样, 两岸公权力部门、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才能积极参与共同事务的治理, 发挥出各自的比较优势, 形成合理的公共治理体系, 实现最优治理效果。

4. 厚植信任, 培育两岸合作治理的文化意识

我们知道, 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文化是凝聚两岸的最好黏合剂, 合作治理的实现不仅在于文化因素本身, 更与公权力部门的文化认同建构能力有关。在两岸合作治理中, 要整合公权力部门、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多方治理主体, 除了进行制度创新与机制重塑外, 还必须大力倡导公共精神, 提升社会资本存量, 培育良好的两岸合作治理文化。首先, 要强调两岸合作治理的团结观。两岸合作治理通过互惠互利的集体行动来增进彼此的理解, 更新感情和思想, 具有更强的联合行动的能力。“感情和思想得到了更新, 心胸开阔起来, 只有通过人们之间互利互惠的行动才能增进彼此的理解。”[18]只有具有高度的公共精神和公益心, 具有团结、合作、自主、信任的合作精神, 共同事务的各方治理主体才能更好地治理共同事务。其次, 要形成两岸合作治理的信任感。在缺乏信任和宽容的关系中, 治理主体之间很难进行有效合作, 共同利益也无法得到有效实现。“应看到两岸最缺乏的是什么:是信任、是共同经历、是共同记忆、是共同的核心价值、是共同的文化。”[19]信任是两岸合作的基石, 两岸合作治理的多元主体应该互相尊重和相互信任, 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在交流中不断累积互信的经验, 改变部分民众偏颇的认知结构, 让他们能客观理性地了解彼此, 然后建构起以认知型信任为基础以情感型信任为纽带的命运共同体。最后, 要培育两岸合作治理的责任观。多元主体应积极参与两岸共同事务的治理, 贡献自己的力量, 追求更大公共利益。对两岸民众来说, 意味着热情参与两岸共同事务, 承担公共责任, 维护公共利益;对非政府组织而言, 意味着主动承担、维护和实现合作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尤其是, 对于两岸现有合作规则遵守的公共承诺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 应通过两岸社会民众的密切交流与合作, 共同培育一些有利于形成两岸社会民众之间平等、合作、互信关系的社会资本。

两岸之间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包括研究机构、慈善机构、公民网络、民族宗教团体等, 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从地方事务到两岸事务, 要解决一系列两岸民众关心的社会民生问题, 诸如教育、卫生、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甚至贫困、失业、犯罪等。“两岸和平发展其实也是相对地维持两岸政治关系现状, 搁置高阶政治争议, 积极推动两岸共同事务的共同治理过程。”[20]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一方面推动两岸关系向扁平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求两岸公权力部门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 并通过将部分职能转移和权力共享等形式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以满足公共服务的个性化需求。两岸合作治理是解决两岸公共问题的一种方式, 它通过建构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自治行动在内的综合治理主体, 形成为不同社群提供公共服务的行动体系, 以项目导向性的方式, 通过相互博弈, 相互调适, 共同参与合作等互动关系吸引两岸社会力量的参与, 提供跨界性合作治理, 提供两岸公民需求为中心的整体性服务, 形成多样化的两岸共同事务管理模式。

注释

[1]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199页。

[2]蔡岚:《合作治理:现状和前景》,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3期。

[3]汪长礼:《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及影响因素——基于案例的分析》, 《公共管理》2012年第11期。

[4]张世杰:《公共治理机制:实现责任行政的途径》, 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年。

[5]黄显中、何音:《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6]朱卫东:《对进一步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的战略思考》, 《台湾研究》2012年第5期。

[7]耿曙:《制度环境与协会效能:大陆台商协会的个案研究》, 《台湾政治学刊》2007年第2期。

[8]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 程胜利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 第13页。

[9][13]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 高凌瀚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 第170、101页。

[10]严志兰:《在闽台商社会适应研究》, 上海: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年。

[11]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354页。

[12]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321页。

[14]陈建民:《两岸小三通议题研究》, 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 第91页。

[15]李秘:《两岸治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动力机制》, 《台湾研究》2010年第1期。

[16]王鹤亭:《基于动力分析的两岸持续合作机制建构》, 《海峡两岸持续合作的动力与机制》,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年, 第68页。

[17][20]刘国深:《试论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 《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4期。

[1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董国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年, 第55页。

[19]章念驰:《进一步解读台湾的“大选”》, 《中国评论》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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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 合作治理;结构要素;实践机制 责任编辑:l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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