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越南抓住网络信息化发展的新契机，获得推进革新开放事业的新动能，同时，也面临互联网治理的新挑战。越南党和政府大力发展互联网技术，坚决维护互联网主权，深入治理互联网舆论，高度重视互联网法治。越南互联网治理的经验和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应当引起互联网后发国家对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全新思考和积极关注。

［关键词］越南 革新开放 互联网治理 现代化  政权安全
    1986 年，越南共产党开启了革新开放的历史进程。1997 年，越南接入国际互联网，其后 20 年其互联网保持了高速的增长率，2017 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 60%，超过 47%的全球平均水平，进入发展中国家前列。2018 年 6 月 12 日，越南国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标志着越南对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互联网发展深刻影响了越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治理随之进入国家治理的视阈。从越南的实践来看，互联网治理与越南革新开放密切互动，息息相关，其治理中的成绩和问题值得深入总结，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越南互联网发展与革新开放的关系

    互联网是 20 世纪下半叶新科技革命的产物，互联网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先进、最前沿、最发达的生产力的集中呈现。在 20 世纪末的网络信息化浪潮下，越南革新开放一旦“触网”，经济社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既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动力，又带来了艰巨的治理挑战。

    一方面，互联网发展给越南的革新开放带来了新动能。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保持较快速度增长，被认为是世界上除中国外建设社会主义最为成功的国家，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展望五国(VIS-TA)之一。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后，越南党和政府把互联网产业发展作为振兴经济与促进开放的重要抓手，不遗余力地给予国家投入和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方面的支持。自 2000 年以来，越南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年均增长 20%—25%，吸引了大量海外投资，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产品加工组装基地，被称为“东南亚硅谷”，发展成绩十分抢眼。到 2014 年越南互联网产业的营业收入突破 270 亿美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和 转 型 升 级。 同 时，越 南 制 定 了《2016—2020 年电子商务发展总体规划》，通过完善电子商务体系、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力争到 2020 年30%的越南人习惯在网上购物，电子商务营业额突破 100 亿美元，人均上网购物消费金额达到 350 美元。此外，越南党和政府把电子政务建设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和目标，不断出台电子政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大力推进政府网站建设和政务信息公开，不断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透明度，改善整体营商环境，提高国家在吸引外资、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力。总体来看，越南抓住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契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为革新开放增添了新动力，取得了新成效。

    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给越南的革新开放增加了新变数。互联网发展极大改变了越南的舆论生态格局、公众监督途径和政治动员方式，在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同时，也给革新开放事业提出了新挑战，带来了新变数。2016 年越共十二大前后，互联网舆论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网上出现对越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声浪，越共中央领导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目前着重通过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手段推进和平演变，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研究发现，经常接触“黑网站”信息的越南大学生群体，其思想、精神、人格均发生了较大的消极变化，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下降。此外，越南国内的政治势力利用互联网形成各种网络请愿团体，发起网络请愿行动，涉及宪法修改、人权维护、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对党和政府施压，产生了日益强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再加上越南党和政府允许谷歌、脸书、推特等公司和新媒体在国内运行，使得大量越南年轻网民成为其用户，导致海外势力、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在敏感的政治事件上发挥着重要而又微妙的作用，进一步增加了政治不确定因素。近年来，越南的政治革新力度较大，其改革精神和试错勇气值得钦佩。但是，互联网发展深刻“嵌入”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其所带来的渗透性、迁延性、突发性前所未有，一旦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系统性危机。

二、越南互联网治理的实践做法

    伴随着互联网在越南的普及渗透，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指出，信息战、网络战等新型战争已经出现且十分危险，它们通过经济、文化、外交活动展开，并与“和平演变”、“暴乱推翻政府”等手段结合在一起，要加大互联网治理的力度，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越南信息通讯部部长张明俊强调，通过互联网治理，“一方面促进更有力的应用和开发，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要确保维护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被西方学者称为“灵活控制”。

    (一)大力发展互联网技术。越南党和政府认识到，越南互联网产业的产品附加值较低，技术的含金量不高，尚未掌握核心技术的“命门”，这些成为互联网治理中的“软肋”，必须根本改变这种被动状态，通过技术发展维护互联网主权和互联网安全。2010 年，越南出台《使越南早日成为信息传媒技术强国》方案，明确提出把信息技术发展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提高国家竞争力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能力，到 2020 年信息技术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 8%—10%，宽带覆盖率达到 95%。2014 年，越南成立信息技术应用国家委员会，由政府总理担任委员会主席，制定信息技术发展规划，统筹各个部委的信息技术发展工作，致力于发展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应用推广和人力资源建设等。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植下，近几年越南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特别是大型软件、超微电路产品、半导体产品等领域出现重大技术突破，正逐步从电子零件和设备生产基地向更高层次的信息产业研发中心转型，越南年轻人的互联网创业指数超越中国，越南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军海外市场。根据越南信息通讯部的统计，2014 年越南的“． vn”域名注册数为28. 6 万个，位居东盟国家首位，2017 年其IPv6 连接率超过中国，位居东盟第二、亚洲第四，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成绩在发展中国家中相当引人注目。

    (二)坚决维护互联网安全。随着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和互联网深度介入社会生活，越南互联网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2015 年，越南手机用户遭受的攻击数量排名世界第三位，受到网络病毒攻击的次数排名世界第十二位，网络病毒造成 8. 7 万亿越南盾的损失，相当于每一个越南网民损失了 125. 3 万越南盾。越南的信息安全指数不断攀升，从 2013 年的 37. 3 分、2014年的39 分、2015 年的47. 4 分到2016 年的59. 9 分，凸显其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加大。越南党和政府清醒认识到，互联网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息息相关，必须进行大力整治，促进安全形势实现好转。除了努力提升互联网技术水平、提高互联网安全的保障能力，越南抽调技术专家和骨干人才，组建互联网安全应急反应小组，同时成立越南网络安全局，专司网络安全工作。2015 年，越南颁布《网络信息安全法》，加强网络安全治理的顶层设计，健全网络安全治理的法律框架，整合网络安全力量，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渗透行为。通过设立“越南互联网日”、“越南信息安全日”等纪念节日，吸引大学生、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活动，加强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教育，提升网络安全意识。此外，越南加强与东盟国家和日本、新加坡、芬兰等发达国家的网络安全合作，加大网络技术人才培养，学习应对黑客攻击的先进经验，提高网络应急反应能力，有效降低来自外部的网络攻击风险。

    (三)深入治理互联网舆论。越南在互联网治理中提出“建设安全健康的信息社会”的目标。互联网信息舆论事关人心向背、党和政府形象，是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内容。越共十二大明确提出:“重视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工作，保证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方向和审美观。” 针对互联网舆论的复杂局面，2013 年 7 月越南政府出台 72 号法令，规定个人社交网站上只能发布“私人信息”，不得涉及“公共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严禁互联网企业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发布危害越共领导、越南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该法令受到国际舆论、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的批评，被称为“东南亚互联网审查之最”。同时，越南政府组织和培训了 900 名专门人员，经常性地在网上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出现突发事件时，则从事舆论引导工作。事实证明，越南的互联网舆论治理工作一方面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促进思想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面临海外信息渗透和互联网信息泥沙俱下的严峻考验，需要以创新思维和灵活方式应对信息全球化的挑战，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

    (四)高度重视互联网法治。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越来越行不通，需要建立科学、规范、完备、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政府、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互联网行为主体设立明确的行动边界，保障权利和义务的履行，确保互联网空间的安全和秩序。越共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继续完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完善法律体系”等未来五年的主要任务。互联网在越南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同样需要大力加强法治规范和法治保障，越南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依法治理互联网。根据越南信息通讯部的统计，1996 年以来越南颁布的互联网治理法律法规和各类文件共计 250 项(其中包括 8 部法律、42 部法令、6 项指令、82 个决定、1 个条例、111 个通告)，其中在 2014—2015 年颁布 42 项，明显加快了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建设速度。2018 年 6 月 12 日，越南国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加强了对网络的管理。同时，越南党和政府要求提高互联网治理立法的质量和水平，不以文件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标准，要破除部门利益的羁绊，大力推进互联网治理的制度建设，减少行政执法的随意性;重视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之间的系统化、体系化和相互衔接，提高互联网立法的级次，逐步减少规范性文件的比例;加强互联网治理专业法律人才队伍的培养，在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听取和吸收企业、网民和社会组织的意见建议，更好地促进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协调。

三、越南互联网治理的现实启示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浪潮下的革新开放是越南党和政府的重大战略选择，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的显著效果。互联网本身具有开放性、全球性、创造性等特征，互联网发展要求与革新开放趋势本质相通、内在契合，给革新开放注入新鲜活力，产生变革动力，又带来稳定压力。总体来看，越南的互联网治理能够顺应网络信息化趋势，大力助推革新开放事业和经济社会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意义的参照和借鉴。

    (一)社会主义在信息时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伴随着苏东剧变和苏联在信息时代的落败，西方学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和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主张社会主义与信息化的“冲突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信息化之间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社会主义必将被信息化浪潮淘汰出局。这类观点凸显了西方的思维偏狭和盲目乐观。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得互联网发展先机，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信息化给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与工业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技术和基础设施上存在明显“代差”不同，网络信息化的迭代更新使得社会主义再次和资本主义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在网络时代，生产要素发生了重大变革，信息数据成为推动技术革新和生产力发展的“金山银矿”。新经济领域不再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竞争，而是信息空间主导权的竞争。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有利于促进信息化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够克服“信息悖论”，甚至信息化的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更能彰显制度优势。此外，网络信息化在生产领域呈现出“大规模社会协同”效应，一旦这种效应从生产领域向政治领域、生活领域、文化领域全面扩展，原先由大资本主导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和价值观念传播模式将受到极大冲击和影响，资本主义的权力宰制难以为继，“互联网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变平的过程”，给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赋予了全新能力，促使更加平等、自由、和谐、共享的组织形态和生存状态出现。而这些与社会主义关注“众微个体”的主张存在本质相通之处，助推了现代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演化的趋势。信息化推动全球化，同时又不断消解资本主义的权力体系。因此，“两制”在信息时代的竞争和较量远未尘埃落定，从某种程度上说，伴随着中国、越南等国网络信息化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

    (二)社会主义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亦能够实现信息化。越南作为互联网世界的后来者，在经济技术比较落后的基础条件下，不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和做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互联网发展和治理模式，取得了信息化建设上的显著成就，体现了突出的制度优势和战略自信。概括来讲，就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对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主导互联网治理，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规划，形成推进网络信息化的顶层设计，稳住战略方向，保持战略定力，政府扶持并依靠国内外力量发展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产业，为互联网发展和治理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向前发展。从现实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小国老挝、朝鲜、古巴的信息化基础均十分薄弱，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
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艰巨任务，“数字贫困”的风险已经出现。越南的成功实践毫无疑问对社会主义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只要能够掌握互联网的发展和治理规律，选择适合国情特点的治理模式和发展政策，加大对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产业的投入，利用互联网发展的迭代优势，互联网的后发劣势也有可能转化为后发优势，成功跨越“数字鸿沟”，甚至实现“弯道超车”。越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复杂环境和艰难条件下进行的成功实践和探索弥足珍贵，激励了互联网后发国家积极发展互联网技术以振兴经济，实现互联网发展成果的社会转化，推进互联网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必须有效化解互联网治理风险和政权安全风险。21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互联网技术优势，推行网络霸权，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网络战略的主要对象，企图实现颜色革命和制度替代，鼓吹“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越南则一直是西方政治输出的重点目标，美国表示要“推动越南向苏联和东欧方向发展，实现越南的自由事业，把越南纳入民主阵营”，对越南依法处理互联网异见人士“表示关切”，通过各种渠道“假以时日，改变越南”。越南在互联网发展和治理中遭遇到网络安全、信息渗透、政治动员等多种风险，危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西方利用所谓的“社交媒体革命”实现了多国的政权更迭，越南党和领导人从中汲取教训，将网络安全问题、网络意识形态问题作为互联网治理中的重中之重，将维护越共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长治久安作为核心利益，通过技术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外交手段对互联网进行综合治理。一旦发生危及政权稳定的事态，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绝不向西方压力屈服。但是，出于利用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的考虑，美国对越南采取了“积极拉拢”与“和平演变”并举的举措。而越南出于现实利益需要又与美国频频互动，允许谷歌、脸谱、推特等公司在越南经营和扩张，导致一些政治势力借助互联网兴风作浪，增加了政治革新中的不确定性和变数，现实政治与网络动员叠加，放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存在引发政治革新“翻车”的危险。

    (四)按照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积极探索多元治理之道。越南目前采取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总体上符合越南的国情、发展现状和革新开放的要求。从互联网迅猛发展、迭代更新的大趋势来看，不存在“一直正确”的模式和“完美无缺”的方案。互联网发展的动态性、开放性和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性、协同性考验着各国的治理智慧和治理思维。作为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国家，越南在互联网治理中依然存在过于强调政府部门的角色而非政府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运动式”治理手段较多而源头治理方法欠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互联网发展的匹配性不足等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些因素会制约越南互联网治理水平的提高。因此，以越南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发展和治理中需要牢固树立多元治理和协同治理思维，发挥网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建设性，不仅要重视执政安全的需要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也重视经济收益的需要、诉求表达的需要和民主人权的需要，更加注重非政府行为主体的互联网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对等，形成治理主体之间稳固的良性契约关系，从根本上化解互联网治理在
某些方面的“政府失灵”和“行政缺陷”，推动互联网治理的不断优化转型和向更高层次发展，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信息化保障和良好的互联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