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与此同时, 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的结构性问题非常严峻。在此过程中, 农村成为资金和劳动力的净流出地, 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发生了剧烈转型和变迁, 这些转型和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作用并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的进程。20余年来, 中国学术界采用“三农问题”的概念对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处境、转型和变迁进行了学术探讨, 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和极大的政策关注。然而, “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的个别现象, 而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普遍且长期存在的困局, 且早在19世纪欧美的资本主义转型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就曾是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遗憾的是, 在国际学术界有着长达120年历史的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农政问题” (agrarian question) 概念, 与“三农问题”概念非常相近, 且本可以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对话, 却被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1]。这一国际学术界通称的“农政问题”, 关注的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 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如何转型变迁以及未来何去何从。与中国学术界的“三农问题”概念相比, 它将农地纳入了研究和分析的框架, 构成了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四维一体。
在农政问题研究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粹主义1[2,3]、生计框架等理论思潮都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洞见和深厚的学术传统。其中, Kautsky 1899年出版的《农政问题》2一书开创了“农政问题”的学术传统, 列宁1899年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恰亚诺夫1923年出版的《农民经济组织》是另外两部影响力巨大的“农政问题”学术著作。关于“农政问题”研究的理论经典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贯穿了百余年世界所有国家发展的进程, 而建立在这些经典基础上的学术和理论研究更是穿越时间和空间, 并持续到新的千年。在当今的农村社会研究中, 亟须围绕“农政问题”的知识传统和理论脉络, 研究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转型过程, 即农政转型 (agrarian transition) 过程;与此同时, 构建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变迁理论, 即农政变迁 (agrarian change) 理论。
这里需要对有关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农政 (agrarian) 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农政问题”由考茨基1899年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4], 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变化, 其内涵也有相应的调整。本文将“农政问题”定义为: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国家发展, 如何理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 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方面是否以及存在哪些实质性阻碍因素, 如何解决这些阻碍因素以及如何使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发生哪些转型以成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动力, 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这些转型和发展?“农政变迁”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 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变化, 尤其指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
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样需要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分析逻辑的梳理,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与百余年来的理论经典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当代理论成果进行学术对话, 这些理论包括五大最为经典的框架, 即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本文是对生计框架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理论梳理和观点分析3。
二、理论溯源:生计框架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80、90年代, 在国际发展与援助机制失效、经济增长方式断裂和全球生态危机加剧的背景下, 包括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 (IDS) 在内的多个不同背景的组织机构开展了一系列跨学科并扎根实地的研究, 后来被称为“生计”研究。这些研究在反思传统国家主义的发展理念和干预实践的基础上, 尝试立足微观现实来理解农村发展和政策过程, 扭转传统的自上而下、以外部为中心的思想, 并逐渐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生计分析框架。
生计框架引起关注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理念和工具, 始于1992年Robert Chambers和Gordon Conway合作的一篇论文———《可持续农村生计:21世纪实践概念》。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并将“以末为先”的发展实践思考、农业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及回应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5]。这套框架真正开始受到重视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华盛顿共识”程式化的解决方案日益受到来自各种社会运动、地方实践和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 同时人们对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干预方式的反思也甚嚣尘上。1997年, 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 发布了《消除全球贫困:21世纪的挑战》的白皮书, 强调将国际发展项目的重心确定为减贫和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 将可持续农村生计放在发展的首要位置, 通过为穷人创造可持续生计来推动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在此背景下,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等机构此前已经推进了十余年的生计研究迅速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 生计框架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被快速主流化, 形成一种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农村发展策略和农村发展范式, 并成为发展领域的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在阐述具体发展问题、制定发展战略、进行项目监测评估时的重要参考和指南[6]。
生计框架存在多个版本,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an Scoones教授总结的一套框架[7]。英国国际发展部后来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在发展实践工作中也被广泛应用。时至今日, 生计思想仍在被继续调整和更新, 以更好地理解气候适应、减灾等全球新挑战[6]。生计框架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Ian Scoones、Anthony Bebbington等。
生计框架关注生计结构的微观层次和复杂的地方活力以及人们在谋生和构建生活世界方面的多样化方式和能动性[6]。其核心是理解影响人们生计的限制因素和用于克服脆弱性的各种资产, 以及如何基于这些资产制定生计策略[8]。其基本假设是“穷人并非一无所有”, 分析的起点是穷人“拥有什么”, 而不是“没有什么”。换句话说, 生计框架从分析农户的优势而非需求入手, 尝试挖掘其内在的潜力, 并探索如何消除那些阻碍潜力发挥的障碍。其分析单位可以是阶级、种族、年龄、性别等可识别的社会群体, 但在实际操作中, 分析单位通常是农户, 分析层面也以微观为主[9]。生计框架将生计背景、构建生计的各种资源、生计策略以及生计结果联接起来, 并提出了关于不同元素之间如何关联及产生什么结果的假设。具体而言, 它主要关注以下要素:特定背景下 (如政策架构、政治、历史、农业生态与社会经济条件) , 什么样的生计资源 (不同类型的“资本”) 组合, 会形成什么样的生计策略组合 (如农业集约化或粗放化、生计多样化和劳动力迁移) , 以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6]。该框架尤其关注制度过程对人们采取策略和达成目标的能力的影响[7]。
生计框架综合了多个学科, 融合了农村发展、减贫和可持续性等维度, 试图超越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局限, 将围绕社会、环境和发展的研究与实践的不同层面整合起来[8]。其最重要的特征是, 将不同地区的不同个体如何生活作为研究的起点, 对个体所从事的职业、维持生计的多种方式、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方式以及所从事的活动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生计框架跨越了人们以往认知的各种边界, 跨越了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区分, 跨越了各种活动 (如农业、工资性就业、小规模企业等) 的区分, 而更关注人们实际上做了什么。生计研究也因此具有综合性、地方嵌入性、以人为本和跨部门等特点, 且经常通过深入的实地工作和群众参与来获取知识和信息[6]。
生计框架分析被研究者和实践者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健康和农村发展等各个领域。该框架对农村、农业、农民和农地的转型变迁研究, 虽然在不同的情境和实践中深浅程度不一, 但仍有一系列关于农政变迁的独特理解。
三、农村:生计构建的一个场域
从全球来看, 农村是贫困发生程度最高和最集中的地区, 且生计机会不平等的现象普遍存在[10]。Robert Chambers在其著作《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中, 反思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以城市为中心和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 以及单纯强调增长和现代化、国家主导、依靠外部援助和外部干预的农村发展模式。他指出, 这种发展模式未能有效减少、甚至反而加剧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 而农业产值的增加也主要流向了城市和农村富人[11]。在生计框架提出之前, 如何测量贫困以及贫困特征所发生的变化等, 一直是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重要议题。同时,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农村生计的多样性、动态性和多维性, 但始终缺少更有针对性的理解框架和评估工具[6]。
生计方法的提出则代表了一种农村发展理念和话语的转向。它重新定义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变迁的“目标”, 从强调国家主导到强调市场主导, 倡导通过底层的资源动员来创造和提升地方的能力、活力和竞争性[12]。在生计视角的倡导者看来, 对农村人口生计和需求的细致考察, 有助于制定支持穷人的农村发展政策, 有助于制定偏向穷人生计的农政改革战略[13]。在生计框架中, 村庄或社区是构建生计的一个场域, 它既是生计方式展开的背景, 也是各种生计资产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村庄中那些限制或推动穷人以一种经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的方式进行谋生的因素和过程, 直接或间接地调节着人们对生计资源的获取, 进而影响到生计策略的选择和可持续生计结果的可能性[6]。因此, 在生计框架看来, 制定乡村发展和减贫战略时既要关注农村的生态、地理和场域, 也要注意那些变化的维度, 如季节性、动态性 (一年之中的变化) , 以及农村中复杂的制度和其他条件, 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对人们的生计策略和生计路径产生重要影响[6]。除此之外, 生计框架还提供了一套衡量贫困的多维指标体系, 这些指标体系被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英国国际发展部等国际发展机构广泛采用[6]。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者和实践者将生计框架不同程度地应用于一些领域, 尤其是应用于对我国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诊断和减贫路径的探索方面[14,15,16]。
随着全球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国家和市场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 来自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压力和由此带来的各种机会, 使得农民只在村庄维持生计变得十分艰难, 国内和跨国流动日益普遍。这使农民生计的构建跨越了农村地理空间, 变得更加多元化。在有的研究者看来, 这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一种“新乡村性”的体现, 也是一种更能保障小农可持续生计的路径[17]。生计框架在理解这种变迁过程时, 更强调重视生计构建路径的复杂性, 超越将农村发展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单一活动的传统方法。同时, 他们对农民生计的分析也不再只局限于农村地域和对地方性资源的利用, 开始重视农民跨越地理空间、将乡村和城市联接起来的生计构建策略[18]。
四、农业:多样化生计活动的组成部分
生计框架对农业的关注与马克思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视角有显著区别。后者侧重于考察不同农业形式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率, 并常常把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置于一种“二元”对立之中。而生计框架分析则是“整体性”的, 或者说“无部门”的。它认识到制度结构、行动者、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多元性特点, 且农村生计的过程事实上经常超越农业和耕作, 包含一系列在地或离土的非农活动[6]。正如亨利·伯恩斯坦指出的, 很多农村穷人除了农耕, 还必须通过其他一系列工资性就业或“非正式经济”活动来维持生计[19]。这些就业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劳动分工:城市和农村、农业和非农业以及被雇佣和自我雇佣, 进而也打破了一些固定的概念、假设和身份。在生计框架中, 农民既可以通过集约化过程 (通过增加每个单位的物质投资或劳动投入来增加产出) , 也可以通过粗放化过程 (如耕种更多土地) , 在农业中 (包括养殖、渔业、林业等) 创造生计活动。除此之外, 农民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生计策略, 如生计多样化 (从事农业的同时还从事如小生意、跑运输等经济活动) 以及劳动力迁移等[6]。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 全球进入快速的农业重构阶段, 中小规模农场的存续遭遇危机, 乡村地区出现了普遍性的去农业化、去农村化和农民兼业现象。与此同时, 城乡经济部门的快速整合, 也为农户越来越多地参与非农活动创造了条件。人们注意到, 尽管主流话语认为中小规模农场要么走向规模化, 要么消亡, 但事实上很多农场存续了下来, 并出现了很多小型和兼业性的耕作方式, 同时, 农户在生产面积、经济投入和农业生产形式方面也非常多元化[20]。生计视角可以帮助人们跳出单纯从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框架谈论农业, 从而看到农户在面对外部压力和打击时的适应性策略, 为中小规模农业的现状、存续和多样性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因此, 生计框架经常被应用于理解不同类型农民的不同生计策略组合所导致的多元化的农业形态。例如, 对中国农户的生计分析发现, 农民的生计方式多样化导致农业呈现出“失活” (去农业化) 、小农贫困化、小农农业巩固化、农业企业化 (农业大户) 等几种不同的发展路径[21]。有的研究还注意到, 由于家庭角色和分工的不同, 性别与代际产生了生计策略的差异, 家庭内部在农业和非农活动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的分工[22]。这种现象被称为“男工女耕”[23]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24]。
生计框架也被应用于理解不同背景中非农活动与农业结构性变迁之间的动态关系, 并以此判断未来农业的转型趋势。在有的研究者看来, 农民基于灵活的家庭分工和生计资源利用, 在农业方面采取集约化或粗放化以及将农业和非农业结合起来的多样化生计策略, 正是中小规模农场在全球农业重构过程中维持乡村生活和农场存续的一种自我稳定机制[25,26,27]。基于这样的认识, Bebbington指出, 不能将农业生计简单等同于农村生计[8]。虽然很多农业生计可能陷入危机, 但也存在农业集约化的例子, 或者其他更可持续的替代性生计转型方式。而现实中关于小农农业的讨论很容易推导出一种观点, 即政策应该帮助人们离开土地, 流入城市。事实上, 如果考虑到城市的吸纳能力和农民失去生产资料等因素, 农村家庭的生计总体而言相对更为稳定。不过, Scoones对未来的小农农业生计并不乐观[6]。他认为, 当前宏观层面的经济变迁所引发的农村地区的结构性变迁 (如资源采掘、对农业的外部投资与土地攫取等) , 正在使生计机会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未来小农农业将会继续存续, 但越来越多的小农户会放弃农耕, 加入雇佣劳动队伍, 同时农民与城市的联接也会更强。
五、农民:采用多元生计策略的行动者
马克思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结构主义视角在看待农民与市场、国家的关系时, 通常将农民视为被动的主体, 且始终处于被牺牲者的位置。生计框架则吸收发展社会学的行动者理论, 将农民视为具有能动性, 能利用各种资源来积极构建生计策略, 同时不断改变和形塑其生计选择的社会结构的社会行动者[28]。在生计框架看来, 即便是农民中的“贫中之贫”, 在塑造其生计行动方面也是积极的决策者。这种对各种打击和压力的回应能力, 对于减少脆弱性和开展发展活动至关重要[29]。在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中, 这种理念主张反思过去自上而下、外部主导的发展干预方式, 倡导发展政策制定和发展干预过程需要利用农民自身的生计优势和能动性, 尤其需要重视农民的声音。相应地, 这种视角也提倡在发展实践和发展研究工作中采用参与式方法和民族志方法, 来更好地对农民进行赋权, 更好地理解农民能动性与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
生计框架在关注农民能动性的同时, 也关注这一群体的异质性及其生计策略的动态变化。它重视农民分化, 认为农民所拥有的生计资产、收入水平、性别、年龄和其他社会或政治地位的不同, 会导致非常多元化的生计策略和结果[6]。农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优势, 其生计策略也会随着个人能力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生计的构建就如同复杂的曲目, 不同人的生计融合不同的元素, 贯穿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因此, 要了解农民的生计, 则需要了解不同农户之间、不同个体农民之间的生计动力, 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资源分配与资源可及性、农户谈判能力与决策权等问题[5,30]。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全球经济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推动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尤其是小农场所受到的影响的研究。很多研究开始关注不同类型生产者的处境。在这种氛围中, 出现了一种“失败说”, 即认为传统的农民将被取代, 小农经济已经失去了弹性。其暗含的政策含义便是, 小农经济不应该再作为公共财政的投资和支持对象, 农民控制的土地资源可以被资本主义生产者更好地利用[8]。更为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 小农经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发展政策应该致力于帮助农民在城市部门找到替代性生计资源[31]。事实上, 世界银行在其《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中所倡导的农村减贫路径正是应和了这种思维, 即:鼓励农村穷人放弃土地, 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4。但围绕农民生计策略和生计方式多样化的各种研究, 则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些悲观分析之外的小农经济的弹性和适应性。如前所述, 生计框架总结了农民回应外部变迁和压力的几种策略:农业的集约化或粗放化、生计多样化和劳动力迁移。这种视角关注农民如何通过生计多元化来维持乡村生活和小农经济, 同时也关注移民的汇款对于改善留在村庄的家人的处境和投资农业的作用[6]。生计视角也被一些研究者应用于考察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同农民的生计策略与发展动力, 如留守家庭[32]、乡村留居者[33]、失地农民[34]和乡村中农[35]等。
总体而言, 生计视角的各种研究显示, 在全球农政转型过程中, 农民多元化的生计策略为自己或家庭成员创造了可以继续留在乡村、留在土地上的可能性。这些观点提供了农民除了走向无产阶级化、农业除了走向资本化之外的, 基于集约化的农民和农业转型路径, 以及基于农村生计的农政变迁和发展选择的更多想象[8]。
六、农地:农民最重要的生计资产
生计框架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农民 (农村穷人) 非常依赖于各种资产, 且这些资产及资产收益的可及性对其生计有重要影响[36]。其中, 土地被视为农民最重要的一种资产。那些出产于土地的产品、基于土地资源的活动 (如耕作、捕鱼、采集、开矿等) 以及土地等自然资源提供的环境服务等, 对农民的生计多样性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37]。具体来说, 生计视角对土地问题的分析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 将土地与贫困的动态变化过程相联系, 关注土地对改变脆弱性以及对减贫过程与结果的影响[38]。生计框架尤其强调穷人对湿地、森林和牧场等公共池塘资源的依赖和穷人在获取土地方面的弱势。对土地等资源的剥夺和破坏, 也被认为是造成穷人脆弱性的重要因素[36]。
第二, 考察社会结构对土地资源获取的影响。生计框架分析非常关注制度、组织和政策在协调土地等生计资源获取过程, 以及在定义不同生计策略的机会和限制等方面的作用。这种视角认为, 制度、组织和政策所主导的上述过程决定了结果的包容或排斥、机会或限制。一些不利的制度因素会导致社会排斥或不利于融合, 导致人们持续陷于贫困和脆弱[6]。农民对土地的获取途径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政府项目获得, 对应的是特定法律或政策框架下的正式制度;另一种是通过继承或乡土传统分配, 对应的是非正式的“习惯法”[39]。有的研究侧重于考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变迁过程, 以及这两种制度如何影响人们对土地资源的获取。例如, Li对印度尼西亚的一项研究显示, 经济林种植的引入造成土地占有的私有化, 改变了共享土地的地方惯例, 进而使占有土地较多和效率较高的农民迅速积累资本, 而占有土地较少且无法通过共有地等其他资源辅助生计的农民则陷入贫困的境地[40]。有的研究发现, 在很多发展项目中, 尽管有很好的土地利用规划, 但项目设计者却经常将“传统”制度问题化, 因此未能使土地利用规划很好地嵌入地方结构, 导致“社区资源管理”等努力常常失败[41]。
第三, 从行动者能动性的角度, 关注土地资源的分配、组合和利用的微观实践以及背后的权力和政治关系。在Bebbington看来, 土地等资产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生存、适应和减贫的物质条件, 它还是行动者用于发展行动和再生产权力以及挑战或改变那些有关控制、使用和转化资源的规则的基础[8]。Scoones也强调, 对土地等生计资源的获取受到多元行动者和多重权力关系的影响, 充满了谈判、竞争甚至是冲突, 农村发展和减贫过程不能忽视这种地方现实的复杂性[6]。
第四, 关注土地的商品化对农村生计的影响。这也是生计框架分析的一个新转向。近年来, 全球的土地攫取和土地交易愈演愈烈。一些研究者正在尝试将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生态学等引入生计框架, 关注资本积累和商品交换的过程、社会政治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制度结构。在关于土地商品化对农民生计的影响方面, 通常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倾向于为大规模的土地投资和土地交易进行辩护, 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 且对于国内外投资者、农村贫困人口、政府部门等都是“好事”, 尤其是对农村穷人来说, 是个潜在的生计机会。而政府要做的只是进行一些技术化的处理, 如加入一些管制的措施和条例, 形成有效的制度规范和原则来规避风险等[4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全球各地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土地交易和土地商品化进程, 很难带来减贫效果, 而且会导致对农民生计资源的剥夺和破坏, 甚至对农民生计产生剧烈的解体结果[39,43]。但在一些强调生计分析的学者看来, 对土地投资持纯粹支持或彻底反对的立场都过于简单化, 其实现实世界复杂得多,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外部投资和土地交易都是不利的。上述两种对立的政策讨论经常使一个较好的生计分析所试图呈现的现实变得模糊不清。关于农民生计所受到的影响, 则需要立足于微观情境和政策过程的具体背景来进行谨慎的分析[6]。
目前中国研究者从生计视角出发对土地问题的关注, 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在构建多元化生计过程中的不同土地利用策略, 如土地种植的结构、资金投入和物质投入的选择, 以及是否弃耕和离地等[44,45];二是考察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民生计的影响[46,47];三是围绕土地制度进行的讨论, 主要关注土地产权变化对于保障农民生计的影响[48]。
七、生计框架对当今农政变迁研究的启示
生计框架从最初旨在创造多学科和综合性方法的尝试, 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官僚化援助系统的操作化工具。它侧重于从减贫的维度来切入农村发展问题, 倡导一种基于穷人现实和“以人为中心”的农村发展。它认为农业只是穷人获取生计资源的多种策略中的一种, 并强调关注个体和农户所从事的职业、维持生计的多种方式和复杂生计活动的各种组合。它将农民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能利用各种资源积极构建生计策略且有能力改变社会结构的行动者。它关注土地与贫困的动态变化过程、社会结构对于土地资源获取的影响以及土地资源的分配、组合与利用的微观实践和背后的权力与政治关系。这套框架吸纳了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跨学科的概念和元素, 因而能够容纳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对话, 并实现跨学科合作。生计框架侧重于关注乡村减贫, 目标是“协助农民自己帮助自己”, 而不是致力于再分配的改革。其分析的起点是农户的优势, 即他们拥有什么, 而不是他们没有什么。因此, 该框架显得较为温和和价值中立, 它并不直接挑战社会结构和宏观政策, 因此在发展实践中, 很快被工具主义化和制度化。
生计框架也因此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批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过于地方化, 未能关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对气候环境的长期变化缺乏实质性的应对;对农村经济的根本性转型问题尤其是农政变迁的核心议题缺少实质性关注;过于沉浸于对多元生计的复杂性和个体创造力的分析, 而对历史、政治和阶级的分析缺少关注, 因此容易沦为意识形态工具, 而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等等[9,49]。伴随着各种批评和讨论, 生计框架也在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基于对方法论的深刻反思, Scoones试图将微观的地方生计与宏观的农政变迁联系起来, 引入更多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并提出要将生计视角与知识、政治、权力和变迁的维度结合起来[9]。但也有研究者反对将生计框架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农政变迁结合起来。例如, Bebbington认为, 将农政问题和农村生计合并在一起分析, 容易过于强调制度结构, 从而忽视农民多元的生计方式以及农民作为行动者运用其资产和策略挑战既有结构和制度的能力[8]。
总体而言, 生计框架虽然存在一些局限性, 但它对于理解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仍有诸多贡献。它提供了一种超越单一部门、单一职业、单一学科、单纯侧重于经济效率和国家干预的综合性视角。这种综合性视角能够引导研究者不仅关注宏观结构的变迁, 而且关注微观现实的复杂性、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改变结构的可能性,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农政变迁的动力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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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里的“民粹主义”不是指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策略的政治民粹主义, 即不是指政治人物轻言许诺、乱开政治支票、讨好和收买底层民众的做法, 也不是指非理性的群众集体狂热或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 而是指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研究小农农业的独特性与组织形式、“生存小农”的价值结构与存续性、土地的权利属性与分配合作、村社的独特性与乡村价值的学术思潮, 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式, 也可称为“恰亚诺夫主义”或“实体主义”。
2 国内译为《土地问题》。参见:考茨基.土地问题[M].梁琳,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55。该著作以德文撰写, 1899年正式出版, 书名为Die Agrarfrage, 在英语世界里被固定译为The Agrarian Question, 且Agrarian Question成为学术界通用的学术概念, 将之译为“农政问题”。
3 关于其他理论视角的农政变迁, 作者另有专文论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由于这些不同理论视角的梳理均建立在农政概念背景之下, 且都需要对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等概念做出定义说明, 因此, 这些论文均以“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为引言部分, 内容大体一致。
4 亨利·费尔特迈尔.农政变迁、人口迁移与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特场五, 2016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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